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中义: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三种生命样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1 次 更新时间:2019-10-14 21: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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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中义  
钱的思想堪称“暗思想”,暗得像宇宙空间的“暗物质”一样。新世纪以降,最令世界级天文学家、宇宙物理学家动心的一个词就是“暗物质”。凭直觉,他们猜测宇宙空间肯定存在着巨量的,不能用现代物理学的知识和数学模型去描述的物质存在。宇宙空间里能用数模与现代物理学说清楚的物质只有5%。还有95%你不能否认其存在,但又看不见它。就像清风迎面吹来你觉得凉爽,但你说不清风怎样走到了你的身边。你感觉到它的存在,却描述不出它的踪迹。那些不能用现代物理学知识和数模来描述的物质,就被命名为“暗物质”。钱的思想也是这样,他有思想,但很暗,暗得诸多人看不见,故称“暗思想”。当然这是喻指。因为你若真花大力气钻到字里行间去,还是可以有所领悟。

  

   钱著《宋诗选注》有何“暗思想”?其“暗思想”的要点在于,用“微判断”“隐理据”“侧阐释”这三种晦涩的语式辞别苏联模式(其哲学符号是反映论)对中国学术的思维垄断。

  

   苏联模式对中国学术的思维垄断或“方法论殖民”,从1949-1978年前曾荒诞到这一程度:即一个学者若不用反映论去阐释美与文学,他不免被出局。高尔泰就是这样,1956年他才19岁写了一篇文章《论美》,未用反映论来论证美的客观性(是用诗性语言来描述审美经验,没区分“美”与“美感”界限何在),结果1957年被打成右派。这便证明在当时,是否臣服苏联模式对中国学术的方法论垄断,这已不是一个思维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偏偏钱在1955-1957年写《宋诗选注》时,并没把反映论当做方法论来尊奉,却未影响此书在1958年问世,这又是怎么回事?这就涉及到钱的“暗思想”的一个表达式,即“微判断”。“微判断”不是廻避或悬置判断,而是不明确地对结论说“是”或“不”,虽其行文本身已在默默地呈示“是”或“不”。一切皆在无言中。钱就是用“微判断”语式,预设了四个逻辑台阶来且辞且别反映论,辞别了反映论后诸多人仍看不出来。

  

   台阶一,钱不否认宋诗确有不少写宋代历史的作品。比如两种:一是写民间疾苦,二是写边境战争导致朝廷收税太厉害,使草根雪上加霜,苦兮兮的。似乎很给反映论面子。因为粗看宋诗就是对宋代社会现实的形象再现,这很合乎反映论的路子。

  

   台阶二,钱又把话说了回来,真正写得好的宋诗并非是“押韵的文件”。这就是说,一首诗写得好不好,与此诗所蕴涵的史实元素能否在朝廷文件找到对应,彼此间没有关系。假如以为一首诗做得好,根子是在“信而有征”,即它所蕴涵的史实元素能在朝廷文件找到对应,那么,又该怎么理解雕塑作品呢?雕塑家的人体艺术造型所以吸引眼球,无非是体态要么柔美,要么健美,健美得像大卫,柔美得像维纳斯。若硬要用“反映”角度来看作品那就麻烦了,因为反映须讲透过现象看本质。一个肢体为何能柔美或健美如此?它在生理力学上是靠骨骼支撑的。于是,比起肢体这一现象,骨骼才是本质,但人靠日常视觉是看不到骨骼的,只有借X光可以窥测。所以,若硬说只有反映现实的本质才是好诗,其荒唐也就不亚于用X光来看古希腊雕塑。钱这么说,其实质,是在方法论层面质疑用反映论来指导文学研究无甚正当性。

  

   台阶三,钱说范成大写过一首诗叫《州桥》,熟识宋代建筑史的人都知道范诗人的这座“州桥”纯属虚拟,但此诗表达了沦陷区百姓渴望朝廷收复河山的焦虑。显然,这座被爱国激情酝酿出来的“州桥”,并没因其非现实而有损诗的优秀。所以,诗写得好不好,与它是否反映现实无关,而只与它能否把情思艺术地诉诸意象有关。这在实际上,是把反映论作为文学研究的权威方法论的理由全戳破了。

  

   台阶四,钱调侃说,你们不是强调宋诗要反映现实吗?偏偏宋代有很多现实,宋诗一点都不反映,比如“水浒”。宋诗对后来被写入章回小说的著名的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一点都没留下痕迹。还有宋诗与宋词相比,宋词更关注士大夫日常私人的微妙感情。在这方面,宋诗又为何远不如宋词呢?所以简单地用反映论去强制界定文学对现实的绝对依赖,这在学理上是粗糙的。钱说到这里就不再说了。反映论作为文学研究方法论的那个权威,已被解构。

