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汉文学史上的1764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3 次 更新时间:2019-09-27 23:5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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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伟  
李德懋评论日本早期诗作云:

   朴澹高真,不冶之矿,不琢之璞。元玄川曰:“气机初斡之际,穿开昏蒙,透露微萌。”(《青庄馆全书》卷三十二)

   此言亦见于“诗文之人”条。李德懋又有《蜻蛉国志》,其《艺文》有云:大抵日本之人,聪明夙慧。四五岁能操毫,十余岁咸能作诗。(《青庄馆全书》卷六十四)

   这同样见于《和国志》。可见元重举对李德懋日本观的影响甚大。

   甲申年成大中的日本之行也同样给李德懋的文学评论带来很大影响。成大中初识李德懋之名,就是癸未出使时读到其赠送元重举的诗并序,“光芒射人,不可狎视。惊问其谁制,则乃懋官也。及归,即就之”(成大中《李懋官哀辞》,《青城集》卷十)。李德懋任奎章阁检书官时,成大中为秘书,曾一起监拓正祖御定之《八子百选》。一度又前后比邻而居,“朝夕过从,若形影之相随,一日不见,旷若三秋”(同上)。成大中虽年长德懋九岁,但钦佩其学问,故经常讨论学术文章,并互相批评。所以,他对于日本的观感和印象也给李德懋很多刺激。

   从来朝鲜人对日本人的观感,若以一字而蔽之,则曰“诈”,李德懋也不例外。他在《奉赠书记逊庵元丈重举随副使之日本》中写道:“岛俗多狙诈,外面待朝鲜。揖让升降际,忠信当勉旃。”(《青庄馆全书》卷二)希望元玄川到日本后,在揖让之际能勉之以忠信。但自甲申通信使归来后,受其影响,李德懋的观念也发生了转变。例如,成大中《书金养虚杭士帖》云:

   吾尝观日本,其人亦重交游,尚信誓。临当送别,涕泣汍澜,经宿不能去。孰谓日本人狡哉?愧我不如也。(《青城集》卷八)

   又《书东槎轴后》云:

   吾盖以文采胜也。……然彼中文学,非昔日之比,安知无从旁窃笑者耶?(《青城集》卷八)元重举《和国志》地卷“诗文之人”条云:

   混窍日凿,而长崎之书遂通见。今家家读书,人人操笔,差过十数年,则恐不可鄙夷而忽之也。……虽谓之海中文明之乡,不为过矣。

   李德懋《清脾录》卷一《蒹葭堂》云:

   岁甲申,成龙渊大中之入日本也,请世肃作《雅集图》。世肃手写横绡为一轴,诸君皆记诗于轴尾。书与画皆萧闲逸品。……嗟呼!朝鲜之俗狭陋而多忌讳,文明之化,可谓久矣。而风流文雅,反逊于日本。无挟自骄,凌侮异国,余甚悲之。(《青庄馆全书》卷三十二)

   其态度的根本性转折,无疑是受到了成大中等人甲申之行的影响。

   甲申通信使之行,对日本诗文高度评价,对日本人物由衷赞赏,从而影响到朝鲜文坛对日本文学的整体改观(12)。第一部日本诗选由此应运而生,文学评论界也一改过去对日本诗文不屑齿及的态度,出现了整体性的高度评价。虽然此前的通信使对日本文学也偶有赞美,但或为应酬语,或仅限于个别,因而未能在朝鲜文坛引起回响。所以,从使行之言转化为文坛认识,其关键性的转折也是在1764年。

   不仅是日本文学,李德懋对于朝鲜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评论,也有与甲申通信使相关之处。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对女性诗文的关注。

   朝鲜人对女性的文学创作向来不提倡,间或有之,亦不甚关注。在此之前的洪万宗(1643—1725),其《小华诗评》卷下云:

   我东女子不事文学,虽有英姿,止治纺绩,故妇人之诗罕传。

   与李德懋同时代的洪大容(1731—1783),在英祖四十一年(1765)赴中国,在北京与潘庭筠(兰公)、严诚等人见面笔谈云:

   兰公曰:“东方妇人有能诗乎?”余曰:“我国妇人,惟以谚文通讯,未尝使之读书。况诗非妇人之所宜,虽或有之,内而不出。”兰公曰:“中国亦少,而或有之,仰之若庆星景云。”……余曰:“君子好逑,琴瑟和鸣,乐则乐矣,比之庆星景云,则过矣。”兰公曰:“贵国景樊堂,许篈之妹,以能诗入于中国诗选。”余曰:“女红之余,傍通书史,服习女诫,行修闺范,是乃妇女事。若修饰文藻,以诗得名,终非正道耳。”(《湛轩书》外集卷二)

