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世界政治中的强人政治何以可能?

——动员能力与组织—制度约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7 次 更新时间:2019-12-01 1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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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  

   如果说特朗普受到共和党的组织约束还不是很大的话,那么特朗普担任总统以来所受到来自美国宪政体制的制度约束就大得多了,这与埃尔多安所处的不稳定的土耳其宪政体制有本质性区别。美国自建国以来就建立了标准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体制,南北战争后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权力关系也稳定下来,因此美国政体中横向和纵向的权力制衡机制都较为完备,具有高度的制度稳定性。美国政体的制度稳定性还表现在宪法的稳定性上,美国于1787年制定的宪法沿用至今,在200多年的历史中只以增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进行过27次修改,平均每八年半增补一个宪法修正案。在这样高度稳定的政体之中,特朗普的执政可以说是备受掣肘。上任总统伊始,特朗普就于2017年颁布“禁穆令”。但是该行政命令很快被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和巡回上诉法院冻结,为此美国司法部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才最终获准继续执行该命令。加利福尼亚州更是与特朗普唱对台戏,通过州立法宣布加州自2017年开始正式成为非法移民“庇护州”。(19)特朗普随后签署行政命令,停止向旧金山等非法移民庇护城市提供联邦资金援助,这又引来旧金山市向美国联邦法院起诉特朗普违宪。2018年底至2019年初,为了兑现竞选承诺之一的美墨边境隔离墙,特朗普与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展开拉锯战,导致国会没有及时通过拨款法案而使得联邦政府关门31天。在未从国会得到他所期待的拨款之后,特朗普又宣布美国南部边境进入紧急状态,试图挪用军费修建隔离墙。

   相对而言,特朗普在对外政策方面尽管颇多“任性而为”,但仍有较多“斩获”,这得益于美国三权制衡体系中总统对外交的主宰权,以及仍然无人可以撼动的全球霸权。为贯彻“美国优先”原则,特朗普担任总统以来,美国接连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朗核协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万国邮政联盟和《中导条约》等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认为它们不利于美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以新的协议取代了原有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威胁可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美国还与欧盟、中国大打贸易战。此外,特朗普不断向其北约欧洲盟国、日本和韩国施压,要求它们增加军费开支,不要在防务方面“占美国便宜”。特朗普的上述举动固然为自己建构政体动员力提供了某些有利素材,但是特朗普依然在加征关税权等方面受到美国政体的制度约束,特别是国会的制衡。

   (三)安倍晋三

   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具有弱社会动员力和强政体动员力,属于Ⅲ型领袖,是非典型的政治强人,给日本政治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强人政治色彩,其标志性事件是2017年日本自民党修改党章以延长党总裁任期。

   日本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国际地位都极大限制了安倍晋三的社会动员力。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固然造成了年轻人向上流动机会减少、社会挫折感增加等问题,但是也导致日本政治家无法自如地把经济社会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首先,日本是一个高度同质性的社会。(20)二战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日本号称“一亿总中流”,(21)虽然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的日本社会结构也走向极化,甚至被描述为“下流社会”“低欲望社会”,(22)但是尚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对立和冲突。在日本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中,基于贫富分化的“阶级政治”要成为社会动员的有效素材,往往需要依附于以族群、宗教、地区等社会认同为基础的“认同政治”来做文章,这正是特朗普所采取的策略。因为在一个经济总体富裕并且生活方式多样化的社会,如果不是受到共同的外在压力比如国家的镇压,处于相似经济地位的人很难形成统一的阶级认同,(23)必须依靠族群、宗教、地区等可见度很高并且难以跨群体转化的认同政治符号才能有效动员起来。但是日本又是一个族群构成和宗教信仰高度同质化的社会,这些议题都很难成为社会动员的素材。地区差异在日本历史上曾经造成长期的封建割据和内战,但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中,这种地区差异已经被废藩置县等制度建设工作涤荡殆尽。(24)在日本历史上,日本政治家常用的社会动员方式是向外用力,把国内危机转嫁到国外,即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但是当代日本所处的国际地位又使得这一选项完全不可能,因为二战后的日本一直戴着和平宪法这个紧箍咒,被美国牢牢控制,在国际事务中难有作为。此外,作为二战中日本侵略的主要受害者,中国、韩国、朝鲜一直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历史高度敏感和防范。日本在民族主义上稍微做一点文章,比如参拜靖国神社,立刻会招致中、朝、韩三国的强烈反对。而且日本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日本民众对二战的灾难记忆过于深刻,对于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动员也有一定的排斥心理。因此,日本社会逐渐演化出“向内用力”的习性,这典型的体现为日本的“御宅”文化,(25)自我消化问题和矛盾。安倍晋三在推进新安保法案和修宪等政治变革的过程中,在社会动员力建构方面并无多大作为,这与埃尔多安数次自信满满地诉诸修宪公投形成鲜明对比,也与特朗普高喊“美国优先”的口号吸引大量白人投票形成对比。安倍晋三能够连任三届首相,其在日本国内的民意基础主要是所谓的“安倍经济学”,而并非基于意识形态的社会动员。

