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飞腾:特朗普主义与美国同盟体系的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4 次 更新时间:2019-12-03 23: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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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飞腾  
也有研究认为,东道国在回应在外国驻军的军力部署时,会考虑区域安全环境,而不仅仅是考虑双边关系。

  

   还有从公共外交的角度对美国海外驻军进行的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受访者对美国军队在其国家的存在,大多数人持积极或中立的态度,而且,对美国民众的态度通常更为正面,对美国政府的态度则更为负面。美国军队在和平时期的部署会参与公共外交,这有助于提升美国在东道国的正面形象。此外,该项研究发现,菲律宾、科威特和波兰对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影响持正面看法的民众所占比例更高,而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一比例相对要低一些。根据研究可以推测,长期驻军被认为是对国家经济有更消极或中性的影响,而时间较新近的兵力部署则被认为是一种经济福利。不仅如此,还有研究表明,美国驻军规模的缩小会导致美国实施减少直接参与的对外政策。

  

   联盟与贸易之间的关系曾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研究课题,各方面的观点都存在,因而也并非如格拉泽所认为的联盟并没有促进经济开放。事实上,不同阶段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相同。例如,1997年的一份研究表明,从1960年到1990年,联盟和优惠的贸易政策都对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个包括大国在内的联盟进行的贸易行为远多于不包括大国的联盟的贸易行为。此外,联盟和优惠的贸易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解释双边商业模式至关重要,共同优惠的贸易政策和共同联盟的缔约国所从事的贸易行为,明显大于任何不在这一制度框架内的其他成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说两个机制叠加后,效果也会叠加。2016年的一份研究更进一步表明,国家拥有更多的共同联盟,且两国均在一个联盟体系时,两国间的贸易水平更高。此外,在一个联盟体系网络中存在一个核心的国家时,联盟成员往往与联盟中的核心国家进行的贸易更多,而与不属于该联盟的核心国家进行的贸易较少。

  

   与一些人把中国当作战略威胁不同,格拉泽认为中国崛起可能会带来好的结果。格拉泽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个错误框架是一种静态的框架,它鼓励夸大美国面临的威胁,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威胁。但格拉泽在文中假设,即便中国经济继续崛起,经济开放在总体上也有利于美国的利益。显然,这个假设与特朗普政府的多数人所秉持的政策存在重大偏差,也与格拉泽的结论——“某些时候”不利于美国相违背。从前文所列举的文献来看,多数人认为,“特朗普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否定全球化,原因之一是认为中国获益过多,美国损失偏大。而且,格拉泽还指出,由于美日同盟的存在,降低了中国对日本的担忧,因而中国愿意积极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格拉泽强调,中国在未来数十年也不会改变这个看法。如果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这个观点有着非常大的合理性,那么现在和将来美日同盟的因素对中国的影响完全不同以往。事实上,对于美日同盟,中国和美国对该同盟体系的看法几乎完全对立。中国认为该同盟是进攻性的,美日两国均认为该同盟是防御性的。西方国家认为,联盟有威慑作用。冷战后,美国同盟体系的存在降低了国家间的政治冲突,缓和了安全竞争的国际关系,因此,具有积极的效应。但是,中国认为联盟是冷战的产物,是一种零和博弈,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因而,中国在1997年和2014年相继提出“新安全观”和“亚洲安全观”等战略概念。康灿雄(David C. Kang)等人认为,东亚地区已经实现了地区性的权力转移,随着中国越来越富裕和融入东亚国际体系,东亚国家的防务开支占比稳步下降,从1990年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35%下降至2015年的平均占1.84%。而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军事承诺有所下降,美国对东亚地区的关注度有所减弱。因此,东亚的稳定不应归功于美国。

  

   中美冲突的根源并不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因为中国的确凭借融入国际秩序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而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硬实力并未显著下降。真正的挑战似乎在于,中美两国对同盟体系的迥异看法。对美国而言,同盟体系不仅是其实力的组成部分(尽管格拉泽对此颇有质疑,而米尔斯海默主张在亚洲构建类似北约的军事联盟),也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并不在政策构想的清单中,“特朗普主义”更加重视基于种族等文化因素决定的国家身份。因此,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将同盟体系作为独立的单元,而不是作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不过,此方案在理论上面临的一个挑战在于,没有同盟关系支撑的亚太新秩序是否可行。

  

四、美国同盟体系的扁平化:一个概念性思考


   在讨论国际新秩序以及美国同盟体系的未来时,需要重视几种思想资源。第一种是关于作为治理形态的企业文献。长期以来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是,研究企业战略联盟的文献与研究国家间结盟的文献相互并不交叉。但实际上,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这种情况是可以加以改善的。按照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的理论,可以从时间维度把制度分成四个大类:一是以百年尺度衡量的规范、习惯和传统等;二是包括宪法、法律和产权在内的正式规则;三是合约,也包括政府角色的界定;四是具体的资源分配和就业制度等微观层面。威廉姆森认为,实证政治理论通常关注的是第二类制度。无独有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肯尼思·尼尔·沃尔兹(Kenneth Neal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曾参考了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竞争和寡头竞争中的企业行为的分析。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创立曾从制度经济学中借鉴良多,研究制度的国际关系学者也都重视交易这种分析单元。对于新制度经济学而言,企业并非事先就存在的技术实体,而是与市场一样,只是组织的替代模式而已。企业、市场以及等级制等不同的组织模式,主要取决于不同的交易成本。近年来,杰弗里·弗利登(Jeffrey Frieden)、戴维·莱克(David Lake)和肯尼斯·舒尔茨(Kenneth Schultz)合著的《世界政治:利益、互动和制度》一书也突出了“互动”的重要性。互动与交易具有类似性,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发现,互动的重要性与制度经济学家将交易作为分析单元从而推动经济学的研究一样,也给思考联盟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