   这里提到的景樊堂,即许兰雪轩(1563—1589),她的诗在中国非常流行,但朝鲜人似并不以此自喜。反之,当柳如是揭发《兰雪轩诗集》中多阴袭中国人诗句,朝鲜文人却津津乐道。其心理背景,恐怕与压抑女性的诗文创作有关。以洪大容这样对北学、西学都深感兴趣的人物,尚且认为女性“以诗得名,终非正道”,遑论他人?然而在元重举的《和国志》地卷中,却观察到日本“女子之能诗能书者甚众,殆若唐人之诗外无余事”,又列举“人君诗文自天武天皇始,释氏诗自智藏始,女子诗自大伴姬始”,这些话,都被李德懋原封不动地搬进其《蜻蛉国志·艺文》中。很可能是在日本“女子能诗”的刺激下,李德懋也特别留意起朝鲜、中国和安南的女性作品。

   首先是对女性作品的评论,如《清脾录》中有七则与女性创作相关的条目,涉及到士大夫家室、妓女以及中国女性的诗歌及书法之作,其评价用语亦多属正面。如评金高城副室李氏诗“多有警句”,评福娘诗“婉韶堪选”,评云江小室李玉峰“能大书,东国所罕”,评中国三闺人诗“甚雅正”,评妓女一枝红“能诗,挠笔支颐,斯须而成”,等等。而在“芝峰诗播远国”条中,他也忽然岔出一笔,评论起安南的闺秀诗。在朝鲜文学史上,对女性诗歌创作如此的关怀,是有些异乎寻常的。而结合李德懋的交游,这又是不难理解的。

   其次是对于洪大容言行的纠正。《清脾录》卷三《潘秋席》谓其“妻湘夫人亦工诗,有《旧月楼诗集》,几欲出示,湛轩庄士也,不喜谈诗,次以妇人能诗为不必佳,遂怃然而止”(《青庄馆全书》卷三十四)。而李德懋则致书潘庭筠曰:

   前因湛轩闻先生贤阁湘夫人有《旧月楼集》,闺庭之内,载唱载和,真稀世之乐事。诗品与桐城方夫人、会稽徐昭华何如也?似有刊本,愿赐一通,留为永宝。(《青庄馆全书》卷十九)

   又潘庭筠与洪大容笔谈女性能诗时,曾举到朝鲜的景樊堂诗,洪大容义正词严地说:“此妇人诗则高矣,其德行远不及其诗。”而李德懋对此评论道:

   尝闻景樊非自号,乃浮薄人侵讥语也。湛轩亦未之辩耶?中国书分许景樊、兰雪轩为二人,其诬亦已甚矣。兰公若编诗话,载湛轩此语,岂非不幸之甚者乎?且其诗为钱受之、柳如是指摘瑕颣,无所不至,亦薄命也。(《青庄馆全书》卷六十三)

   对洪大容颇为不满,而对兰雪轩却抱有同情。

   第三,积极搜罗女性作品。《清脾录》卷三《高丽闺人诗只一首》,其内容与技巧皆不足论,但因为是仅有的高丽女性诗而获登载,显然有保存文献的意识。李德懋在正祖二年(1778)入燕,与朴齐家往琉璃厂抄书目,“只抄我国之稀有及绝无者”(《入燕记》下,《青庄馆全书》卷六十七),除了通常的经史子集外,还特别留意禁书以及女性创作,其中就有《名媛诗钞》和《名媛诗归》。

   李德懋在当时虽官阶较低,但在文坛上的影响很大,去世后由正祖特赐钱印制《雅亭遗稿》,“进献七件,家藏八件,诸处分传一百四十二件”(李光葵《先考积城县监府君年谱下》,《青庄馆全书》卷七十一),可谓文人之殊荣。他的《蜻蛉国志》,柳得恭曾劝人“读之以知海外诸国之情状”(《蜻蛉国志序》,《泠斋集》卷七)。他的《清脾录》则流传于中国,李调元为之刻入《续函海》中;又传入日本,引起文坛上的反响。所以,他和他的文学同好,以其鲜明的理论主张,在当时的知识文化界刮起“北学风”,其势力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四 甲申行唱酬笔谈之文学史意义

