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汉文学史上的1764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2 次 更新时间:2019-09-27 23:5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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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伟  

   以往日本人那么热衷追求朝鲜人书法,得片纸寸楮皆以为宝,而现在的评价是“使人厌恶”。即便模拟董其昌字,亦不免“纤佻有习气”。此为书法。从总体上看,日本人之看待朝鲜的文学艺术,渐由仰视、平视乃至俯视了。

   与此同时,就是日本文坛对中国文学的批评,有时几乎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此前日本人学习写诗,根据他们的普遍认识,诀窍就是要多读诗话,这当然主要指读中国诗话。以此为背景,导致了江户时期大量中国诗话的传入与翻刻(17),并激发了日本人写作诗话的热情。而在此时,就出现了对中国诗话的全面批判之著。古贺精里之子古贺侗庵(1788—1847),在文化十一年(1814)撰写了《非诗话》,对中国历代诗话作了高调门的叱责:

   诗话之名昉于宋,而其所由来尚矣。滥觞于六朝,盛于唐,蔓于宋,芜于明,清无讥焉。其嵬说谬论,难一一缕指。(《侗庵非诗话》卷一)

   撇开其个人因素不论,这种批判与当时日本文坛的大势是一致的。他们拥有的愈来愈强的自信心和优越感,使他们在评论中国和朝鲜的文学艺术之际,有时显得非常尖刻。虽然这还是在自家门内说话,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话是他们真实观念的自然流露。

  

   五结语

  

   本文的基本结论如下:

   1.甲申1764年朝鲜通信使在日本的唱酬笔谈活动是汉文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2.这个转折点表现在朝鲜方面,是使臣对日本文坛整体的全新认识和高度评价;在日本方面,则是对朝鲜诗文开始流露出贬抑之情。

   3.通信使将其对日本文坛的印象和评价带回朝鲜,从而在朝鲜文坛引起反响,不仅改变了他们对日本文学和人物的态度,而且影响到对本国文学及中国文学关注点的转移。

   4.甲申唱酬笔谈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它促使朝鲜人从日本文明的进步中转变了其对清朝文章学术的认识,并刺激他们形成了汉文学圈整体视野的雏形;而日本文人也从自身文学的不断进步中获得自信心和优越感,对朝鲜乃至中国文学日渐轻视。

   对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东亚文化的走向,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即一方面是朝鲜学术与清朝文化的日益接近,而另一方面,是日本开始对中国、朝鲜的逐步轻视,强调日本中心主义,以东洋之英国自负,主张“脱亚入欧”(18)。本文讨论汉文学史上的1764年,似乎也可以从一个方面加强以上的判断。因此,就其在汉文化圈内的影响和意义而言,1764年不仅是汉文学史上,更是汉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

   注释:

   ①《朝鲜の日本通信使と大坂》,《日鲜关系史の研究》下,东京:吉川弘文馆,1969年版。

   ②原件藏那波利贞家,那波孝卿(师曾)为其五世祖,此据那波利贞《明和元年の朝鲜国修好通信使団の渡来と我国の学者文人との翰墨上に于ける応酬唱和の一例に就きて》引,文载日本《朝鲜学报》第四十二辑,朝鲜学会,1967年1月。

   ③此书为李元植家藏本,未见,引自其《朝鲜通信使》,首尔:民音社,1991年版,第220页。

   ④案:关于今本《海行总载》的编者及篇目问题,学术界通常采用日本学者中村荣孝先生的意见,他认为今本的编者是成大中,其篇目少于赵曮氏《海槎日记》所列举者,是因为在活版印刷时已散佚的缘故(见《国史大辞典》第三卷“かい二ぅそぅさい海行总载”条)。我以为值得商榷,据元重举《和国志》人卷“我朝通信”条云:“右通信条只录送使年月与事之梗概,便略而不详者,盖各家《日录》皆有该载,而寒井徐公命膺一皆誊书为《海门(行)总载》卷,而济庵赵曮公方欲删繁就要,编为一统卷帙。余且俟其成焉,姑存其大略如此耳。”可知今本《海行总载》的编者为赵曮,而篇目的多寡,则出于赵曮氏的“删繁就要”。而今本的最后完成,将赵曮之《海槎日记》作为压卷,则或出于成大中之手。

