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明:中国何以发生——《大国宪制》的问题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1 次 更新时间:2019-10-22 23: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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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明  
可以是古代的城邦,也可以是中世纪的庄园、行会、邦国。不仅如此,直到20世纪之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都停留在这种传统社会之中,但唯一的例外是西欧。在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改变,最终塑造了一个全新的现代社会与民族国家。或者,用法学家的话说,这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不要忘记,梅因正是滕尼斯思想的主要来源。

  

   因此,历史中国的出现变得“不寻常”。在传统理论中,从共同体到社会,或从身份到契约,仿佛是一个单线的历史进化;法理社会的建构,恰恰建立在礼俗社会的解体之上,是一个现代不断取代传统的过程。但历史中国的存在,却对这种简单的历史叙事提出了“难题”。中国的诞生,不是建立在礼俗社会的解体上;相反,正是在强化家族与村落的礼俗社会的同时,借助军事、度量衡、书同文、语同音、中央集权、官僚政治等等一系列构成性制度(宪制),奇迹般地创造出了中国——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堪比现代的法理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发生,挑战了从共同体到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单线进化论,也挑战了将西欧视作唯一“进步社会”的例外论——问题变得复杂了,也对中国的学术提出了难题。

  

   《大国宪制》正是要回答这个难题。在一片古老的土地上,星罗棋布地分散着无数自给自足但内在相对封闭的村落共同体,如何能够建立起一块核心面积在五百万平方公里之上的超大型政治共同体?正如苏力强调的,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天然构成核心家庭和有效率的生产单位,同时还承担了宗教、教育、社会福利等诸多社会功能;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村落共同体,分享共同的语言、习俗、文化与心理认同,但同时也造成了自给自足与缺少跨地域认同的特点,因此,小农经济很难自发构成超越自然村落的大型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而更多时候是“一盘散沙”或“一袋马铃薯”。因此,在一片面积超过西欧的大陆上,中国为何能早在两千多年前,建构起一个本身具有诸多“现代性”或“法理社会”特质的政治共同体,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也是至今尚未从理论上作出很好解答的难题。

  

   苏力的回答大致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在引论分析了中国何以发生的“动力因”,即,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这个原本并不会自然生成共同体的区域最终发展出超大型的政治共同体?对此,苏力认为,这主要来自于东亚农耕区的民众,在历史上一直面对两个无法彻底消除的重大生存威胁——黄河的治理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竞争——促使他们必须超越村落共同体,逐步向四周扩展,最终构成一个超大型的政治共同体。也只有借助这个共同体,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才能建构基本的身份认同,实现基础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整合,从而动员强大的经济资源、军事力量同北方游牧文明展开军事竞争。这里,苏力始终强调的是,这两种威胁都并非是短暂的,而是持续存在的,因此构成常规的制约条件;同时,这两种威胁都事关生存的根本问题——活着,而非活得更好,这些才是制约历史中国的根本问题。

  

   但苏力的分析并没有止步于动力因。事实上,如果只是从学术竞争上看,对黄河治理和北方游牧民族威胁的强调,本身并非多大的创新,之前不少学者也都从不同角度讨论过这些问题——尽管从共同体视角系统追问这两个问题还是第一次。但《大国宪制》真正具有学术贡献的部分,并非对于“动力因”的回答,而是在此之后的十一章中对中国何以发生和构成的“制度因”——宪制问题——的讨论。

  

   事实上,如果从人类历史的视角来看,大型河流的治理、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的挑战,都并非只是中国的问题,历史上的古文明,包括埃及、两河流域、古罗马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类似的问题,但这些古文明都不曾诞生类似中国的、“现代性”程度如此之高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在这些地区,要么是分散的小共同体,要么是大帝国——但帝国只是军事控制,缺少政治经济文化的整合与认同——更重要的是,这些文明最终都毁灭了,没能形成一个稳定持久的共同体。因此,对于中国何以发生的追问,就不能停留在“多难兴邦”的动因分析上,更重要的问题,还是在出现“制度需求”之后,构成共同体的诸多“制度供给”(宪制)是如何出现的;正是在这些构成性宪制的问题上,中国做对了,并成功胜出,塑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内部高度整合的超大型政治共同体。

  

   这就是大国宪制的问题,同时也是苏力的问题意识。这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但如果从共同体构成的视角进入,从宪制问题进入,追问中国这个看似“奇怪”的共同体究竟何以发生,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新问题,更是一个极具学术意义和挑战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不仅挑战了传统宪法学研究的偏见,也暴露了西方传统共同体理论的不足,从而构成了一个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学术增长点。更重要的是,这也许正是历史中国对人类制度文明作出的最大贡献,也将成为中国学者可能提出的最具理论贡献与国际竞争力的学术命题——大国宪制的问题,不是只存在于中国的问题,但却是中国学者最应当也最有可能给出完美答卷的问题。

  

三、社科视角的问题导向:洞见与不足


   但苏力的问题意识,并不仅仅在于提出了大国宪制的问题,还在于他所给出的答案,包括给出答案的过程同样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苏力的答案,并不是回到历史细节中去还原中国何以发生的历史场景,而是将历史叙事作为材料,借助社会科学的视角与方法,试图发掘其中的“道理”。用苏力的话来说,“这本书是问题导向的,不是描述导向的”,是从宪制和共同体的社科视角对这些既有的历史材料和常识进行理论上的重构。

  

