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军:历史化的意义及其可能——“当代文学历史化”学术思潮述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7 次 更新时间:2019-10-23 07: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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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洪军  
而无法把我们想到的诸多问题变成具体研究,一步步深入下去。”19新时期文学如此,当代文学更是如此。目前已经整理出来的文献主要有,1980年代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孔范今、雷达、吴义勤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程光炜主编的《新时期文学史料文献丛书》《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目录》,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吴俊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丁帆、王彬彬、王尧、朱晓进领衔加盟的《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程光炜、吴圣刚、沈文慧主编的《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等。这些史料文献,主要关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体文类、文学期刊等。它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支撑作用。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程光炜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目录》和吴俊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它们一个是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的一次目录学整理,一个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基础性史料。这两项工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中尚属首次。

   由此我们也可以想到,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工作中,不能总是围绕着几个作家、几个思潮来回做一些重复性工作。其实, 即便是史料性的工作也还有很多空间有待拓展。首先是《中国当代文学词典》的编纂。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相关的词典已经诞生, 而且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比如谭正璧编纂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钱仲联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大辞典》,贾植芳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词典》。中国当代文学方面的词典虽有潘旭澜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但是它出版于1993年,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年, 对它的修订或者重新编纂应该引起重视。其次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目录提要性著作的编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少影响很大的目录学著作,如贾植芳、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唐沅等人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郭启宗等主编的《中国小说提要(现代部分)》等。在当代文学中也已经有了一些这样的著作,如董健、陆炜编的《中国当代戏剧总目提要》、程光炜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目录》,但是其他门类的类似著作则尚未出现。与现代文学相比,当代文学时间跨度更长,作家作品更多,而且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这种大型工具书的整理撰写更加困难,这也是事实。但是困难也并非无法解决。如果整个当代文学我们做起来有困难,是不是可以先做某一个时间段的?比如《“十七年”文学总书目》《“文革”文学总书目》《八十年代文学总书目》等。再次是当代文学“公案”的史料搜集与整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公案”,如“十七年”时期的一系列文学批判,1980年代关于各种文学思潮的论争,甚至1990年代初期围绕《废都》发生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讲,一部当代文学论争史就是一部当代文学发展史。如果我们能够把每次论争背后的各种档案史料充分挖掘整理出来,这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样的工作已经有人在做, 如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编辑出版的“历史档案书系”,程光炜主编的《新时期文学史料文献丛书》等,涉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等重要文学思潮,但是与“公案”的史料搜集思路似乎还有些距离,更多时候他们是把这些现象作为思潮来对待的,搜集的史料也更多的是关于它们的研究论文。如果将其作为“公案”,恐怕还要搜集更多与之有关的能够呈现其来龙去脉的历史资料。当然,这项工作做起来有很多困难,包括档案的涉密问题和作家的人事纠葛。最后是作家回忆录,包括口述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家回忆录的价值还没有被充分地认识到。我们现在主要是把它们作为真实性尚待考证的佐证材料。而实际上,在作家年谱的修订、传记的书写方面,它们的作用十分重要。就是从一段文学史的研究与重写而言, 这些文献的价值也不容低估。例如,在1980年代,“作家回忆录的写作是许多老作家20回归文坛的一种重要方式,也理应成为1980年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一页。这些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被以往的研究工作严重忽略掉了的‘另一半’1980年代文学的面貌:一个不一样的1980年代文学格局、文学思潮、文学生态和作家的精神人格。它们不仅在1980年代的非虚构写作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而且也为我们从整体上勾勒这些作家在人生暮年的精神状态提供了可能。在日益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建设的当下,对1980年代作家的回忆录进行史料整理、文献考辨、综合研究,不仅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重返1980年代’的新视角,而且可以为以后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史料支撑”21。如果一些作家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撰写回忆录,我们应该考虑是否可以与他们一起做相关的口述史。这对当代文学研究来说,既是便利条件, 也是目前一件十分紧要的工作。