   一个时代文学观念的形成乃至流行,总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我想仅就甲申唱酬笔谈影响及朝鲜、日本汉文学史上某些观念的演变继作申论,这也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揭示其文学史意义。

   就朝鲜方面而言,此时有了一个较为普遍的认识,即日本文明之进步,与大量中国书籍之输入长崎有着密切关系。元重举《和国志》地卷“诗文之人”条云:

   其后混窍日凿,而长崎之书遂通见。

   李德懋《蜻蛉国志·艺文》云:

   近者江南书籍,辐辏于长崎,家家读书,人人操觚,夷风渐变。(《青庄馆全书》卷六十四)又《天涯知交书·笔谈》云:

   日本人通江南,故明末古器及书画、书籍、药材,辐辏于长崎,日本蒹葭堂主人木世肃,藏秘书三万卷,且多交中国名士,文雅方盛,非我国之可比。(《青庄馆全书》卷六十三)柳得恭《古芸堂笔记》卷五“我书传于倭”条云:

   倭子慧窍日开,非复旧时之倭。盖缘长崎海舶委输江南书籍故也。这种看法已成为趋势,稍后的金正喜(1786—1856)《杂识》云:

   今见东都人筱四本廉文字三篇,一洗弇陋僻谬之习,词采焕发,又不用沧溟文格,虽中国作手,无以加之。噫!长崎之舶,日与中国呼吸相注,丝铜贸迁尚属第二,天下书籍无不海输山运。(《阮堂全集》卷八)

   又李尚迪(1803—1865)《读〈蔫录〉》云:

   近来中国书籍,一脱梓手,云输商舶。东都西京之间,人文蔚然,愈往而愈兴者,赖有此一路耳。(《恩诵堂集续集·文》卷二)

   如果说,日本能够由“蛮俗化为圣学”(李德懋《盎叶记》五“日本文献”,《青庄馆全书》卷五十八),是由于大量吸收了清朝的文章和学术,那么,朝鲜是否依然能够以“小华”自居,而以“夷狄”视清呢?以往所坚持的华夷观是否又有改变的必要呢?诚然,李德懋等人在当时是属于强调“北学”的,但这种观念却是后起的。英祖三十五年(1759),十九岁的李德懋曾与漂流到朝鲜康津县的福建人黄森问答,发出了如下的感叹:

   顾今六合之内,浑为戎夷,薙发左衽,无一干净地。独我东尚礼义而冠带之,于今觉幸生东国也。(《青庄馆全书》卷三)

   而当他目睹日本文明之进步,就不仅不再以“蛮”视之,同时也很容易联想到不能以“虏”视清。他在甲申年七月所写的《琐雅》中说:

   今清之文章,李渔笠翁为翘楚,而五六十年前人也。日本文章,物徂徕茂卿为巨擘,而专尚王元美、李于鳞,闪烁倏幻,时有可观。(《青庄馆全书》卷五)

   便是将清朝文章与日本文章相提并论。显然,李德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从而改变了过去的认识,成为那个时代的先觉者之一。在其与赵曮衍龟的信中说:

   东国人无挟自恃,动必曰“中国无人”,何其眼孔之如豆也?(《青庄馆全书》卷十九)又云:

   世俗所见,只坐无挟自恃,妄生大论,终归自欺欺人之地。只知中州之陆沉,不知中州之士多有明明白白的一颗好珠藏在袋皮子。只独自喃喃曰“虏人”、“夷人”,何其自少乃尔。其为不虏不夷之人,行识见识果如中州人也乎不也?(同上)

   朴齐家《北学议》外编《北学辨》指出:

   下士见五谷则问中国之有无;中士以文章不如我也;上士谓中国无理学。果如是,则中国遂无一士,而吾所谓可学之存者无几矣。……夫载籍极博,理义无穷。故不读中国之书者,自划也;谓天下尽胡也者,诬人也。

   而成大中在正祖十四年(1790)《送徐侍郎浩修以副价之燕序》中说:

夫集天下之礼乐而折衷之,是之谓大成。如其可采,夷亦进之。……况彼中土,实三代礼乐之墟也,故器遗制,犹有可征。书籍则宋、明之旧也,测候则汤、利之余也。若其兵刑田郭之制,简劲易守。建酋之所以并诸夏也,取彼之长,攻吾之短,不害为自强之术也,在吾人博采而慎择之耳。(《青城集》卷五)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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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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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文学遗产》 200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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