董思思:从赤脚医生到仪式专家:传统知识在乡村社会中的延续——一项阅读史的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30 次 更新时间:2019-12-11 09:11:02

进入专题: 赤脚医生   仪式专家   传统知识   乡村社会  

董思思  

   首先,我们已经分析过,这一地区的集体化改造似乎并不彻底,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的日常生活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有赖于传统知识的指导。例如在上文的处罚通知中,即使在“文革”期间,丧葬仪式仍然要按照传统习俗,请道士来“做功德”。应该说,尽管在政治运动的压力下,一些公共性的仪式活动可能无法举行,但个人层面的人生礼仪则始终存在。这些仪式早已日用而不知,“体化”为普通民众自身的一部分。究其原因,或可理解为普通民众在精神层面需要传统知识与文化给予的慰藉。正如刘秒伶在提及礼生的存在价值时,认为其“最大的意义还是给老百姓们精神上的动力支持。……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乡民所需要的精神动力依然没有改变”。65

   此外,庙宇和神灵之类的传统,亦能够满足乡民在社会层面的需求。黄树民在其著作《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中谈道:

   以这次庆祝神明生日的庙会为例。这正好是春稻移植完成的时候,村民有闲轻松一下。他们前几年很顺利,赚了不少钱,盖了好房子,买了好家具和日用品。所以他们想和家人亲友分享这份喜悦,回报亲友的帮忙,还可以趁机加强和远亲、旧日的同学和生意伙伴的关系。除了庙会,还有什么场合更适合?66

   黄的这一段感慨,发生在集体化时期结束之后。彼时富裕起来的并不仅仅只有其笔下的闽南林村。庄孔韶在闽东也观察到“农人近年生活改善,结婚盖房和修复墓地的家庭项目非常频繁,这为文化之媒活动在‘文革’之后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67由此看来,在集体化结束之后的乡村社会,对仪式的需求是相当强烈的。这也造成了对仪式专家的迫切需求。然而我们已经知道,集体化时期的教育以政治认同为主,而排斥传统知识与文化。正如庄孔韶所言,“基层社会正规学校教育的教材相当大程度上回避了农人生活中的习俗礼仪活动”68,在正规教育和民俗文化之间存在着隔离空档。这种供需的失衡,自然会导致知识青年开始学习各种传统知识。事实上,不仅仅是知识青年们在进入这一领域,老一辈的读书人也不约而同地在拓展自己的知识体系。刘秒伶的文章中就提及其外祖父本来只懂得做“敬菩萨、做福、安香火(写主牌)及画符治病”,到20世纪80年代才学会了看风水。前文提及的鲍某T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接受了传统的教育,但他同样是在80年代自学了风水阴阳之术。

   从另一方面来说,读书人成为仪式专家也有出于自身的考虑。尽管在访谈中,几位受访者都没有明确提及经济层面的因素,但是提供仪式服务能够获得报酬是毋庸置疑的。鲍医生提到在“文革”期间,其父暗中为乡民拣日择地,每次可以获酬一两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如果有人邀请仪式专家,在婚丧仪式或者经济往来中代写各种文书的话,早年间虽然都是义务帮忙,但也不免要将后者奉若上宾,一顿酒席款待总是免不了的,近年来则有数额不等的红包相赠。另一位受访者也提到,虽然代写文书有时要自费贴补纸笔钱,但是也能受到乡民某种程度的尊敬,譬如自留地会有人帮忙干农活。69从刘秒伶的叙述中,我们也得知其外祖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帮人家做福什么的很能赚钱”,待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重操旧业时,“平均每年的收入是3442元,这比万安一个普通农民的收入要高”。70可见,经济因素也是促使知识青年成为仪式专家的重要动力之一。

