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鲁滨逊困境:从自然社会到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9 次 更新时间:2019-10-24 21: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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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 (进入专栏)  
无论鲁滨逊和礼拜五的关系如何,两个人在一起,更像是一对主仆组成的家庭,与鲁滨逊先前和他的宠物们组成的“共同体”,在性质上没有根本的不同。当鲁滨逊和礼拜五解救了两个西班牙人和礼拜五的父亲后,岛上人口增加了,但政治结构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鲁滨逊仍把自己视为是一个掌管生杀大权的国王,提到新加入的人时直截了当地称为他的“臣民”,理由就是这座事实证明并非无人踏足的荒岛属于他的财产:“首先,整个国土都只是我的财产,所以我对其拥有无可置疑的支配权(Dominion);其次,我的人民完全臣服于我,我是他们绝对的主人(Lord)和立法者;他们的生命都是我救的,万一有必要,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为我献出生命。”只不过这是个实行了宗教多元和良心自由的绝对主义国家罢了(I.235)。

  

   只是当鲁滨逊试图借助其他十几个西班牙人的力量一起逃离荒岛的时候,荒岛上的政治关系才发生了真正的变化。鲁滨逊的荒岛,从他对自己宠物家庭和征服奴隶的绝对统治,终于转变为基于契约和同意的政治关系。[28]

  

   鲁滨逊虽然希望得到这些天主教徒的帮助逃离荒岛,但却明确表达了自己对这些西班牙人的担忧:“我最怕的就是一旦把自己的性命交托在他们手里,他们说不定会恩将仇报,因为感恩并不是人性固有的美德,而且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按照他们受到的恩惠,更多时候倒是同他们指望得到的利益一致。”为了避免自己的好意被这些他邀请来的客人利用,把他交给天主教会的异端裁判所,鲁滨逊和他们合作的条件是“要他们庄严地起誓,保证绝对服从我的领导,把我当作他们的长官或船长,还要他们凭圣礼和福音书发誓,对我忠实”。这个西班牙人不仅担保要其他人会为此写好“契约”,而且他自己就率先发誓,服从鲁滨逊的命令,如果他的同胞背信弃义,他站在鲁滨逊这一边,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I.237-8, 240)。不久之后,当鲁滨逊遇上一艘哗变的英国船,意外地停在他的岛屿旁,他在答应帮助船长夺回他的船时提出了类似的条件:除了船长要把鲁滨逊免费带回英国外,他们还要保证,在岛上的时候,不能觊觎鲁滨逊的权威,要服从他的命令,不得损害鲁滨逊和他的东西。而这位落难的船长则想方设法做出各种保证,让鲁滨逊信任他(I.246-7)。

  

   在夺回哗变船只的战斗中,鲁滨逊新的政治身份变得更加明确了。作为岛上的长官,鲁滨逊现在成了“总督”(Governour)。无论在和他的英国同胞,还是西班牙的天主教徒打交道,鲁滨逊实际上都放弃了他在自己的孤岛小国中自封的国王身份,而是把这座远在加勒比海的荒岛看作是欧洲政治制度的延伸。他凭借遥远母国的政治权威来威慑敌人,援引英国的法律来评判同胞的行为是否合法,应该如何处罚(I.249, 255-6, 259, 262)。

  

   但在荒岛上,并没有真正的惩罚权力和政治机构来执行遥远的英国法律,熟悉内情的同胞也知道鲁滨逊并非英国真正委任的官员,他甚至连统治这座岛屿的特许状都没有。事实上,鲁滨逊和这些同样来自欧洲的陌生人之间所有可能的联盟和合作,都是借助誓言等宗教保证的契约关系(cf.II.48)。[29]那么,鲁滨逊究竟有什么理由要求所有到岛上的人,无论是西班牙人,还是英国人,都服从他的命令呢?这就是鲁滨逊对荒岛的所有权:这个岛是鲁滨逊的,所有其他人要么是鲁滨逊征服或解救的战俘,要么是他邀请的客人,他们只要在岛上,就要完全服从鲁滨逊的命令。所有来到岛上的欧洲同胞,哪怕是其中那些无法无天的恶棍,都承认鲁滨逊对岛屿的占有权。无论是作为他的宠物和礼拜五的绝对君主,还是要求天主教徒和英国船员完全服从的长官或总督,鲁滨逊的权力在根本上仍然来自他对于荒岛的财产所有权。在鲁滨逊的世界中,政治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处于孤独者的占有、征服和劳动之后,并不是偶然的。鲁滨逊权力的“财产”性质,甚至在他离开之后,仍然决定着岛上的状况。[30]

