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比较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价值观:能学到什么,为什么重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5 次 更新时间:2019-11-17 09: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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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考试的主要功能是对精英进行过滤(Elman 2013),其次是在低级政府进行的绩效评估。皇帝能够也确实越过整个系统任意行使政治权力。

   20世纪早期就出现了如何协调贤能政治和民主的问题,面对软弱的中国,改革者和知识分子努力学习西方社会中更为现代化的民主政治体系。孙中山先生(1866-1925)是国民党的第一任领导人,他主张民主选举,并建立摆脱君主专制统治依赖的独立的考试部门。考试部门将为包括民选官员在内的公职人员设置考试,所有官员就职前都必须通过这些考试(Sun 1994;参见C.Li 2012)。然而,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比那些能通过考试但在选举中获得很小比例选票的官员,赢得了大部分选票但没有通过考试的领导人被视为更为合法的代表。因而,不要惊讶国民党在台湾掌权后,考察部才被用来测试公务员。

   在中国大陆,关于贤能政治的辩论停止了,因为毛泽东主义重视战士、工人和农民的政治贡献胜过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革命领导人无视自上而下的政治现实,声称他们正在重建一种新型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精英主义的捍卫者在中国大陆消失了并不再被公众听到。但是,历经激进的民粹主义和专制独裁统治的“文化大革命”灾难之后,这个国家已经准备好复兴贤能政治。中国领导人重新确立了其贤能统治传统的要素,例如在低级政府的考核和晋升基础上选拔领导人,同时在村级建立民主选举。然而,贤能政治与民主的理想和中国的政治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当代政治理论家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以调和贤能政治与民主。

   几位思想家提出,在中央政治体制层面上,结合精英制度与民主制度的优势。设计合理的宪法体系应该具备能体现在一人一票民主基础上选择领导人的必要制度,以及体现需要有高水平能力与美德的优秀领导人制度。Jiang(2012)提议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机构,成员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选出,并与以儒家经典知识为基础选出精英人士组成的精英机构进行平衡。Bai(2013)提议建立一个倾听人民声音并为公民投票提供精神上的好处的人民民主机构,同时挑选有卓越的能力和美德的成员组成精英立法机构。精英机构的成员选取要通过一系列考试、低级立法机构成员投票以及代表社会各阶层的配额制度来选择。精英机构将有权就与非选民有关的问题和政治团体的长远考虑进行立法。Chan(2013,2014)认为一个民主的立法机构应该得到由经验丰富的政治记者以及根据美德与才能挑选出的高级公务员组成的精英机构来补充。

   上述提议的问题不仅与当前中国的政治现实相去甚远。深层次的问题是,即使看到了曙光,他们也很难(或许不可能)进行组合。一旦以一人一票方式选出政治领导人,那么他们就必然被选民看作是合法的政治领导人,久而久之精英阶层的权力就可能被边缘化。在诸如英国等西方国家中,在上议院中注入精英政治不仅仅是一种趋势。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民强烈重视贤能政治(Shi 2015),但其他东亚社会对贤能政治的重视迅速改变,当要做改变时,逐渐采用一人一票的形式支持民主制度。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民主制度化后,都倾向于民主制度,而不是家长式的儒家传统(Shin 2011,2013)。

   因此,也许中国大陆现在还没有将选举最高政治领导人的一人一票方式制度化,未来有望将强大的精英统治制度化。因此,政治理论家试图建立一种垂直的民主精英理想,即在低级政府中实行民主制度,在上级政府中政治制度更加精英化——这在过去30年里激发了中国的政治改革(Bell 2015)。Zheng(2010)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招募不同社会群体中的精英,开启了政治进程。中国共产党可以也应该继续向缺失自由公平竞争选拔高层领导人的现行政治制度引入民主元素,比如与其他社会和政治参与者谈判协商与互惠互利。Yao(2013)认为,公正的中央政府和理性选拔政府官员的程序支撑了中国经济的成功。然而,党和国家必须设法获知普通民众的需求,并监督自己的领导人,以确保持续的成功。He(2016)讨论了在中国各级政府中协调精英制度和民主制度的努力,但呼吁更多的协商民主实验,以及在选拔和晋升过程中更加强调公职人员的价值而不是政治忠诚。Xiao & C.Li(2013)认为,贤能政治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衡量能力比美德更容易。考试可以测试知识,绩效评估包含了相对客观的评估,比如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这样的机制不能有效地过滤掉更关心自身利益而不是共同体利益的腐败候选人。因此,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往往是能干的行政官员,但随着更多的资金介入政治体系,官员变得更加腐败也就不足为奇了。Xiao & C.Li(2013)的结论是,中国政府需要放松专制控制,允许对党和其他途径的更多批评,从而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但是,中国政府能否在不采取多党统治和民主选举高层领导人的情况下开放,这意味着人民可能会选择没有经过严格的精英选拔和培训过程的政治领导人,从而侵蚀精英体系?或许贤能政治需要控制政治结社的自由,以至于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非精英政党和政治家就不可能轻易赢得政治权力。可能还需要新加坡式限制言论的自由,以保护贤能政治挑选的政治统治者的声誉和道德权威(因此具备合法性)。在中国,支持社会更开放的贤能政治捍卫者可能需要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强烈重视平等的现代社会中,如果有的话,什么能证明政治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哪些等级制度更为普遍?

