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比较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价值观:能学到什么,为什么重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5 次 更新时间:2019-11-17 09: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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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淡宁 (进入专栏)  
但由于这些活动旨在伤害和消灭他人,因此它们与实现和谐的目标相冲突,因此不能以尊重多样性为理由来证明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合理性。然而,对个人自由的一些限制可能是基于和谐的正当理由。在一个贫穷无序的社会里,政府可以把重点放在提供经济发展的条件上,以维持和平秩序,即使它的努力包括限制个体的自由流动,诸如中国户口(户籍登记)制度(Bell 2006)。父母可以对孩子的自由进行限制,以教育孩子,让他们欣赏并努力追求和谐的关系(C.Li 2014)。一对想要离婚的夫妇在诉诸法律手段之前,会被迫进行非正式调解,这更有可能挽回和谐关系(Chen 2003)。在德国,如果有必要避免一种仇恨的文化,威胁到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相互信任和关心的基本关系,那么言论自由就会受到限制,因为在德国,否认大屠杀是不合法的。然而,一个重视和谐的社会也应该鼓励在不同群体之间进行价值合作和信任的实践,比如在学校中促进不同阶层和民族之间的公民参与(Wong 2011)。

   为什么在没有将和谐作为政治价值来优先考虑的政治环境中,比起自由的价值应该优先考虑和谐也许被问及。自由不是更普遍的价值吗?但和谐不仅在中国受到重视。在历史实践中,儒学传播到了日本、韩国、越南,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所有东亚社会都倾向于优先考虑和谐的价值。除了东亚,许多其他的社会和文化也重视和谐,即使他们在历史实践中没有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Ubuntu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主要道德传统,它强烈致力于构建和谐的关系(Bell & Metz 2011)。Buen vivir(美好生活)理念源于安第斯山脉盖丘亚人的世界观,它在整个拉丁美洲广受欢迎,强调与他人和自然和谐相处(Balch 2013)。北欧国家的道德体系和政治文化重视社会和谐,这与东亚文化相似(Helgesen & Thomsen 2006)。加拿大的政治文化受到了从美国独立战争中逃离的“效忠派”的影响,因为他们重视秩序与和谐,而不是个人自由的激进主张(尽管经济利益也受到威胁)。美国的社群主义者认为,美国人的“心灵的习性”显示了对家庭和社会关系的责任,尽管这些责任往往被隐藏在个人主义的自我理解之下(Bellah et al.1985)。

   事实上,与自由等普世价值观相比,和谐价值在世界的文化、道德体系和宗教中,更为广泛地共享和优先化。无论如何,片刻的反思足以让我们认识到和谐的重要性: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能够在没有和平秩序、尊重多样性和公共责任的家庭和社会中茁壮成长?极少数的古怪天才或艺术家可能会刻意选择与家庭和社会隔绝,如果这些联系妨碍追求真理和自由(斯宾诺莎是一个著名的案例),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类繁荣的关键是如何受益于不同的社会责任。为何自由似乎是更普世价值观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学而非哲学上的范畴。美国行使的政治和经济霸权在二战后时代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其政治的主导价值——个人自由——已经被视为一种普世价值,而其他价值观也被认为是特殊的,并与落后的社会环境相联系。套用Karl Marx的话说,统治国家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是,随着美国失去作为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霸权地位,和谐作为一种普世的道德理想,可能会在全球话语中重申其作为人类福祉组成的重要作用。

   这并不是说儒家的和谐观得到了广泛认同。例如,在日本,和谐意味着更接近统一和共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统中,和谐有着强烈的平等主义倾向,并且经常被用来证明一种以协商一致为导向的民主(Metz 2016)。但也有一些与儒家的“和而不同”理念相同的重要领域,这也对思考如何限制自由有影响。公元前288年至公元前232年,统治印度次大陆的阿育王皇帝提倡容忍和妥协,尽管宗教团体之间存在严重的道德分歧。在佛教的启发下,他颁布了一项命令,在与其他群体互动时要保证每个群体的安全,从而使相互信任和良好的关系出现在一个由不同信仰体系群体组成的复杂社会。该法令建议限制言论,因为言论能破坏共存,比如侮辱和贬低他人的言论(Bhargava 2014)。阿育王的法令依赖于道德,但是类似的理想意味着在严重分裂的社会中确保公共和谐的条件,可能会在今天产生法律影响。例如,《印度刑法》(第295A节)规定了故意侮辱任何群体的宗教感情的惩罚。

   不同的道德传统和社会中和谐理想之间的共同之处,可以巩固不同社会中比较(和排名)和谐程度的努力。如果和谐只限于(a)和平的秩序,以及(b)尊重社会关系形式的多样性是谋求人类福祉的关键,就需要具备在各国之间进行比较的可靠的全球指标(更难以衡量相互信任和责任的水平)。所有主要的全球指标,包括世界自由调查,都忽视了丰富多样的社会关系对人类福祉的重要性。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设计了“和谐指数”,并发现国家规模是整体和谐的最佳预测指标:规模越小的国家越容易建立和谐关系(Bell & Mo 2014)。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和美国等大国需要下放权力,促进更加和谐的社会关系,这在促进个人自由方面也有益处。

   比较不同哲学传统中政治价值观的优先顺序和获取对多极世界政治启示的努力才刚刚开始。我讨论了排在中国和西方传统中首要的三套政治价值观。但其他有影响力的政治价值观,如民族自决与政治统一,可以在政治关联上加以比较。人们还可以比较中国的仪式和西方法律的作用,表明它们如何塑造解决冲突的不同方式,或者表明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如何影响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当然,各个国家本身都是不同的,人们可能会比较,比如不同国家的城市有着强烈的环保理念,并会在思考地方性方法处理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时产生影响(Bell & de-Shalit 2013)。没有理由限制比较中西方哲学传统中主要的政治价值观。可能有很好的哲学理由探究其他社会的主流政治价值观的对比。此外,政治格局和全球权力关系也可能发生变化。在未来几十年里,印度可成为一个主导全球的大国(Rachman 2016),然后在中国和印度的哲学传统中比较主要的政治价值观会有更大的政治意义。为了使这种比较工作在学术上更有成效,需要改变大学的激励机制,这样研究生和教授就能获得具有洞察力的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政治关联的成果。最后,我们需要破除大学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界限,学者需要从新闻工作者和决策制定者那里学习并参与讨论。

   公开声明:作者没有涉及任何可能被认为影响到审查客观性的作者单位、成员资格、资金或金融资产。

   致谢:我非常感谢Margaret Levi接受这篇文章的委托,并对之前的草稿作了详细的评论。也感谢Craig Calhoun的帮助,同时我要感谢Nicolas Berggruen以及伯格鲁恩哲学和文化中心同事的支持和鼓励。有关本文中讨论主题的文章和播客的链接,请参见http://eduhyandculture.berggruen.org/ideas/。

  

   原文出处:《政治科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17年第20卷,93-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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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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