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明:中国何以发生——《大国宪制》的问题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8 次 更新时间:2019-10-22 23:26:39

进入专题: 宪制   共同体   宪法  

于明  
但这种“自古以来”的论证是无力的,更不用说依据历史的证据总是模糊的,甚至自相矛盾的;同时,这种实际偷懒的论证,还有另一种负面后果——它让人们“习惯”或“丧失”了进一步理论思考的机会和能力。换言之,当我们满足于“自古以来”的论证时,实际上就失去了一次次发现学术问题的机遇,或者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笼统地归于“历史”“传统”或“文化”这一类“大词”。

  

   尤其是《大国宪制》中所讨论的问题——家族伦理、军事征服、统一度量衡、书同文、官话、科举制、皇帝制等等——在中国历史上大多已存在两千多年,实在称得上是“自古以来”,至少是“习以为常”了。但越是“习以为常”的问题,越可能将其视作理所当然或天经地义,而缺少进一步理论追问的动力。正如苏力一直强调的,真正重大的制度,往往是人们普遍接受和习以为常的,以至于“寻常看不见”;只有在遭遇超出常规的例外时,才会“偶尔露峥嵘”。但严肃的学术研究,不会因为一项制度已经成为政治法律社会的“默认”基础就对其“视而不见”;相反,真正的学者,会更加重视这些基础性的制度,并通过社会科学的视野将其重新“问题化”,追问其中可能隐藏的重要的宪制意涵。

  

   比如,我们太熟悉“父慈子孝”了,甚至将其视作天经地义,但苏力提醒我们,之所以强调父慈,恰恰是因为父亲在天性上较之母亲更少关爱孩子,而子女孝顺父母也同样并非自然,因此这些制度对于家族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又比如,我们往往把军事排除在宪制视野之外,但苏力却强调,大国的构成都必然以军事整合为基础,如何在建国过程中化武功为文治才是大国首先面临的宪制难题。再如,当我们讲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往往将其理解为一种思想文化的控制或专制,但苏力却将其置于精英宪制的视野中,指出其更长远的意义是为国家选拔人才提供标准,并由此构成后世科举考试的基础。当我们讲到皇帝时,总是下意识地将其视作一种专制的君主制,但苏力却在精英合作的难题中重新复原了皇帝制度的宪制功能,重新理解了它对于古代精英政治运作的重要意义。正是借助于这些追问或“问题化”,那些曾经被人们所遗忘的或被遮蔽的宪制意义才得以重新呈现。

  

   当然,《大国宪制》也并非完美,也同样存在不足。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大国宪制》尽管始终强调要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普遍的有说服力的理论,并追求“理想型”的理论叙事,但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仍然缺少有概括力和生命力的理论命题的提炼。尽管作者提出了“大国宪制”的命题,并将其作为书名,但“大国”只是对问题的界定和描述,并不构成一个理论的提出。尽管作者将大国宪制,概括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三个层次的共同体的构建,但仍然没有很好地总结贯穿其中的核心理论究竟是什么。从总体上说,全书的叙事还是比较散漫的,虽然对家族、伦理、军事、地缘、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宪制都作了精到的分析,但仍然缺少最后的理论总结与提升,或缺少令人兴奋的理论命题或“关键词”。

  

   这不是吹毛求疵,事实上,有生命力和征服力的学术著作,都往往有核心理论命题的提出,包括有吸引力的理论概念或话语的创造。想想作者之前的著作,“本土资源”或“送法下乡”,在理论意涵和象征意义上,显然都较之“大国宪制”更具有理论创造,也更生动形象。再想想之前提到的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乡土中国”的书名本身就更具概括力,也更醒目。此外,费孝通在全书中创造的“差序格局”“礼俗社会”“教化权力”等诸多概念和命题,都已成功融入到中国社科话语的日常之中。相比之下,《大国宪制》中始终缺乏类似“差序格局”这样的理论概念,或“题眼”,也缺少统摄全书的理论命题。尽管作者也尝试有所概括,比如,在“作为制度的皇帝”中区分的“有位君主”和“守成君主”,但仍然显得有些随意和单薄,不如韦伯的“魅力型”与“传统型”来得精致丰厚。

  

   另一个问题,与之有关的,就是全书的书写还是比较散漫。或许正因为缺少结构全书的命题,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还不够清晰。尽管苏力试图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宪制三层次来结构全书,但在齐家之前却插入了宗法封建制的讨论,在齐家之后又将治国与平天下打散在一起论述,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损全书的结构。本书的散漫,还表现在历史叙事上。虽然苏力强调要“挤干”历史,以凸显理论,但在一些历史事实部分,作者又往往不惜笔墨。比如,对几个西方宪制、行政区划历史、科举制历史的论述都显得过于铺陈,甚至有些影响了理论的阐释。又由于这些历史主要依据常识,正文中过多展开,不免让相对专业的读者觉得“干货”不够。换言之,与这本书可能遭遇的“轻视历史”的指控不同,在我看来,作为一本以理论驾驭历史的著作,本书的历史部分,还可以“挤”得再干一些。

  

四、那变与不变的


   算起来,距离苏力上一本学术专著的出版已过去12年了。

  

   尽管可以期待,在未来几十年,还会有若干新著诞生,但作为一部62岁出版的著作,本书还是可视作苏力在学术成熟期的作品,应当在苏力的作品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甚至有理由被视作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事实上,较之之前出版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1996)、《送法下乡》(2001)、《道路通向城市》(2004)、《法律与文学》(2006),《大国宪制》的确是特殊的——无论在内容还是写作方式上,都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全新的突破和尝试。

  

