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黎歌 隋牧蓉:经济全球化的升级与应对: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2 次 更新时间:2019-11-29 07: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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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黎歌   隋牧蓉  
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均势”逻辑,则会推动其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向“合作共赢的全球化”的转型时期,我们把这一转型升级称为经济全球化从3.0版本向4.0版升级。目前,虽然我们还无法准确地预判今后的经济全球化是什么,但是可以看到的是,这样的转型和升级趋势在现实中已经很明显。我们也可以预判,今后的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将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并伴随着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也将会在这个过程中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接受,对新的4.0版经济全球化形成产生导向性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升级是全球经济秩序重组的必然趋势

   3.0版本经济秩序不公的本质,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升级的根本动力。反经济全球化的声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有。时至今日,反全球化走向了逆全球化,主体从民间走向了西方某些官方,形式从思潮、抗议走向了西方某些政府决策。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地进行分析,他们在“反什么”“逆什么”。笔者认为,按照现代意义的经济全球化概念,通常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商品、服务、生产等要素与信息的跨国界流动,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且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然而,3.0版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资本摆脱了民族国家的控制,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机会和利益高度集中于资本雄厚的少数发达西方国家。在“富人俱乐部”和少数新兴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并无起色甚至倒退。世界性的南北差距更加扩大,一些国家内部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形成了“马太效应”。因此可知,反全球化本质上不是反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以经济全球化为名的世界经济分配不公。

   对3.0版本经济全球化造成的经济现状不满是推进经济全球化升级的直接动力。3.0版经济全球化形成和发展过程,是生产力发展引起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流动为起因。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寻找更有利的投资场所的过程,是以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为目的而建立起的国际经济秩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很好地满足了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需要。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实际利益,并不像他们自己描述的“成为了最大受害国”。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发展并没有按照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预设轨道运行,而是遵循了经济规律。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取的利益,并没有满足他们的胃口。反观中国通过全体人民的艰苦努力、奋力发展,充分利用了国内国际两个资源和两个市场,而且改革开放40周年取得的成果及发展进程也是发达国家始料未及的。于是便有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反思”,进而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政策。

   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没有消极地“被全球化”,而是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遵循经济规律和世界秩序,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利用全球化提供的难得发展机遇,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用市场吸引外资,以弥补我国经济发展资金不足的难题;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制度,以弥补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落后的短板;发挥人力成本优势,以开拓国际市场。同时,又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正是巧借经济全球化之势,完成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8]。面对逆全球化思潮,中国的态度是坚定的,那就是“要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9]。

   (二)中国在4.0版经济全球化中的角色定位

   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分量不断提升,以及中国对推进经济全球化、维护自由贸易的坚持,世界对中国在世界经济所发挥更大的作用越来越期待。2017年,在达沃斯论坛以及多个国际平台,我国在主场外交的平台上,已经初步显示出中国在4.0版经济全球化中的角色定位。

   1.中国的经济实力分量不容小觑

   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经济实力的比重是话语权的基础。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权重的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中国经历了从“积极争取参与”(经历14年谈判,加入WTO)到“有限参与”,再到“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艰难历程,终于迎来了走近经济舞台中心这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

   2.中国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坚持

   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经济秩序重组、经济利益分配洗牌正在悄然进行中。然而,过去动辄挥舞制裁大棒指责他国搞贸易保护的西方某些国家,如今自己却“画地为牢”,构建贸易壁垒,大搞贸易保护主义,放任民粹主义绑架经济。处于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期,世界经济选择什么道路,将关系到人类命运和民众福祉。作为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旗帜鲜明地向世界亮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坚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表示中国要“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10]。2018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表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维护自由贸易。”[11]

   “坚守”与“退群”,两种态度形成鲜明对比。选择的背后固然有经济利益起作用,中国从经济全球化获得发展、美国经济衰退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中国既为“中国谋”,也为“世界谋”,坚持这一立场的背后,是中国对世界命运的责任与担当。而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发动贸易大战,则是出于狭隘自私的考虑,结果将会是损人而不利己。

   3.中国倡导和参与建设世界经济新秩序

   本文认为,4.0版的经济全球化将会在本质上有别于3.0版。中国将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指导下,参与建设世界经济新秩序;并且这一理念为世界经济秩序和模式的重构提供一种全新的选择。公平地谋求发展,是世界人民的人心所向,以经济全球化为手段谋求一己私利,则必定是不得人心的。虽然弱小国家在落单的状况下显得有心无力,但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启示下,在中国的参与下,在全球经济形势的倒逼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会凝聚起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命运共同体,实现以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为特征的4.0版新型经济全球化。

  

