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宇:区块链治理之现状与思考:探索多维价值的复杂平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5 次 更新时间:2019-10-26 21: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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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宇  
也给规制的合理性和精确性造成巨大挑战。

   另外,技术发展的广度使区块链可以提供更丰富的“区块链+”服务,例如BIP75标准下的比特币支付、 “区块链即服务”平台提供的区块链快速部署服务、基于区块链的匿名投票系统等,这些服务有着多种多样的应用场景,也更容易进入监管的视野,更容易被理解而受到监管。

   但是,由于区块链技术平台的整体性,很难保证某一方面的监管措施不会对整个区块链平台造成重大的冲击,例如在区块链信息服务监管中,如果为了限制违法信息的传播而要求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在开发区块链时预留可由监管者修改或删除信息的陷门(chapdoor),将很大程度上危及整个区块链的信任价值,因为区块链的几乎全部价值都建立在链上信息的防篡改特性之上。

   目前这样的情形尚未发生,但区块链技术发展的广度以及区块链自身的技术特点,将有可能造成此种基于局部理解的局部监管越出比例原则的范围,冲击区块链整体的局面。尤其如果是以不同的行政部门监管不同的区块链应用领域或影响范围,更可能出现此种状况。

   对此,合适的治理方案应当保证与区块链技术发展深度和广度相适应的两个基本原则:

   一是监管的专业性,即由深入理解区块链的监管者进行专业监管;

   二是监管的系统性,即成立统一的监管机构或明确固定的牵头部门,对区块链技术与服务、利益与风险进行系统的、整体的考量。

   (二)区块链价值内容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较之区块链技术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更具挑战性的是区块链价值内容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区块链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日益复杂的分化,产生了不同的价值内容。例如,在数字代币方面,早期的数字代币只有比特币、以太币等寥寥数种,现在全球范围内数字代币已超千种,而且出现了类型上的多层分化。

   例如,在实践中,数字代币整体上首先可以分为通货型代币(currency token,稳定币)、资产型代币(equityt oken)、功用型代币(utility token)和证券型代币(security token)等,不同的代币背后的权利义务并不相同,其社会经济功能也大相径庭。

   例如,以USDT、DGD和TUSD等为代表的稳定币将数字代币的价值(或价格)与美元或黄金挂钩,在数字代币与法币进行兑换的过程中作为重要的价值中介,起到价值锚的作用。证券型代币则是将数字代币与一定的资产锚定,在一国证券法的框架内进行受监管的发行和交易,有更充分的合法空间和更稳定的实体价值基础。

   功用型代币则是将代币与一定的技术服务挂钩,可以通过代币购买服务,如云计算、云存储服务等。这些代币类型还可以进一步划分出子类型,例如稳定币可以根据其抵押基础而作进一步的分类。这些实践中存在的分类不一定具有权威性,但却折射出区块链上价值内容的复杂分化状态。

   如果我们考虑智能合约,这种价值上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将更为突出。智能合约可以极端简单,只有数行代码,只涉及单个条件判断和一次性的交易;也可以非常复杂,构建如同以太坊著名众筹项目DAO(distribut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分布式自治组织群)那样的大型项目。

   智能合约既可以用于国际贸易、物流管理等场景,大幅提升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取代不够便利的信用证等旧的贸易机制;也可以用于赌博、非法集资和其他不受监管的非法金融活动。因此,智能合约的法律评价就很难一概而论,甚至很难有一个统一的简单法律框架去对如此纷繁复杂的问题作出评价。

   区块链价值内容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要求区块链治理体系能够同样兼顾多种价值目标和技术特征,精确平衡众多价值目标和治理需求。因此,区块链治理体系也应当能够回应区块链价值内容的复杂分化,采取多层次、多维度的治理结构、机制与措施,分别针对不同类型和影响层级的价值内容进行治理。

   对于正面与负面价值并存、利益与风险共生的内容,可以通过有限试点和政策引导的方式,包括在海南自贸区或横琴新区等特殊区域进行选择性的试点,鼓励和引导创新更多地实现有益的社会价值,也有助于发现更精准、更灵活地平衡多维价值的治理方式,适应新生事物和新型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发展。