   这种问题导向的叙事方式,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不断将历史“问题化”的过程。它不仅关心真实的历史“是什么”,而且更关心历史“为什么”会是这样;他不仅关心历史上的人物与事件,还更关心这些人物为什么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作出如此选择。在这样的“问题化”的过程中,呈现出的不再仅仅是历史真相,而是引导人们思考,历史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面貌——如果不是这种制度,选择另一种制度会不会更好?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谈到父慈子孝,作者会追问,为什么是强调“父慈”而不是“母慈”?为什么国家法律更关心“子孝”,而很少关心“父慈”?又比如,谈到男女有别,作者不厌其烦地探讨为什么从夫居的外婚制是最好的选择;在分析军事宪制与地缘宪制时,要反复追问军事和地缘这些关键问题为何会从当代西方宪制理论中消失;在讨论度量衡问题时,要探讨为什么统一度量衡是比统一货币更重要的宪制问题;谈到精英政治时,要关注从察举制到科举制转变的社会历史条件,探讨南北榜问题为何成为科举制的关键;讨论皇帝与官民时,要反复追问为何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主制或贵族制,以及为什么没有出现公民;等等。

  

   这种不断“问题化”的叙事,也许构成了本书最鲜明的特点,同时,也可能是最重要的贡献。在我看来,这种社会科学视角所带来的“问题化”叙事,至少有两方面意义:首先,它延续了费孝通、瞿同祖等社会学家所开创的以社会科学视角来研究“整体中国”的学术进路,并有所推进;其次,这种新的叙事还不断将一些前提性、基础性的制度与做法重新“问题化”,从而提醒我们重新关注那些“寻常看不见”的构成性宪制的功能与意义。

  

   有时候,“一页历史抵过成卷理论”(霍姆斯)。苏力并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仅仅是历史事实的考证或梳理,也许只能引起少数专业研究者的兴趣。更多的读者,并不满足于“是什么”,而是希望了解“为什么”;不仅希望了解过去“曾如何”,还希望了解此刻或今后,因为什么因素,“还可能如何”。因为人们之所以关心历史,更多的还是希望能从历史中“感受到一种智识的说服”,并以此指导未来的行动。历史故事固然可以给人启示,但这种启示往往模糊,甚至自相矛盾;相比之下,从历史中抽象出的理论,由于对变量、条件与逻辑结果的限定更严格,往往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因此有更强的预测力。

  

   回到法律史/政治史/社会史的学术脉络中,《大国宪制》的写作,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接续了费孝通、瞿同祖等社会学家所开创的学术路径。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虽然不是历史著作,但基本可以视作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的解读;尤其是其中重点分析了中国传统“礼俗社会”与“礼治”的特点及其成因,无疑可以视作理解中国法律史/社会史的基础。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更典型的社会科学化的法律史研究的开创之作。瞿同祖的著作第一次改变了沈家本、程树德、杨鸿烈以来的中国法律史的写作方式,第一次从功能主义的社会科学视角(而非传统的制度沿革的视角)来审视传统中国的法律,从而创造了一种真正具有问题意识和理论启发的法律史写作。尽管可能存在资料的缺陷和理论的不足,但不可否认,这两部社会学家的著作都共同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传统。

  

   在我看来,《大国宪制》无疑属于这一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推进。《乡土中国》对历史关注较少,并集中在“乡土”层面,对“国家”所涉不多。《大国宪制》虽然立足农耕社会,但更关心如何超越“乡土”构建“国家”;即使在家族与村的分析上,《大国宪制》的分析也更细致。当然,由于主旨不同,《大国宪制》对《乡土中国》的推进只是有限的;更明显的推进,还是体现在与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简称《中国法律》)的比较之中。事实上,在之前的论文中,苏力就曾经指出,《中国法律》虽然开创了法律史的社科化,但仍然存在理论解释上的不足。比如,在讨论了家族对中国法律的重大影响后,瞿同祖并未深入讨论这种影响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种理论分析的匮乏,也使得全书的结论仍然缺乏智识上的说服力,或是不得不求助于诸如“文化”等较宽泛的解释。

  

   在这个意义上,苏力恰恰是在弥补这一遗憾,在瞿著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理论意涵。比如,对于中国传统宪制为何建立在家族的基础上,苏力进一步考察了传统中国家族制何以发生的社会根源,分析了这种从夫居的外婚制家庭发生的社会机理,以及这种相对自给自足的家族为何构成国家共同体赖以建立的基础。对于“孝”、“容隐”、男尊女卑等诸多制度的发生,苏力都不仅仅是描述,而是运用因果律与功能主义的分析,从经济社会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去细致地分析其产生的一般机理。因此,在论证说理与结论上,《大国宪制》也较之《中国法律》更具智识上的说服力,更具有理论上的“获得感”。事实上,如果考虑到苏力对乡土社会的一些基本观点都来自于费孝通,那么《大国宪制》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视作以费孝通之长来弥补瞿同祖之不足。

  

   当然,这种不断“问题化”的写作方式的好处,还不仅仅在于推进法律史/政治史/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化,同时,还可能有助于发现仅仅是历史叙事就“看不见”的重要问题。

  

苏力对此也有自觉。在最后的反思中,苏力指出,传统中国对许多问题的正当性的回答往往就是回顾和叙述历史,就像我们今天经常调侃“自古以来如何”已经成为各种场合下屡试不爽的终极“大杀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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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治现代化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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