   不过,在经济因素之外,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以及对乡村日常生活逻辑的遵循,恐怕是更为深层的动力。在集体化时期的乡村社会,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身处国家政治与乡村传统的夹层中,似乎陷入了某种身份危机。一方面,在求学的阶段,他们必须学习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课本,同时无法习得乡村社会的知识与经验,这使得他们在客观上从乡村社会中被割裂出来。正如高默波指出的,对大部分人来说,离开学校后,学校学的东西根本派不上用场,而因受教育走出村子的人,则又与乡村生活无关。71另一方面,由于乡村社会的生计和经营模式始终未能被国家彻底改造,传统知识仍然在乡民日常生活的某些层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传统需要由仪式专家继承并实践于日常生活之中。在乡民看来,传统知识的继承和实践,理应是读书人应该担负的职责。一位担任过大队干部的受访者曾经表示自己“不识字,没文化”,但随后他又表示自己参加过扫盲班,能写信,记工作笔记。当笔者追问这其中的矛盾时,这位老人告诉笔者,在他看来,所谓的文化人,说的是那些会写契约、阄书、对联等礼仪性文字的人,如果字写得漂亮,则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反之,像他自己这种只懂得一些应用性文字的人,并不能称之为读书人。72由此观之,对于新中国成立后接受教育的一代人而言,他们虽然拥有学历,国家认可其“知识青年”的身份,但在乡村社会,他们并不符合乡民对读书人的要求。

   与此类似的情形,在废除科举之后二三十年的民国也曾经出现过,大批接受了“新学”的读书人,因为所学不能在乡村得到认同,于是纷纷离村,到城市去谋生。73但在集体化时期的城乡二元制度下,除了高考、招工等为数不多的渠道,绝大多数读书人必须以“返乡知青”的身份回到乡村和乡村日常生活的逻辑当中,这就要求他们必须重新对接乡村社会的知识传统,否则就可能难以在乡村中立足。因此,对于这些返乡知青而言,从赤脚医生开始,转为仪式专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还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从赤脚医生到仪式专家的转型过程,似乎并未出现在所有地区,其原因,恐怕正在于“旧书”的有无。事实上,在许多乡村地区并没有如永泰这般在政治运动中残留下来的各种书籍。以高家村为例,在“破四旧”运动中就无书可烧。除了地主,其他村民几乎连纸都很少见到,以至于想要找一些练习书法用的纸都要大费周章。74与之相比,本地的“旧书”显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由于这些书籍承载的传统知识仍然在日常生活中被实践,使得普通民众必须冒着风险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将这些书籍保留下来;另一方面,这些返乡知青在赤脚医生的培训过程中,接触到了包括医药书籍在内的这些“旧书”,这为他们后来转型为仪式专家提供了知识上的基础。概言之,正是由于“旧书”在本地区的大量存在和广泛使用,为乡村社会的传统知识的继承和延续,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在集体化时期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可能性被凸现出来,变得更加重要。

   时至今日,这几位曾经的赤脚医生已经妥当地完成了向仪式专家的身份转变。除了在村卫生所继续担任乡村医生以外,他们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郭医生在学有小成之后,不仅在本镇活动,也到周边的几个乡镇为人择日,看风水。随着年纪渐长,他虽然已经不常出门,但还是有邻镇甚至邻县的客户慕名而来。郭医生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自己的字写得不够好,在本村写写还可以应付,有时远方客户来的时候,就未免拿不出手,往往要请字写得好的老人家把结果再誊抄一遍。鲍医生则在坐诊和拣日择地之余,积极参与永泰县的乡村振兴工作。倪医生虽然没有从事地理风水的工作,但他作为读书人,也经常帮村里的人写各种婚书、契约、人情簿、阄书以及各种文件。可以说,他们几乎完全继承了传统乡村社会中读书人应当掌握的知识与责任,在当代的乡村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

  

   六、结语

  

   回到本文开头的几个问题,我们现在或许可以给出一个初步的回答:在集体化时期,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一方面在国民教育中推行新课本,另一方面则严格管控“旧书”的流通,试图借此改造乡村社会的传统文化。但是,由于普通乡民的生计和经营模式未发生根本变化,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仍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传统经验运作。对于乡民而言,“旧书”所承载的传统知识仍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些书籍因而在政治运动的压力下得以保存。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一代人虽然在求学阶段接受了新的意识形态教育,但是在大多数人都不得不回到乡村的情况下,他们一方面出于生计的考虑,另一方面也须担负起传统意义上乡村社会中读书人的义务和责任,于是不约而同地成为仪式专家,借由“旧书”中的传统知识,在日常生活中为乡民提供仪式服务、处理文字事务,以满足后者的精神需求和社会需求。此外,国家的医疗政策在实践层面亦客观促成了这一历史过程。