   作家作品集的搜集、整理与编纂。对于一个作家的经典化、一段文学时期的历史化而言,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就是作家作品集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在古代文学中,我们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全唐诗》《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等历朝历代作品集以及《李太白全集》等作家文集;在现代文学史上,我们有《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分时期的作品集整理,有《鲁迅全集》《郭沫若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老舍全集》《曹禺全集》《沈从文全集》等著名作家的文集。在这种前提下,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的历史化工作才得以持续稳步地推进。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相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对作家文集的重视程度似乎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就目前来看,对“十七年”文学影响较大的作家,其文集大体上已经整理出版了,比如《周扬文集》《胡风全集》《丁玲全集》《冯雪峰全集》《夏衍全集》《赵树理全集》《贺敬之文集》《孙犁全集》《柳青文集》《杨沫文集》等。新时期作家文集的整理出版工作相对比较复杂。在一些作家去世以后,经过多方努力,他们的文集逐渐得到出版,如《曾卓文集》《绿原文集》《牛汉诗文集》《戴厚英文集》《高晓声文集》《海子诗全集》《顾城诗全集》《姚雪垠文集》《徐迟文集》《路遥全集》《林斤澜文集》《汪曾祺全集》等, 这些文集的出版对于这些作家的经典化,对1980 年代文学的历史化都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必须看到,还有不少已经去世的重要作家,其文集至今尚未整理出版, 如茹志鹃、张一弓、周克芹、张贤亮、王润滋、史铁生、王小波等。作品的分散不全, 对于作家的整体研究,对于一段文学史的整体推进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与已经去世的作家相比,在世作家文集的整理出版可能更为麻烦。一个是很多作家仍然在不停地创作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整理出版他们的文集, 其权威性可能就会受到质疑。比如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作家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几乎同时推出了20卷本《莫言文集》。这种行为与其说是一种学术总结, 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商业运营。199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过18卷本《贾平凹文集》之后,201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20卷本《贾平凹文集》。不是说一家出版社出了某作家的文集以后其他出版社就不能再出, 而是说,如果一个作家尚处于旺盛的文学创作期,这种文集的出版很可能会造成一种学术资源的浪费。相比之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2019年版《汪曾祺全集》就有价值得多。虽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汪曾祺刚刚去世一年之后(1998年)就出版了他的全集,但是20年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显然做得更为扎实、更为全面,对于汪曾祺研究工作的推进它也将提供更为权威的史料基础。在世作家文集出版困难的另一个原因大概与作家本人有关。因为不少作家依然处于创作的状态,他们可能并不太愿意在此过程中推出自己的文集。这一点需要作家和学者达成共识。总体而言,在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过程中, 我们应该充分重视作家作品集的搜集整理与出版。难能可贵的是,在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新文学大系》一直在整理出版。这一工作必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它们的价值现在似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就作家文集的整理出版而言,它需要学术评价体制的支持,也需要作家及其家属的积极配合。

   当代文学历史化第三个方面的工作是作家年谱的编纂,传记、作家论的撰写。在参加《中国当代作家论》丛书新书发布分享会时,吴义勤指出,“‘作家论’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同时也代表了现代文学研究最高水平,可以说现代文学研究中能够反复被一代代学者阅读和引用的著作其实都是‘作家论’”。“而我们在当代作家领域, 明显不足,当代文学研究大多是现场评论、追踪研究,系统的综合研究比较弱。”22在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很多学者都是从某一个具体作家的研究走上学术道路的,或者以研究某一个具体作家而知名。比如袁行霈的陶渊明研究,莫砺锋的杜甫研究, 钱理群、王富仁等人的鲁迅研究,陈思和、李辉的巴金研究,凌宇的沈从文研究,陈晓明的沙汀、艾芜研究等。在当代文学领域, 这样的现象现在还比较少见。主要的原因大概是认为,当代文学缺乏这样的经典性作家, “不值得”花费那么大的工夫。就“十七年” 文学而言,因为比较多的是“一本书作家”, 可能的确经不起这样的研究,但是,杨沫、柳青等作家的价值还有待充分认识。如果从1978年第四次文代会算起,新时期文学也已经4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40年中,涌现出了不少重要作家,比如汪曾祺、路遥、王小波、史铁生、陈忠实、顾城、海子、莫言、王蒙、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张承志、刘震云、张炜、余华、张洁、方方等。这些作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成就。在推动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过程中, 要想使当代文学的研究真正地“去批评化”, 这些作家的年谱、传记、作家论其实是一项绕不开的工作。在这一点上,《东吴学术》开辟的“作家年谱专栏”体现了一种学术研究的前瞻性。大概从2012年开始,《东吴学术》陆续推出了苏童、阿来、余华、韩少功、史铁生、铁凝、翟永明、莫言、汪曾祺、张承志、贾平凹、林白、李佩甫、刘震云、毕飞宇、陈忠实、张炜等著名作家的文学年谱。后来又以《当代著名作家及学者年谱系列丛书》的形式出版发行,产生了很好的学术反响。2018年,由著名批评家谢有顺主编的《中国当代作家论丛书》第一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录《阿城论》《昌耀论》《格非论》《贾平凹论》《路遥论》《王蒙论》《王小波论》《严歌苓论》《余华论》等9部著作。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必将在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过程中起到奠基性的作用。

   在基本的史料建设和作家作品的历史化研究之外,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工作还应该包括相关概念的知识清理以及包括文学机构、文学期刊、文学出版、文学会议、文学评奖等在内的文学制度研究。在当代文学的知识清理方面,洪子诚先生的成就最为突出。早在1990年代,他已经十分自觉地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在我们过去的文学史中,那些我们经常使用,习焉不察的事实、概念、评价,是如何形成的,是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构造’出来的—这是1990年代我的主要思路。”“通过这种‘清理’,能够使过去那些表面看起来很严密,统一的叙述露出裂痕, 能够在整体板块里头,看起来很平滑、被词语所抹平的‘板块’里头,发现错动和裂缝, 然后来揭露其中的矛盾性和差异。这种方法是在原先已有的叙述的结论上发现问题,或者说,把既有的叙述‘终点’作为出发的‘起点’。”23他在这一方面的工作突出地体现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材料与注释》以及他对“当代文学”“左翼文学”“题材”“样板”“手艺”等众多文学概念的清理上。

“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型的文学。为了确保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领导地位, 配合和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它逐步建立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文学组织、引导、评价的管理体制,我们把它称之为文学制度。”24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一个显著的不同就在于,当代文学,尤其是1980年代之前的文学,与国家的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具有十分明显的制度化特征。所以, 对于当代文学制度的研究一直为不少学者所关注。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王本朝、张均的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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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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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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