  

   第二种需要重视的思想资源来自基于产品分工理论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价值链理论同样与新制度经济学有很深的渊源。加里·杰里菲(Gary Gereffi)认为,交易的模式可以分为三种:市场、网络与等级制。网络是处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模式,网络本身还可以细分为模块化、关系协作型和捕获型。通过这样一种分类,在市场和等级制之间分层就有了更多类型的关系型态。市场就是公平交易,即缺乏控制。从安全角度看,这种状态相当于国际关系领域强调的无政府,各行为体基本是平等的参与方。而等级制则是一体化的大型公司担任最高指挥者的角色,其他企业处于接受命令的一方,从权力关系看是高度不对称和不平等。从理论上说,处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都是网络化的状态。在网络化状态下,行为体的相对地位是比较复杂的,行为体之间不是单向度的关系,而是彼此都在建立联系。

  

   研究全球价值链的学者普遍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可以观察到的明显变化,即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贸易时代已经来临。目前,全球的贸易格局从以终端商品为主转向以中间商品为主,这种情况在亚洲表现得最为明显。经过30年多年的发展,一方面形成今天所看到的发达国家反对全球化的现象,“逆全球化”思潮正在席卷全球,发达国家的低收入工人的一部分工作岗位被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所替代。另一方面,经济规律还是根本性的,全球化不仅对发达国家的国内产生影响,也对国家间的关系影响深远。例如,前文讨论涉及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模式迥然不同于其他国家,中国是通过价值链快速进入地区生产分工体系,并通过地区分工体系获得自身的位置。而不是像拉美国家那样,由于缺少一个处于价值链中间位置的国家,大多数拉美地区的国家在美国的价值链分工体系中都处于劣势,因而难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从价值链理论的角度很容易看出,中国崛起的路径与国际关系的理论分析有所不同。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接近于美国的60%,但是,在价值链的分工地位上低于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因而,国际权力转移的力度,不如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预测的那么大。

  

   美国传统的同盟体系不管是和欧洲构建的北约多边同盟体系,还是和亚洲的双边同盟体系,美国都处于同盟体系的最高层级,因而是一种等级体系。牛津大学教授邝云峰(Yuen Foong Khong)认为,美国在世界上建立了最为成功的“朝贡秩序”,美国身处联盟网络的枢纽和中心位置,为盟国伙伴国提供军事保护,并为它们提供市场准入机会。而美国从同盟等级体系中也获得了收益,包括被认可为霸权和其他成员国仿效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理念。在等级制的研究方面,美国学者戴维·莱克(David A. Lake)认为,美国构建的战后秩序是一种等级性秩序,但在安全、经济领域的等级性程度各有不同,而且作为不同的组织形式,等级、网络和市场之间可以共存,但是如果群体之间敌意上升,那么等级制将比网络更有优势。有学者甚至认为,“国际政治研究中以等级制为中心的视角,包含了一条通向系统理论的道路,该理论能够适应全球的复杂性”。传统的同盟理论研究都是在等级制这个大框架下进行的研究,比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学者史密斯(Sheila A. Smith)关于同盟管理的研究、车维德(Victor Cha)关于亚太双边同盟体系起源的研究等。在国际关系领域,也有一些学者使用非对称概念研究国家间的关系,包括同盟体系等,实际上也属于等级制的框架。

  

   从未来的发展态势看,社会网络分析要比等级制可能更适用于分析复杂和不确定的世界。按照学科和理论化发展的路径,作为不同治理机制的形态,从无政府转向等级制,再进一步从等级制转向网络化。一般而言,社会网络分析有几个关键环节,包括确定节点、关系和纽带等。此外,社会网络分析也可以进一步分为节点分析、网络级分析和流向分析。新西兰学者范·杰克逊(Van Jackson)认为,网络结构与传统的沃尔兹结构主义有很大的区别。从节点之间联系的角度看,网络结构本身就是从关系中衍生出来的,这种关系在本质上是有限的、多维的,有时是相互依存的。相比之下,沃尔兹对结构的理解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军事力量上,认为推动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结盟的动机是基于军事力量的总体分布,而不是它所维持的整体关系网。杰克逊还强调指出,韩日关系是比较典型的网络结构的重要性强于传统结构的案例。虽然,韩国与日本均是美国的盟友,但韩日两国经常因为历史问题,违背美国对盟友的战略偏好。2019年8月初以来的韩日贸易摩擦,也再度证实了杰克逊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少见的总统,他坚持“美国优先”的内政外交政策,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奠定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国历届总统所坚持的传统国际秩序,是以多边方式建立自由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很多时候是单方面地开放美国市场。正是由于美国的让利,所以美国才有巨大的感召力。在对于美国国家利益最为重要的欧洲地区,虽然建立了多边同盟关系的北约,但领导者毫无疑问是美国。美国也在经济利益比较弱的亚太地区建立了双边关系的同盟体系,两个同盟体系各有特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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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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