   安倍晋三在政体动员力建构方面则取得了优于其所有前任的显著成绩,因此称得上具备强政体动员力。相比于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安倍晋三的自民党算不上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组织利器;但是相比于特朗普的共和党,自民党对安倍晋三来说仍发挥了非常有效的工具效应。在实行议会制的日本,自民党自1955年建立以来长期执政,显示该党高度的组织稳定性。尽管自民党组织结构较为松散,党内派系政治持久存在,但是又能够通过党内各派系之间的“密室协商”等方式达成妥协,从而维持党内的稳定。(26)自民党领导层的产生方式缺乏民主成分,类似特朗普凭借选民支持在党内初选中过关斩将的场景在自民党绝无可能。安倍晋三出生于政治世家,在自民党内根基深厚,在党内地位方面显然比特朗普之于共和党有优势,但是相比于埃尔多安作为正义与发展党创建者的地位来说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安倍晋三的强政体动员力首先表现在他能够笼络住党内各大派系,使自己稳坐党总裁的交椅。比如在2015年选举党总裁之前,安倍晋三就已经获得自民党内全部七个派系的支持,因此几乎提前锁定了党总裁职位。安倍晋三的强政体动员力更为明显地表现在2017年修改自民党党章这一案例中。2015年安倍晋三连任党总裁之后,为了延长其首相任期,自民党在2016年就开始研究修改党总裁任期的问题,并在2017年自民党大会上成功修改党章,延长党总裁任期为最长三届九年。这是1980年自民党修改党章禁止党总裁连任三届之后第二次修改党章延长党总裁任期,而且比上次1982年中曾根康弘所实现的作为特例延长一年任期的变化大得多。(27)这显示目前安倍晋三对自民党的掌控较为有效,自民党所发挥的工具效应大于制约效应,从而帮助安倍晋三成为二战后日本任期最长的首相。

   日本较为稳定的宪政体制施加给安倍晋三的制度约束则仍然较为明显。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根据美国人起草的和平宪法建立了自由民主政体,并且保持了较高的制度稳定性。(28)日本和平宪法自1947年颁布以来,至今尚未做过任何修改,这与土耳其共和国频繁更替和修改宪法形成鲜明对比。以修宪方式重获对外宣战权,或者至少明确自卫队的宪法地位,从而恢复日本“正常国家”的身份,这是安倍晋三持之以恒的执政目标。(29)安倍晋三自2006年首次担任首相以来就谋求修宪,但至今尚未实现。尽管有显著的政体制度约束,安倍晋三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治变革,这就是2015年通过的新安保法案。中国崛起一直给日本右派政治势力巨大的不安全感,而来自朝鲜的导弹甚至核打击又成为对日本越来越现实的安全威胁,这些都是安倍晋三用以论述日本强化防卫力量的必要性以建构自己政体动员力的有效素材。(30)新安保法案成功解禁日本的集体自卫权,实现了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防卫政策的最大调整。但是新安保法案一直遭到来自社会力量和反对党的违宪指责,因此推动修宪仍是安倍晋三的最终目标。在国际事务中,日美同盟关系是安倍晋三建构政体动员力的主要制度结构。正是利用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安倍晋三以配合美国战略布局、更好地担当美国“马前卒”的角色为理由推动新安保法案。(31)

   以上从动员能力与组织—制度约束两个维度出发,对强人政治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和政体结构进行理论分析,并使用埃尔多安、特朗普和安倍晋三三个案例进行比较研究(见表1),这是对强人政治现象进行政治社会学分析的一次尝试。

  

   强人政治是世界政治中周期性出现的一种现象。强人政治出现的原因,既有政治领袖的个人心理特质这一微观因素,也有所处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政体结构以及国际秩序等众多宏观因素。世界政治并非遵循简单的线性发展逻辑,政治民主化也并不会使强人政治绝迹。相反,由于在现代国家建设和国际秩序重构的过程中,民族国家之间、阶级之间、族群之间、宗教群体之间乃至地区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仍持续存在,强人政治仍然有长期存在并阶段性回潮的社会基础。

   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审视,强人政治是卡里斯玛型权威在国家层面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人类回应社会—政治整合危机的一种手段,并且由于其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政治变革而引人关注。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政治整合危机都会自动触发强人政治崛起,而是需要借助特定的组织—制度结构所提供的动员机会才可能出现。某些组织—制度结构会让卡里斯玛型政治领袖感到如鱼得水,从而加速强人政治的出现。而另外一些组织—制度结构则会对卡里斯玛型领袖施加有效的约束,从而防止其建立强人政治模式,或者把强人政治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变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当然,沿着政治社会学的学科脉络,强人政治现象还有很多问题等待后续研究来回答,世界政治中强人政治现象的继续演化也将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素材。

   ①占美柏:《威权政治下的宪法权威——二战后东亚国家的政治体制转型》,《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3期,第64页。

   ②林民旺:《世界政治重新回到“强人时代”?》,《世界知识》2017年第8期;段德敏:《美国特朗普时代的强人政治》,《文化纵横》2018年第4期;刘瑜:《民粹与民主:论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赵灵敏:《土耳其政治强人埃尔多安》,《时代人物》2014年第9期;柴广翰:《杜特尔特反政治总统的突围之路》,《时代人物》2016年第7期。

   ③[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351-356页,第1261-1272页。

   ④[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420-426页,第1063-1077页。

   ⑤刘义:《埃尔多安“新土耳其”论与“土耳其模式”的危机》,《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1期。

   ⑥李艳枝:《试论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土耳其修宪公投》,《外国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

   ⑦王林聪:《中东国家政治发展的新变化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18年第10期;李艳枝:《试论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土耳其修宪公投》,《外国问题研究》2017年第3期。

⑧马细谱:《新奥斯曼主义与土耳其的战略布局》,《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6期:张向荣:《“新奥斯曼主义”:历史嬗变与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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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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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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