   三、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升级中的困境与应对

  

   无论是从理论分析,还是从世界多数国家和民众的意愿看,以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为特征的4.0版新型经济全球化都是人类的最佳选择。但是从3.0向4.0版的升级,是一次未来经济利益分配的洗牌,会触及方方面面的利益,所面临的困难将是巨大的。正如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所说:“我们正在见证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经济的变化,并且很难知道这些变化的广度,或者说几十年之后全球财富在一国内或多国间如何分配。”[12]我们应该对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所带来的难题有足够清醒认识,预设应对之策。

   (一)经济全球化升级面临的困境

   1.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利益集团。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富人俱乐部”,尤其是守成霸主国,为了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必然会给经济全球化升级进程设置“拒马”。比如,2018年,美国无端挑起中美贸易战,并在谈判中出尔反尔、不断加戏。其重要的目的就是针对中国政府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即中国制造2025,从而企图阻止我国经济进一步崛起,进而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升级。当既得利益集团感到重大利益受到致命危机的时候,不排除“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显然,和平是时代主题和人心所向,以军事战争手段阻止新兴大国崛起的“修昔底德陷阱”,必定遭到当代国际社会的警惕和道义谴责。美国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新的“战争”形态显现。如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网络战、舆论战、文化战、心理战、国际组织战、国际规则制定权战,政治战,等等。其目的在于,使经济全球化按照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路线图运行。因此,国际社会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使命依然任重而道远。在经济全球化版本升级过程中,不仅“战争”形态不断翻新,手段也会多样化。同时,他们以“制度性权力”剥夺发展中国家共商的民主权力;制造不利于共建的舆论,影响共建主体成员的信心;制造贸易摩擦,影响共赢的效果;破坏共享原则,离间共建主体成员的团结。

   2.霸权主义国际权力观的掣肘

   现在世界是霸权主义与多极并存的世界。毋庸置疑,霸权主义在国际经济政治领域依然掌控着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虽然多极世界的兴起对霸权起到了一定的消解作用,但是霸权主义国际权力的影响力依旧是巨大的。霸权主义者是不会甘心轻易放弃他们手上的国际特权。霸权主义表现出的特征是“顺我者存,逆我者亡;弱我者存,强我者亡”。1994年,美国政府发表的《国家参与与扩展战略》提出了“国家参与与扩展”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制度,宣扬美国的价值观念和世界民主自由力量的战略目标。一方面,是否“顺从”美国式民主制度、“普世价值观”;另一方面,是否认同美国的霸主地位,遵从其确立的美元为中心的国际经济运行规则成为美国区分敌友的标准。对于“逆我”之敌国,美国或者进行军事干涉、政治颠覆,或者实施“和平演变”西化分化。对于世界各国而言,美国只要感到“威胁”,就会采取遏制战略。美元石油的霸权一经形成,就容不得出现上海石油期货市场。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盟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也绝不放过,与其贸易摩擦20余年,直至把日本的发展势头扼制。在霸权主义国家看来,他们所拥有的国际特权是容不得挑战的。由于现实的国际社会依旧通行“实力更具优先权”,所以要改变这种现状,还需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共同努力。

   3.文化差异形成的价值观鸿沟

   应当说,现有的国际秩序对美国最有利。因为美国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有最大的发言权,在众多国际规则的制订中拥有决定权。但是,美国并不满足,坚持竞争而非合作是美国许多政客的价值选择。2017年,麦克·马斯特(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加里·科恩(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提出,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共同体,而是一个各方在经贸等多重领域竞争以求胜的世界。人们价值观的选择是无法超越文化的影响。世界多元的价值观如何形成“最大公约数”,而不走“文明冲突”之路,也并非能够一蹴而就。

   4.历史原因造成的悬殊差距

   人类社会的共建之路,起步于历史原因造成不公平的基础之上。世界各国不仅南北经济水平相差悬殊,而且经济建设的能力素质也千差万别,不平衡的基础更是矛盾滋生地。这就形成了共建的先天性缺陷,而且这一差距又加剧了利益困境的出现。

   5.国际社会的利益困境

   现实主义有两个假说基础,即无政府世界体系,自利国家行为体。此理论认为由于国际社会缺乏高于主权的权力中心,各个主权国家会基于“自我保存”伦理,都会极力争取或保护自身的特殊利益。这样不仅会出现学界热议的白搭车、相对收益考虑等现象,更会出现卢梭著名的“猎鹿困境”③。即国际社会中个别成员的短视自私非理性行为,可能导致国际社会的利益受损。

   (二)破解经济全球化困境的思想先导

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是回应“世界怎么啦”所给出的“中国方案”。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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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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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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