   (三)区块链治理的内外冲突与利益平衡

   在所有区块链治理的相关挑战中,处于最深层,也最具挑战性的,是区块链治理问题上各种利益冲突的调和与平衡。这些利益包括区块链行业的利益、受区块链积极或消极影响行业的利益、规制性利益、社会公众的现时利益以及因区块链发展而可能产生长远影响的社会经济利益。

   区块链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影响可能是复杂而深远的。

   例如,2016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局禁止信用卡公司处理优步的交易,因该公司违反了地方法规。发行比特币借记卡的Xapo能够规避上述禁令,因其并不要求从本地连接传统支付平台;由此,优步可以无视禁令,继续营业。

   这一问题就涉及优步的利益、信用卡公司的利益、出租车行业的利益、本市优步用户的利益、其他社会公众的利益等,还可能涉及监管当局的利益;如果要对比特币支付进行限制,则还涉及新型支付模式发展背后的社会经济利益与风险。在如此复杂的利益结构之下,进行利益上的平衡与整合并非易事。

   不仅如此,区块链自身本来就有内生的治理结构,如果以传统的监管思维从外部进行整治,将无疑与区块链自身的技术逻辑和运行规律相冲突。区块链本身是技术上环环相扣的平台,外部监管措施很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监管一个问题而破坏整个区块链的运行。

   同时,区块链所独有的信任保证功能使它更加深入地发展了可靠的网络投票机制和各种区块链应用,从而为区块链的自我治理奠定了基础。有论调认为区块链将形成更有效率、共识驱动(consensus-driven)的公共平台,一系列的应用将使公民更少依赖政府,以扁平的、去中心化的结构替代层级制的国家体制。

   这是因为,在区块链平台上,人为的、中心化的管理将被开源的代码所取代,实现“代码即法律”(codeislaw),作为代表的人类机构可以被智能合约所取代,许多“去中心化”的治理模式和服务可以通过区块链实行,而不需要政府的介入。

   当然,认为区块链治理不需要政府和主权国家介入的论调是危险而错误的,但区块链的治理应当内外协调,尊重区块链自身的运行规律,符合比例原则之要求。

   由此,区块链的治理应当是将法律、政策与代码相结合的治理。

   这不仅仅是说法律与政策应当在相当程度上转化为代码的形式,深入区块链内部进行符合区块链运行规律的调控与监管,更是说法律和政策需要从一开始就更多地考虑代码层面的实现,考虑治理目标、算法逻辑与技术特征的兼容。对于可能影响到整个区块链部署与运行的监管措施,应当有明确的法律授权以及对监管权力的有效制约,使监管权力、责任与相对人的权益救济相匹配、相协调。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国家对待区块链应当更多地采取治理而非监管的思维,即并非一味自上而下的监管才适宜于区块链风险的防范和正面功能的发挥。有论者主张,区块链治理应当是多中心治理(polycentric governance),即多层次、多目标、多类型、多领域和多元利益主体(multi-level, multi-purpose, multi-type, multi-sectoral, multi-stakeholder)。

   不论多中心治理之主张正确与否,在区块链治理的问题上,唯有区块链内部与外部、区块链行业与其他行业、政府与公众的多方参与和深度互动,才能形成符合区块链发展规律的治理机制和模式,平衡各方利益和多维价值,探索一条尽可能充分发挥区块链之功能、防范区块链之风险的治理路径,使区块链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服务。

  

   代结语:区块链治理的未来展望

  

   区块链治理尚远远未到下结论的时刻。所有区块链的治理机制与模式尚在探索的路上,复杂的技术发展、繁复的价值分化和深远的社会经济影响使区块链的治理言之不易。区块链的发展离不开主权国家的治理,区块链的治理应当建立在多方参与、利益平衡和专业监管的基础上。作为能够联通价值而不仅仅是信息的技术革新,区块链治理应当使区块链的发展与应用走上更加畅通而有序的道路,看到更多的曙光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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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6期策略栏目(第186—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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