  

   鲁滨逊在离开荒岛时,将岛屿留给了五个因参与哗变而不敢返回英国的船员,并要求他们和他邀请的十六个西班牙人,共同分享这座岛屿(I.263)。但鲁滨逊离开时,实际上希望将岛及岛上的物品先交给这些西班牙人,由他们来统治五个无法无天的英国人,可惜这些西班牙人到得晚些(II.29)。正是这一所有权“信托”过程的含糊,为日后岛上的政治纷争提供了借口。三个英国恶棍,在欺压和骚扰其他人时,理由就是鲁滨逊这位总督将岛的所有权交给了他们,所有其他人没有任何权利生活在岛上。以这种所有权的转让为根据,他们甚至要求这帮西班牙人做他们的仆人(II.33-5)。鲁滨逊离开荒岛后岛上居民的纷争,当然并不仅仅是所有权造成的,但财产及劳动成果的分配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当鲁滨逊重回岛上试图建立一个稳定和平的秩序时(“我为这些人做的几件大事”),除了提供生计方面的工具、给养甚至手艺人,确立宗教秩序和家庭秩序,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在保留自己的所有权的同时,将岛上的土地分配给了大家(I.284, II.92)。

  

   虽然后来回顾自己的荒岛时,鲁滨逊仍称之为是自己的王国,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君主或伟大的征服者,但无论鲁滨逊还是他的听众,都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殖民地而已(II.9-11, 30, 39)。但鲁滨逊对这座殖民地的统治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比世上大多数君主同僚的统治更幸福(with more Felicity)呢?鲁滨逊的解释是:

  

   我非常乐意做这些人的主公(Patron),将他们安顿在岛上,像一位年老的家长制君主(an old Patriarchal Monarch),以一种高贵的君王方式为他们做一切;又像是这个大家庭和种植园的家长,为他们供应一切;但是我从来没有以任何政府或国家(Government or Nation)的名义在那儿垦拓,从来没有承认这里属于任何君主,也没有让我的人民臣属任何国家;不仅如此,我甚至从来没有为那个地方命名,而是让它像我初到时一样,不属于任何人,而那里的人也不受任何人的统治和管束,只听我的,而我尽管对他们有着父亲和恩人般的影响,却没有任意行事和指手画脚的权威或权力,除非是他们出于自愿,同意服从我的命令。(II.125-6)

  

   鲁滨逊的政治反思,揭示了他在荒岛上建立的政治秩序最终的性质。虽然就这一政治秩序的起源来看,鲁滨逊可以称作岛上所有人的“父亲和恩人”(Father and Benefactor),可以像一个家长制的君主一样,要求他们完全的服从,而鲁滨逊的这一权威又因为他几乎一手“救活”甚至“养活”了岛上所有的人,而显得更加无可置疑。然而,鲁滨逊却非常小心地使用这种基于自我保存和感恩的父爱权威,他始终在人民的自愿同意(voluntary Consent)的范围内进行“统治和管束”,而从不恣意妄为。[31]这样一个基于所有权,借助自然法,在荒岛上建立的政治乌托邦,最终并不属于任何政府和国家,而却似乎胜过任何现实中的政治秩序。如果“人的才智不可能发明一种没有政府的生活方式”[32],即使在荒岛的海滩上,他们也势必要建立政治关系,那么鲁滨逊的“政府”无疑是最接近的例子。[33]只不过这个理想的政治统治,即使在鲁滨逊的火枪和上帝的誓言的保卫下,仍然不能完全避免纷争,甚至其暂时的和平,也要靠面对野蛮人的战争和威胁,有限地维持下去。鲁滨逊与三个英格兰恶棍的差别,不在于他摆脱了绝对权力的野心,而在于他借助所有权和感恩的自然法,明智地实现了这一统治。[34]

