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飞腾:特朗普主义与美国同盟体系的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4 次 更新时间:2019-12-03 23: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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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飞腾  
显然,施密特的出发点是某一种特定的地理区域以及在该地理区域成长起来的文化,而不像自由主义者所坚持的那样具有普适性。因此,施密特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基于地理和文化的“势力范围”。由此可见,特朗普的政策在思想上与施密特有密切的关系。比如,特朗普与普京有密切的私人关系,他并没有将俄罗斯视作绝对敌人,而且也不重视传统盟友。按照自由主义者的逻辑,没有办法理解特朗普与普京有过5次会面,也没有办法解释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多次会面。

  

   随着美国进入2020年大选的中期选举,舆论越发意识到“特朗普主义”可能是一种更加长期的现象。2018年10月,《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特朗普主义如何超越特朗普》的长篇文章,指出,美国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正在重新思考特朗普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价值,并打算利用特朗普崛起的势头,将共和党改造成右翼“工人党”。2018年11月,吉迪恩·拉赫曼一改以往用“特朗普+主义”来形容特朗普的政策,转而用“特朗普主义”分析美国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前景。拉赫曼认为,美国中期选举不会改变美国降低承担国际责任的趋势,尽管民主党成为参议院多数党,但特朗普未必不能连任。目前,有很多国家欢迎特朗普的对外政策,特朗普在联合国演讲时提及印度、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波兰4个国家,而欧盟内部一些民粹主义的政府甚至视特朗普为一种激励。2019年7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全国保守主义大会上,与会者将“特朗普主义”进一步概括为“民族保守主义”(National Conservatism),其内涵主要有两点:一是强调经济民族主义,认为美国的敌人是世界主义者;二是在移民的同化问题上,坚持基于文化距离的民族主义,即事先假定有些族群不能融入美国这个熔炉中。

  

   近期,也有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专家学者提及带有强烈特朗普个人色彩的美国对华政策。例如,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中国问题专家陆伯彬(Robert Ross)在一次采访中,提出“特朗普特色的对华政策”。他认为,特朗普个人在美国对华政策上具有特别影响力。而约瑟夫·奈则强调,美国遭遇的重大挑战是特朗普是否会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特朗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位拒绝美国创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总统。

  

三、联盟体系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脱钩?


   盟友体系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紧密相连,如果特朗普政府否定和放弃盟友体系,那么是否意味着自由国际秩序会完全消退?对于这一前景,目前美国学术界和政策界的辩论中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以自由主义代表性人物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为代表,他在《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一书中指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一旦产生,就变得能够独立于美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观点与20世纪80年代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撰写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的观点有相似性,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的维持并不完全依赖于单一霸权。按照基欧汉的观点,中国崛起如果提供了美国当年供给的公共产品,那么国际制度也依然能够维持。而且,如果几个国家能够联合起来提供公共产品,那么国际制度也能得以维持。不过,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比基欧汉更进一步的看法是,霸权的更替不仅仅是一种功能的替代,而且对秩序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在伊肯伯里看来,美国霸权是一种自由主义霸权和后帝国式的全球性权力,这种霸权建立的秩序具有开放性特征,通过制度体现对权力的克制以及兑现可信的承诺,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结合在一起,超越了均势、无政府状态或者帝国模式。不过,正如迈克尔·马斯坦杜诺(Michael Mastanduno)指出的,伊肯伯里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冷战后美国秩序的持久性是否更多地与美国两个最重要的盟友——德国和日本的支持有关,而与美国式霸权的开放性无关。从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的表现看,德国和日本政府要比特朗普政府更加致力于捍卫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例如,在特朗普否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日本牵头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了协定。

  

   第二种观点则倾向于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给美国带来的好处是被夸大的。美国政府当前面临的根本性挑战是,能否跳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一框架,重新构造有利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新框架。一方面,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演化,在冷战结束后,这一秩序才真正地变为一种覆盖全球的秩序。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甚至认为,美国在冷战时期建立的并非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只是是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冷战秩序。现在通行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始自1990年,之所以扩展到全球是因为美国单极霸权的结果。即便如此,中国和俄罗斯也没有完全成为这一秩序的组成部分。在很多美国的政治精英看来,中国和俄罗斯目前开始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对美国两党的共识也构成了根本性挑战。在美国建制派看来,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对美国的国际主义构成严重挑战。

  

   针对特朗普攻击盟友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政策行为,美国政界人士(尤其是建制派)提倡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是,按照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L. Glaser)的分析,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却是一个“错误的框架”。他认为,多数人混淆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作为一种目的,仅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事情,随着美国霸权的建立,它成为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手段。在面临新的国内外环境时,作为手段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需要加以变革。从理论上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作为一个概念性框架有五个支柱:一是民主,二是建立在合法性权威基础上的等级制,三是制度绑定,四是经济相互依赖,五是政治趋同。这一框架的主要功能是分析盟友之间的关系,但并不擅长于分析秩序内部和没有被纳入秩序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例如,该理论不能较好地预测中国崛起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关系。而且,如果分开来看,每个支柱都有替代性的现实主义理论解释,而非立足于自由主义的理论预测。更为严重的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理论框架缺乏对支柱之间互动关系的分析。例如,对于赞成选择性参与的学者来说,美国的安全承诺与经济增长是一种正向关系。但是,对于新孤立主义者而言,这种转化不仅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且比例也不一致。目前,选择性参与的最好案例来自欧洲,但东亚并非如此。因此,如果美国海外的收益不能维持国内的繁荣,那么,这种秩序是否还应当是美国加以维护的目标就需要质疑。