   在内容上,虽然《法律与文学》也是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但毕竟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借助文学材料来讨论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但《大国宪制》却第一次完全进入到中国法律史/政治史/社会史的研究领域,认真严肃地讨论中国古代宪制与政制的道理,这无疑与《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等极度关注现实甚至追逐热点的著作形成了鲜明反差。在写作方式上,苏力一贯的风格是关注具体制度和个案,“以小见大”“层层剥笋”,已经成为极具苏力特色的“风味”;无论是《本土资源》《送法下乡》中的个案分析,还是《法律与文学》对传统戏剧的文本解读,都是如此。相比之下,本书每个章节几乎都是“宏大”的,动辄上下数千年,跨越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就好比画风突然从“小工笔”变为“大写意”。

  

   这种突破或转变是否成功,恐怕要交给市场和历史去评判。但如果只是看到这些“变化”,恐怕还不能算是真正读懂了《大国宪制》。在我看来,在这些表面的“变化”之下,还是掩藏了苏力那颗“不变”的初心,这需要重新回到苏力的学术路径中才能看清。

  

   苏力的“初心”首先还是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如果说在过去三十年的“新法学”中,苏力的出现和存在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最重要的意义无疑是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与唤醒。在八九十年代热衷“西化”的法学思潮中,苏力最早开始了对中国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自觉思考,开始有意识地将中国的本土经验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法学理论——尽管他所运用的理论与方法可能是更西化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和《送法下乡》都代表了这种方向;在这些作品中,中国本土的实践不再是被批判的对象,第一次成为真正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学术富矿。《法律与文学》同样源自对依然西方经典的不满足,要将中国古典文学中传递的法学原理讲清楚——“我用我们民族的母语写诗……有些字令我感动,但我读不出声”。

  

   这一次还是关注中国。事实上,早在二十年前苏力提出本土资源时,就有一些读者有意无意地误解为“中国传统或中国历史”,并怀疑苏力要为中国的“封建糟粕”翻案或正名。为此,苏力多次强调,本土资源并非只存在于历史中,当代人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芽的各种非正式制度是更重要的本土资源。苏力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在大多数论著中,他始终偏好当代中国最鲜活的制度实践。但这一次,苏力不再关注当代,而是真正将目光转回到历史,回到数千年历史的宪制实践之中。尽管这里存在转向,但这种误解的最初存在,也恰恰说明,对中国历史经验的关注,从来都是中国本土资源的一部分。如果考虑到中国曾凭借这些制度在数千年历史中领先世界,就更没有理由轻视这些曾经的经验与洞识。

  

   因此,苏力之所以选择这一主题,是再一次向支配中国学界的西方话语发起挑战。苏力希望通过他对中国历史的法理重述,激发中国学人关注和思考中国的宪制经验。苏力显然不满足于当代学界依然存在的迷信西方的现状,动辄以“基于外国经验的宪制理论或法律理论来套中国,觉得可以,继而建议,这里切一刀,那里砍一斧”。他希望以《大国宪制》亲身实践,促使中国学人能够从自身经验出发,思考人类社会的一些大政治体的宪制。他意在提醒我们,西方宪制理论往往来自于与中国存在重大差异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因此存在诸多先天不足的理论缺陷,难以解释中国宪制的历史,更难以指导当下中国的实践。

  

   除中国问题外,“不变”的还有对“大国”的关注。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毛泽东在九十年前作出的这个判断,始终构成苏力理解中国法治的出发点。从《本土资源》开始,苏力就开始思考,在一个“乡土社会”与城市工商社会并存的现代中国,如何理解中国法治的特殊性问题。在“秋菊的困惑”中,苏力展现的是对于现代化法治方案的反思,是对于现代法治与乡土社会之间的激烈冲突的冷思考。在此后的《送法下乡》中,苏力继续了对“乡土”与“大国”的关注——他关心法治的边陲,思考基层司法与中国国家建构的关系,观察乡土规则与国家法律之间的互动,强调复转军人与乡土社会法律需求之间的紧密关系。所有的这些,都展现了苏力对大国问题的关注,始终将对法治的思考置于一个尚未完全摆脱乡土、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背景之下。

  

   而这不也正是《大国宪制》的问题么?苏力要回答的宪制难题,不也同样是在一个小农经济的村落共同体的基础上,如何构建一个超大型政治共同体的问题么?与乡土大国对中国现代法治提出的挑战一样,古代中国的构成所面对的最大挑战,依然来自于农耕文明的小农经济基础,以及这种“一盘散沙”的“小农”基础与“大国”建构之间的矛盾。如果说《本土资源》与《送法下乡》关心的是如何在依然存在乡土社会的现代中国建设法治的问题,或是如何在权力的边缘地带如何建构现代国家的问题;那么,《大国宪制》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几乎完全依靠农耕经济的基础上,如何建构家族村落共同体(齐家)与国家共同体(治国)的问题。换言之,这是一个“古代版”的本土资源和送法下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国宪制”的问题,也就不仅仅是一个古代问题、一个已经逝去的故事;相反,它同样属于当下,它的经验与智慧同样可能有益于当代中国的宪制转型。

  

   这就是苏力“不变”的初心。对于中国问题的关注,对于乡土社会的关注,对于我们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的关注,始终贯穿在苏力的观察与思考之中,隐含在苏力那始终不变的对于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的文字之中——纵使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也只有在这种对于“变”与“不变”的理解中,我们才能真正重构《大国宪制》的问题意识,理解苏力在这场智识冒险中对自我的超越与回归。

  

    进入专题: 宪制   共同体   宪法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读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8674.html
文章来源:《法治现代化研究》2019年第4期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