  

家与大海:现代的历险者


   在《鲁滨逊历险记》的开头,鲁滨逊的父亲,一位明智庄重的人,凭借他漫长的人生经验,告诫他不安分的儿子:社会的“中间状态”(the middle state),或者说,“下层生活的上层”(the upper Station of Low Life),是世界上最好的状态,既免遭下层人的艰辛困苦,又不为上等人的骄奢、野心和妒忌所累,最能使人获得幸福。这种“中间状态”的幸福,在鲁滨逊明智庄重的父亲看来,就在于避免危险与灾祸,而社会的两极,往往受制于命运的无常,身心难得安宁。[35]鲁滨逊只要安心待在家里,就能置一份不错的产业,过上安闲愉快的生活。只有那些穷得铤而走险,或者资产雄厚野心勃勃的人,才会脱离常轨,投身海外的冒险事业(I.57-8)。

  

   然而鲁滨逊“生来就是自己的毁灭者”。父亲清醒明智的想法并不能压制儿子骚动不安的性情。鲁滨逊一心只想“出海”。这种对漫游(wandering)的顽固渴望,一种“不理性、不顺从”的性情气质,似乎是鲁滨逊与生俱来的自然倾向(I.57, 66-7, 84)。出海遭遇的种种危险、灾祸和不幸,虽然会不断让鲁滨逊感到懊悔,唤起他的冷静的理性和“尚未泯灭的良知”,让他叹服父亲先知般的远见,但他仍然在这种不安分的性情的驱使下一步步走向他的“不幸”。

  

   这种性情——一种“闯荡的天性”(II.5),初看上去,似乎是一种“顽固的发财妄想”,或者说“一种不节制的鲁莽欲望,渴望情理之外的发迹”,只想以“超出事情本性所容许的速度更快地蹿升”(I.67, 85)。毕竟鲁滨逊只是家中的老三,又没有受过任何职业的训练,现在再去投身法律或商业,为时已晚(I.57, 59)。[36]他前往几内亚的第一次海外历险也让他赚了不少钱。然而推动这种发财妄想的却并不只是“经济人”的逐利欲望或者理性计算的功利倾向,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安分的性情。当鲁滨逊在几千里之外的巴西发了家,他仍然不安心,再次受到诱惑出海。鲁滨逊自己也承认,对于一个在巴西拥有大量投资、前景良好的种植园,并在远洋贸易上收入颇丰的人来说,这时出海无疑是一个非常“乖戾”(preposterous)的选择(I.86, cf.II.7)。然而种植园平静的富足生活,与鲁滨逊的性情格格不入,根本就不是他喜欢的生活。在鲁滨逊六十一岁时,经历了中产阶级的各种生活状态,过上了他父亲所谓最适于人的幸福生活,“一般去海外冒险的那种动机已经不复存在,因为我不必发财,也没什么东西可以追求:就算我再挣一万镑,也不会比现在更富有。”但这样的生活,对于鲁滨逊来说,却仍是“没有生活的乐趣,没有快乐的时刻,没有惬意的消遣”,他的全部心思依旧寄托在他经历了无数危险的海洋和荒岛上。虽然妻子的深情让他暂时收敛了漫游和冒险的妄想,但妻子一去世,就立即故态复萌(II.5-10)。这种天生的漫游精神(wandering spirit),虽然是鲁滨逊追逐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动力,但最终却超出这些利益的视野:“生意不是我的本性,但闯荡却是。”这是一种漫游世界的不安分欲望,而不是攫取世界的贪婪欲望(a restless Desire to see the world than a Covetous Desire of getting it),其实质是一种人内在的不安(II.144-5, II.125)。鲁滨逊准确地指出了他犯的这种“慢性病”的真正病因:人对上帝或自然给予他的处境总是感到不满。这不仅是鲁滨逊自己的“原罪”(Original Sin),也是现代人的原罪(I.200)。[37]

  

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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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勿食我黍 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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