   本文提及的乡村社会的仪式专家,其性质当与明清以来乡村社会中的礼生相同。对这一议题,学界已多有讨论。李丰楙通过对台湾社会宗教仪式中礼生、道士、法师等不同仪式专家的分工配合,讨论了礼生的社会地位、准入条件、知识传承方式和职责范围等。75刘永华分析了四堡礼生的文化实践及其使用的仪式文本,提出礼生应当被视为“沟通士大夫文化与地方文化、王朝礼制与乡村习俗之间的文化中介”。76王振忠基于徽州文书以及文献中的记载,讨论了徽州地区的礼生和仪式,并指出其与其他地区的差异之所在。77不过,上述学者的研究基本上均未涉及集体化时期礼生的情形。对此有所讨论的是庄孔韶在闽东的研究,他注意到了现代学校涉及中国文化的教材内容与民俗生活之间的脱节,这一空白便由各种“通晓儒家礼仪者”来填补,“他们多才多艺,如会书法,粗通诗词,联语,懂相术,为农人以生辰八字合婚,会阴阳,勘察房屋与坟墓风水,热心于村公共事务”,因此得到了乡民的信任。78庄氏对礼生的讨论,主要为了说明儒学是如何通过“先生”的文化实践传播到基层社会的。而从乡民的角度来看,相比儒学,“先生”所掌握的传统知识可能更为重要。此外,刘秒伶也提供了一个赣南地区当代礼生的个案。79与前辈学者的研究相比,本文聚焦于集体化时期仪式专家如何在国家强力管控的时代背景下,借由书籍实现对传统知识的继承和延续。可以看到,至少在山区乡村社会,由于经济模式的相对稳定,对于传统知识的需求始终存在。这一需求使得仪式专家在乡村社会始终有活动的空间,而较少受到集体化制度的影响。不过也须指出,时至今日,在乡村社会活跃的仪式专家也已纷纷步入暮年,而在访谈中,笔者并未看到今日的年轻人进入仪式专家的行列。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乡村社会要如何应对人口流失等一系列问题带来的挑战,还有待于学界进一步的观察和讨论。

   从本文对集体化时期结束之后赤脚医生向仪式专家转型的讨论中,我们亦能够一窥传统文化的复归之于某个特定群体的动力和意义。张小军认为,阳村之所以会在20世纪80年代再造宗族,从集体主义的角度来说,是因为宗族中“公”的概念在人民公社制度中得到了延续和加强,而在集体化结束之后,乡村秩序重建的过程当中,推动宗族“复兴”的老人精英借用宗族这一文化资源建构了自身的权威。80韩敏则认为宗族和民间传统仪式的“复兴”,主要是因为宗族和姻亲建立起来的人际网络关系在后集体化时期愈发重要,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对外改革开放则为宗族的重建创造了条件,此外乡民对宗族历史的感情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81丁荷生通过对莆田石庭民间信仰“复兴”的考察,指出了仪式网络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机制,仪式网络具备开放性和自我调整能力,使其能够应对现代化进程的挑战。82或许是受到各自研究主题的限制,上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社会组织或结构的讨论。本文则试图在读书人这一群体的层面上讨论传统知识得以延续的动力和条件。对于乡村社会的读书人而言,他们成为仪式专家,并不仅仅由于乡村社会的需求所带来的高收入,而是作为“知识青年”在回归乡村之后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事实上,即使是通过其他渠道走出乡村的读书人,一旦他们回到乡村,也同样要按照乡村社会对读书人的理解和认识来“扮演”相应的角色。前文提到的鲍某某就是如此。在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大学,后来在省城新闻部门工作,成为当地的大人物。而退休之后,他又以知名“乡贤”的身份,积极投身于永泰庄寨的保护和开发中。

本文的讨论,也许还可以为理解乡村的社会和文化在集体化时期的变迁提供新的视角和个案。波特夫妇(Sulamith Heins Potter & Jack M. Potter)在对广东曾埠的研究中,指出家庭和宗族的形式大致上仍然保持原来的样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赤脚医生   仪式专家   传统知识   乡村社会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底层研究专题 > 特殊群体研究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9397.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

44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