   ⑤与当时的文坛主流相比,荻生徂徕显得非常“另类”,对朝鲜文人及文学非但全无敬意,还常常语含讥讽、嗤之以鼻。其《与江若水》第四书中云:“三韩犷悍,见称于隋史,而不能与吾猿面王(案:指丰臣秀吉)争胜也。后来乃欲以文胜之,则辄拔八道之萃,从聘使东来。……去年来,一国人如狂,吾不知其何为而然也。晁卿之雄,与谪仙、摩诘相颉颃,距未千岁,乃至惮此辈(案:指朝鲜通信使),为何其衰也,使人叹息泣下。”(《徂徕集》卷二十六)即为明显一例。此则材料承日本京都大学平田昌司教授提示,谨致谢忱!

   ⑥申维翰《海游闻见杂录》卷下《文学》:“日本为文者,皆以《八大家文钞》读习专尚,故见其长书写情,则或有理赡而辞畅者。诗则人人自谓欲学唐音,而无一句画虎于古人。”

   ⑦转引自那波利贞《明和元年の朝鲜国修好通信使団の渡来と我国の学者文人との翰墨上に于ける応酬唱和の一例に就きて》,第32—33页。

   ⑧李德懋《耳目口心书》四录成大中语:“大明人诸文集观之则无味,以其意浅故也。”(《青庄馆全书》卷五十一)

   ⑨参见藤塚邻《清朝文化东传の研究》“归东篇”第四章第四节,东京:国书刊行会,1975年版。

   ⑩李德懋《清脾录》卷四《蜻蛉国诗选》引用柳序,作“及其归也,抄其日本文士赠别诗,编为二册,李姜山从而选之为六十七首,名曰《蜻蛉国诗选》(原注:日本地形似蜻蛉,故自称蜻蛉国)”。依此说,则乃元氏先编为二册,李书九复选其六十七首而成其书。李德懋与元氏为姻亲,且其文出于柳氏之后,当是有据而改。兹从之。

   (11)参见《朝鲜実学者の见た近世日本》第二章第三节“李德懋の日本观”,东京:べりかん社,2001年版。

   (12)河宇凤先生认为,李德懋对于日本文章学术的看法,在同时代人物中属于例外,因而值得注目(见《朝鲜実学者の见た近世日本》,第216页),并举出甲申年通信正使赵曮《海槎日记》中对日本学术文章的酷评作对比(见第231页)。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李德懋的日本观,既受到元、成等人的影响,也代表了当时的新趋势,不是什么孤明先发,亦非孤掌难鸣。他们所形成的一个舆论氛围,在当时具有较大影响。而赵曮对日本文章学术的酷评,恰恰仅是一种特殊语境中的官样文章,反而是缺乏代表性的。

   (13)参见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二十一“《清脾录》大小刻本辨证说”。首尔:东国文化社,1959年版。

   (14)西山拙斋《闲窗琐言》。原文为日语,此撮译其大意。

   (15)李东阳《麓堂诗话》云:“‘巧迟不如拙速’,此但为副急者道。若为后世计,则惟工拙好恶是论,卷帙中岂复有迟速之迹可指摘哉?”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

   (16)《敝帚诗话附录》之附语云:“右附录十数则,是不系(疑当作“佞”)少作,近日所漫著也。”又其《敝帚诗话跋》云:“余幼学诗,好读近人诗,遂有所论著。裒辑作编,名曰《敝帚诗话》,实在廿岁左右也。”可知此书写在1800年前后,与林衡语正可互相印证。

   (17)参见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第五章“清代诗话东传日本之时间及数量”,中华书局,2007年版。

   (18)参见《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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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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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文学遗产》 200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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