  

   按照格拉泽的分析,选择性参与和新孤立主义是美国战略大辩论的正反两方。新孤立主义的代表性文献主要来自1997年尤金·高尔茨(Eugene Gholz)等人发表的《回家,美国:面对诱惑时的克制战略》和2014年巴里·波森(Barry Posen)的专著《克制:美国大战略的新基础》。需要指出的是,这几位作者均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特别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安全研究项目。尤金等人在1997年撰写的文章中,感谢了波森(Barry R. Posen)等学者的评论。早在1996年,波森等人即发表了《美国大战略的竞争性愿景》,该文提出了四种沿用至今的大战略分类方案:一是新孤立主义,二是选择性参与,三是合作安全,四是主导地位。显然,格拉泽针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讨论是建立在20年多前美国学术界的争论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特朗普执政之后做出的“退群”举动以及对美国盟友的否定,并非完全缺乏理论依据,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也部分地反映了美国学术界长期争论中一派的观点,即美国的对外战略应该部分收缩和加以克制。事实上,一份评述美国战略大辩论进展的文献认为,“主张战略克制的学者数量急剧增加”。

  

   与战略克制观点争锋相对的是选择性参与的大战略政策路径,代表性文献是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G. Brooks)和威廉姆·沃尔弗斯(William C. Wohlforth)于2016年合著出版的《美国在海外:21世纪美国的全球角色》一书。在这场辩论中,格拉泽没有引用的一篇文章是布鲁克斯、沃尔弗斯与伊肯伯里三人于2012年合著的《别回家,美国:反对缩减的理由》一文。众所周知,伊肯伯里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辩护者,而格拉泽的观点基本上属于新孤立主义提倡的“克制派”的观点。理解这个背景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特朗普主义”有比舆论描述更为深层次的学理基础,特朗普也许在无意中运用了这种策略,但“特朗普主义”排斥盟友和国际制度的做法得到了学界的一些回应。

  

   关于美国的盟友体系是否真的有利于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以及是否真正地促进了美国的繁荣,美国学术界的确存在不同的意见,这无疑是美国战略大辩论的核心所在。其他问题包括公共舆论、恐怖主义、石油、俄罗斯、中国、武器扩散(伊朗和朝鲜)、网络安全以及国际合作。在“克制派”看来,美国的盟友不仅“廉价搭车”(Cheap Riding),而且“推卸责任”。从特朗普政府的言行来看,这两点是“反对美国盟友最具政治意义的论据”。从根本上说,美国学术界关心的问题在于,美国当前的国家利益和美国的大战略是否匹配。在这一点上,格拉泽的担忧不无道理,他认为,“联盟并没有增强经济开放,经济开放有时候降低了美国的安全”。但是,格拉泽在文中所引用的文献存在片面性。

  

   实证分析表明,对于美国海外驻军是否有利于所驻国经济以及美国本土的经济,要看驻军的具体阶段以及所驻的国别和地区,美国军队的作用主要是在入驻的早期,后期的影响力已经全面降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军在世界各地都有部署兵力。据估计,从1960年到2014年,平均每年约有50万美国军人驻扎海外,约占美国总兵力的22.1%。截至2014年,美军在160个国家拥有约800个军事基地,维护这些基地的成本每年约为850亿美元。201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军队一直在影响国际经济的发展,美国驻军人数较多的国家,改善经济的速度会更快。2012年的一项研究进一步表明,1950—2000年,美军的部署和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美军兵力每增加十倍,东道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会提高1/3。有三种理论可以有助于理解这一现象:一是凯恩斯主义的支出理论,认为美国军队设立永久性基地之后,东道国政府的支出会相应增加;二是扩散理论,认为美国军队是高科技部门,长期驻扎将给当地带来一定的技术转移,从而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三是安全理论,认为部署美军可以抑制国家间的冲突,提供更大的稳定性,以此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相比之下,美利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大卫·瓦因(David Vine)认为,美军对驻军当地的经济几乎没有积极影响。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要看影响是短期还是长期。短期来看,美国通过军事基地的建设,扩大了资金投入,创造了一些就业机会,在贫困地区创造了经济繁荣。但是,带来的这些影响并不能持久。长期来看,美国的军事存在导致土地的非生产性利用,此外,有害物质的排放也造成了环境污染,因而对东道国的经济并无益处。不过,更进一步的研究则指出,冷战结束后,美国驻军对东道国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有所下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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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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