  

   三、等级与平等

  

   平等显然是一项重要的价值,关于平等的理想和实践有很多,以及需要平衡性别、阶级、种族和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等级制度也同样重要,但对等级制度的研究远远落后了。在纯描述性的意义上,等级制度是一种关系,其特征是(a)差异,以及(b)根据某种属性进行排序。社会等级倾向于具有规范性维度:这一社会制度是指,“对有价值社会维度的个人或群体显性或隐性的等级秩序”(Magee & Galinsky 2008,p.354)。所有大规模复杂的社会都需要根据一定的等级结构进行组织。这一点在中国得到了广泛认可,但在西方国家却更具争议。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哪些等级制度是合理的,哪些不是?不同社会和道德传统对平等和等级制度的理解有哪些共性和差异?在金字塔的顶端和底层有什么责任?——在家庭和工作场所,在统治者与公民之间,在国家之间,在人类与动物之间,在人类与人工智能机器之间——如何促进这些责任?同理,和谐,责任以及其他价值观和美德在道德上合理和有益的等级关系中的作用是什么,以及如何培养?从过去和非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关于人类和动物之间等级关系的观点,能否会让我们在未来与人工智能机器的合适关系上进行讨论?

   简而言之,重要的是考虑何种等级结构是合理的,以及如何与平等主义目标相兼容。复杂社会需要等级制度,任何趋向于建立没有等级制度社会的努力,如法国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都可能导致专制统治和暴政。因此,我们需要清楚地区分好与坏的等级制度,并思考如何促进好的等级制度,并尽量减少坏的等级制度的影响。遵循商业研究思路有这样的研究:似乎很明显,大公司需要某种等级制度(Mochari 2014)。在国际关系中也是如此:显然,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大的权力,并且任何理论都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Lake 2009)。但是,道德上合理等级制度的相关问题在西方政治理论中,已经被边缘化了。这是未来研究的一个富有潜在生产力的领域。

   无论表面上反对说什么,人类都倾向于支持任何形式的等级制度,一项研究(Zitek & Tiedens 2012)发现,人们潜意识里喜欢等级制度。表示等级结构的抽象图表比表示平等的图表更快地被记住,而更快的处理过程使参与者更喜欢等级关系图表。同样的研究发现,参与者更容易对一个等级更多的公司做出决策,因此认为等级组织具有更积极的性质。我们通常把尊重等级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很明显,勒布朗·詹姆斯凭借在篮球场上的成绩,在2016年季后赛中获得了最有价值球员的奖杯。无论对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道德价值有什么争议,很少有人反对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奖励那些有伟大道德成就的人。

   那么为什么美国人(以及其他西方人)通常支持关于平等制度的主张,抵制关于等级制度价值的主张(Bellah et al.1985),并抱怨等级制度是不人道的、不道德的和不民主的(Leavitt 2004)?主要源于道德上坏的等级制度带来的不愉快经历,以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种姓歧视的形式对人进行区分。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人会在高贵的出生、种族或性别上为天生优越或低等人的等级制度进行辩护,尽管这样的等级制度在过去是常见的(并且普遍被接受)。在古罗马,对奴隶人身攻击的惩罚是对自由人惩罚的一半(2015,P.144),但是今天的奴隶制(幸运的)被视为道德上的淫秽。Walzer(1983,p.313)指出了印度村民接受支持种姓制度的教义作为公正等级制度的例子,但是这个例子现在不再适用(如果它曾经被接受);印度的知识分子很少捍卫种姓制度。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由于通过了公共服务考试,成功的考生被免除了刑事处罚,但我不知道哪些现代中国思想家(包括儒家学者)试图在法律面前恢复这种不平等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平等主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符合基本的道德身份平等和刑法面前平等的良好等级制度。如果我们不能有意识地区分好与坏的等级制度,我们就不能尽我们所能(也应该)去促进好的等级制度,并减少有害等级制度的影响。那么支持等级制度的理由是什么?特定形式的社会关系中应优先考虑什么?在这些方面道德上合理的文化差异是什么?让我们依次讨论这些问题。

   证明等级制度合理的最明显理由是效率。任何大公司或官僚机构都需要等级制度以更有效率的方式运行。军队中对等级关系的需要尤其明显。Edmund Burke(1999[1790])著名批判法国革命者在军队中寻求平衡军事指挥与服从关系,并预测将导致“懂得安抚士兵艺术受欢迎的一些将军,拥有真正的指挥精神”,谁会“依靠自己吸引其他人的眼睛”,最终会成为“整个共和国的主人”局面的崛起(p.332)。今天,为了军队能获胜,我们承认军队等级制度是合理的,只有在非正义战争情况下有异议。

   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约公元前310-公元前219年)为捍卫等级制度提供了另一种依据。他从人类倾向于利己和无限追求欲望的假设开始,但他认为仪式可以最小化这些缺陷的表现。仪式可以在参与者之间创造一种社群意识,并使人类的互动形式文明(或变得文明),否则就会导致冲突。荀子讨论了涉及不同权力和地位阶层的人的等级制度,在共同的社会实践中,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人。在20世纪,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公开谴责等级制度,等级制度被用来维护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不适合现代社会。但这是对荀子意图的误读。对荀子而言,等级仪式也有使弱者和穷人受益的作用;这为强者照顾弱者利益而生成的社群意识和情感必不可少。例如,在一个有饮酒仪式(得让长辈先喝等)的村庄,所有人参加仪式,从而生成一种社群意识,强大的社群照顾能力水平较低的人(Bell 2008)。简而言之,等级仪式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不仅给予有权力和地位的人认可,而且赋予他们关心权力和地位较低的人的利益和需要。

这就是说,等级制度应该维护低等成员的利益而不应固化权力和地位的关系。因此,儒家学者提出了角色扮演的建议,比如在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进行角色转换的祖先崇拜仪式(Puett 2014),来提升拥有更多权力和地位的人认同处于底层的人的可能性。当然,从长远来看,年轻人会取代老年人,并以一种更自然的方式提升年龄层次。师生关系也是如此。师生关系是分等级的,学生应该尊重拥有更多知识的老师。承认别人比我们知道的更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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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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