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中国外交软实力的强化:以国际法的基本范畴为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5 次 更新时间:2019-12-05 02: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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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  
是国际综合实力迅速提升的基础。当硬实力和软实力以及软实力的内在要素和外在要素实现优化组合时,国家实力就成为两者之积,否则仅为两者之和。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及软实力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的优先性排序和互动性整合,都会使国家实力呈几何倍数增长而发展为一种巧实力。(18)巧实力和“锐实力”与其说是一种单独的国家实力,(19)倒不如说是软实力和硬实力及其内在要素的最佳优化结果。

   有效的外交政策可以使硬实力和软实力之积成为综合实力。这意味着两个因数缺一不可,但准确把握国际社会的客观背景以分配硬实力或软实力的优先度,以及根据特定情势或事件的特定功能来最佳组合两者及其内部要素,都是促进国际法和软实力互动性的前提。在纯粹的数学模型中,当硬实力为零时,无论软实力多么强大,两者之积即综合实力为零。在实践中,两种因数有可能无穷小但不会为零,这时两者之和便有可能大于两者之积。在全球化的客观背景下,最低限度的硬实力应足以保证全球经济利润的增长,并有效应对金融风险。当然,也必须保障在军事上的战略威慑力,在此限度之外,中国应将硬实力向软实力转化。随着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民族融合的加强,国际法和国家软实力的互动性将进一步增强。

   国际法的主体论和价值论关注主体及其价值追求的主观能动性,它侧重于观念建构和主观认同,而本体论和运行论更多地关注客观的法律文本和现实的权力运作,前者体现软实力之属性,后者主要受硬实力影响。理念支配行动,内在的主体论和价值论沿着法律文化、法律原则、法律规则以及“行动中的法”的逻辑使软实力影响到外在的国际法的创设及其实施。国际法的主体论和价值论,揭示了外交软实力的内在渊源及其强化的逻辑起点。国际法主体及其法律人格的完整性决定了国际法实践的原始动机。国际组织和国际法上的个人追求不同的法律价值,并发展出不同的法律规范,从而增强或削弱了国家外交行为的合法性。通过国际话语权和国际议题的设置来美化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增强文化吸引力与政治影响力,是中国强化国家外交软实力的重要路径。这在国际法的实践中主要体现为国际法的主体塑造和价值重构的能力。同时,促进大国政治和国际法的互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以承担大国责任,也是增强中国外交政策的感召力和强化外交实力的前提。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软实力的强化:国际法主体和价值之主观能动性

  

   法律的主体论是其他基本范畴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而自然人在历史和现实中是所有法律人格的主体性渊源。自然人是天赋的法律主体,所有的法律价值都渊源于自然人对于法律客体的价值追求,并因个体价值观之差异而产生了自然法、实证法等不同的法学流派。作为一种法律人格,民族国家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也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民主和法治使自然人的价值追求成为国家所追求的实体价值,在专制制度下,少数人的意志决定了国家所追求的法律价值。除了自然人和国家以外,其他法律人格则相应地追求特定功能或领域的法律价值,例如,跨国公司追求的首要价值是效率。因此,法律主体的拟制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法律价值的建构能力。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国际法的主体性及其价值建构尤为重要。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外交软实力强化的主体观

   在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在促进世界和平的同时也给人类的非传统安全带来了各种挑战,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安全、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都威胁到人类的整体生存。为了顺应和平与发展的两大潮流,中国政府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将有利于中国沿着国际法主体论的逻辑提升其外交软实力。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全面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和主要内涵。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主要包括基本原则、更为明确的目标和更为系统的新安全观。(20)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安全观是人类主体性在价值论上的体现,强化了中国外交的国际法话语权。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接受和积极参与,(21)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其主体观的国际实践提升了中国外交的软实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主体性上从“互”性到“共”性的飞跃,它超越了大国和小国之政治对立而促进了人类主体意识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的“复合相互依赖”(22)和全球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日益增强,共同的生存威胁和安全风险使人类休戚与共。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23)英语中“人道主义”和“人类”在词汇学上的同源性也体现了人类主体性的人道基础。(24)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从利益共同体到责任共同体再到命运共同体,展示了社会共同体扩展的内在逻辑。从平等伙伴之对话协商到多边主义之共建共享,从经济之发展和繁荣到人文之包容和互鉴,最后到人类共享的绿色世界,(25)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共处”向共同体的“共荣”发展,并沿着一体化的“溢出效应”迈向人类的主体性。(26)

   作为一种主体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叙事将会提高中国外交政策的感召力,这便要求在外交实践中加强人类主体性的政治建构。人类的主体性及整体利益的保护必须存在其运作机构和制度支持,否则其主体性将会成为空中楼阁,反映其主体性的法律规范也无法成为“行动中的法”。在不结盟政策的基础上,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主体地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外交实践。纵观国际关系史,世界大战的爆发都是传统军事联盟对立性恶化的结果,结盟政策往往会导致军事之主体联盟,这使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更为脆弱。更为重要的是,在发达国家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中形成的发展鸿沟,最终引发了各种安全危机而威胁人类的整体生存。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实践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主体地位的强化。“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在WTO法和海洋法领域都得到了国际法的充分实践。(27)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背景揭示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主体地位的肯定和重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促使中国承担起负责任大国的历史使命,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外交软实力,并实现了软实力和法律主体性的互动。