  

   但钱这篇一万八千字的《宋诗选注》序论,却郑重地从头到底九次用了“反映”一词,但实际上又在解构反映论的方法论权威,这就不免蹊跷。若体悟得更细深些,你又会发现钱写这个序论近乎在演古彩戏法,身披大红长袍,长袍上绣满了“反映”这个关键词,但从长袍下变出来的结果,却不是反映论,而是与他1948年出版的《谈艺录》相通的“形式本位”论。这就是说,钱根本不愿走宋诗怎么反映宋代现实这个路子,他更愿走宋诗所以成为宋诗(不同于唐诗)那个艺术演化谱系的路子。

  

   什么叫“微判断”?这就是。钱不愿在方法论层面认同反映论,这是其文化立场,但他又不把这立场兜底托出,而是尽可能低调地弱化,弱到人家不能一眼看出其立场。或者说,钱对反映论自有其立场,他内心是在说“不”,但他不把“不”字说得让大家都听见。这就势必将他对苏联模式的独立思考弄“暗”。故说钱的学术有“暗思想”。

  

   将钱锺书学案的思想弄“暗”,除“微判断”外,还有两种表达式是“隐理据”与“侧阐释”。对此有兴趣者,可参阅《反映论与钱钟书<宋诗选注>——辞别苏联模式的第三种方式》一文。

  

   应该说,若在正常语境,一个学者研究文史是否将反映论作为方法论来恪守,这纯属学者的自由选择,谁也无权干涉。但在特殊语境,当学者不能不奉反映论为权威方法(否则,可能惹政治嫌疑)时,钱不仅不尊反映论为宋诗研究的方法论,而且还忍不住用“微判断”“隐理据”“侧阐释”来戏弄反映论,这串“暗思想”戏法若被揭发,后果不堪设想。实际上,当钱在《宋诗选注》这般“自作聪明”,“别出心裁”,其内心也挺复杂。要点有三。

  

   第一,他觉得很好玩,不这么玩一下,会让自己憋气,无计表达自己作为学者的尊严,故他会吟诵:“且借馀明邻壁凿,敢违流俗别蹊行”,不无得意。

  

   第二,嗣后他又不免紧张乃至忧惧,因为《宋诗选注》脱稿于1957年,那年风云最诡异,他担心若有人看破其“暗思想”(戏弄反映论),恐惹大祸。无怪杨绛后来说钱在这几年极不安:“心自摇摇车兀兀,三年五度过卢沟”。

  

   第三,1958年《宋诗选注》果然挨批,但只批钱的形式主义(学术问题),谁也没说他戏弄反映论(政治问题)。于是钱又暗自拍额不已:“雪老霜新惯自支,岁寒粲粲见冰姿。暗香疏影无穷意,桃李漫山总不知”。庆幸《宋诗选注》有惊无险地玩了一大把心跳。

  

   所以把《宋诗选注》的“暗思想”现象讲得这般细,是因为不这么讲,怕无计解释钱在1972-1975年写《管锥编》四卷本时,又为何会拈出一个有涉“学者在历史绝境如何有尊严地言说,同时不无安全”的伦理链。无须说,这个由“为何说”“怎么说”“说何果”三段合成,由“圣人不仁”→“贵身尚誉”→“不安于陋”→“发愤著书”→“屈以求伸”→“无言之言”→“鳖咳”→“待熟”→“不怪所怪”→“大音希声”十个环节依次衔接、一脉相承的伦理链,不仅是对1955-1957年《宋诗选注》的“暗思想”写作的自我辩护,同时对大陆语境的国魂新一轮觉醒的启迪,怎么估计恐皆不为过。问题是《管锥编》的这条伦理链也属“暗思想”,若后学不耗苦功,未必能看明白。

  

   现在可以作小结了:即钱锺书肯定不是陈寅恪,陈为了尊严是不考虑安全的。同理,钱也不是冯友兰,冯为了当帝王师(安全或利益最大化),是连尊严都可扔掉的。钱既没像陈那样不惧“逆之者亡”,也没像冯那样梦想“顺之者昌”,钱是在尝试第三种活法:既不顺故未昌,又不逆也未亡。总之,钱是在追求有安全感的尊严,或钱在顾及安全感时能以尊严为底线。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为2017年7月2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ECNU-UBC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知识分子高级研修班上的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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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知识分子论丛》第15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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