   在人类主体性的社会基础构建方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目标去推动非政府组织及其公共外交(28)的发展,将有利于培育与人类的主体性相对应的国际社会意识。沿着国际法主体论的基本逻辑,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公共外交都有利于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和保护国家在国际法上的基本权益。在国际人道主义和环境保护领域,为了保护人类共同利益或基本权利,国际非政府组织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性建构。“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29)“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共建、共商、共享的社会根基,它使“经济发展带”升华为“文明交融创新带”,这有利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支配下通过公共外交塑造国家形象,并全面提升中国的外交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实践中,应加强那些代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建构,提高其法律行为能力。例如,在海洋法领域,应通过海底管理局的主体性强化来实施人类共同继承遗产的法律原则,应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54条之下的审查制度来发展海底管理局的职责范围和行动能力。

   国际法主体的发展必然会促进国际法的价值变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观念确立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30)共同安全揭示各国在安全秩序中的相互依赖和整个人类在命运上的休戚与共,它是对军事同盟和传统集体安全制度的超越。综合安全涵盖了非传统安全意义下的积极和平,它使消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鸿沟尤为重要。只有各国在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实现实质平等,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共赢的国际合作,才能建立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可持续安全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体现。

   (二)和谐观与中国外交软实力的价值基础

   在国内法中,法律的价值渊源于同质的法律文化和政治传统,正义往往被视为终极价值,秩序被视为最重要的形式价值。在国际社会,民族文化多元使主权国家无法就正义达成共识,也没有“国际宪法”来阐释国际法的基本价值,有关国际法价值的探讨只能依赖于《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的文本分析。作为最重要的国际造法性公约,宪章的基本宗旨无疑是国际法价值的权威表达。宪章第1条前3款依次规定了富有内在逻辑和优先排序的三大实质性宗旨,其中国际和平与安全是国际法的首要价值。因此,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沿着国际法价值体系的内在逻辑推动其价值变革,将会有效地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霸权政治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国际法主体上的实质不平等,资本主义对利润的疯狂追求和对大自然的征服导致了生态危机而威胁人类生存。

   西方文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个人主义展现出与国内社会截然不同的面孔。从洛克的天赋财产权到西方国家对外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实质上是经济全球化,是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西方的全球化异化了自然人和国家的主体性,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滋生了恐怖主义,在全球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及其利润增长中使发展中国家日益边缘化,商品的平等和资本的平等异化了个人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实质平等。在国际关系中,跨国公司及其母国通过新自由主义将个人主义发展为人类中心主义,其结果是对大自然的征服导致了气候变化和生态多样性威胁等生存危机。尽管经济全球化促成了国家之间的复合相互依赖,但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只是与商品平等的形式价值相适应。这种和平只是消极的和平,因为个人与国家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在发展鸿沟和数字鸿沟中被异化和扭曲,这种秩序在内涵上没有正义性,不能称之为儒家文化的和谐。相对于前者而言,和谐则是具有一定正义内涵的秩序,它预示着主体之间的实质性平等,在国际社会中也体现为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包容和尊重。

   宪章第1条前3款依次规定了国际法价值体系的内在逻辑和优先性。第1款之集体安全制度所追求的消极和平构成了国际法的首要价值。第2款所强调的国家间友好关系则使消极和平向第3款的积极和平过渡。第3款强调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来非歧视地尊重全体人类的基本人权和自由。民族文化的融合将促进国际正义的认同,使普遍和平具有正义性。(31)宪章第1条前3款体现了国际法价值发展的历史趋势,消极和平与友好关系之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基本人权,和平权、发展权和环境权因而被界定为“人民”的集体人权。(32)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将有助于推动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之间的内在互动,消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鸿沟以构建新型的平等互利与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从而在实质平等中追求积极和平与普遍安全。

   在国际关系中,外交软实力的提升也要求中国沿着本体论和运行论的路径去促进国际法的发展,通过国际造法能力和国际争端解决能力的强化有效地推动国际法治的实践和国家权益的维护。更为重要的是,国际法渊源的开放性和国际法实施对大国政治的依赖,有利于中国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大国责任来构建国际软法体系,在大国政治和国际法的互动中增强全球治理的外交软实力。

  

   三、中国外交软实力的法律强化路径:国际法的本体构建与运行实效

  

随着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国际法为国家的外交行为提供了合法性支持。国家利益的维护、国家形象的改善以及外交政策的感召力,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其国际法实践,其中主要包括国际法的创设和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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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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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法学》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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