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伟:书籍环流与东亚诗学——以《清脾录》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6 次 更新时间:2019-09-22 00: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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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伟  
恶乎可哉?”(32)这种观念不是个别的,而是李德懋等人文学集团的共识。李德懋《寒竹堂涉笔》上指出:

   至若昭代则人文渐开,间有英才,虽无入学之规,年年陆行,文士时入,而但无心悦之苦,诚如梦如睡,真成白痴。无所得而空来,所以反逊于新罗之勤实也。大抵东国文教,较中国每退计数百年后始少进。东国始初之所嗜,即中国衰晚之所厌也。(33)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就要“心悦”中州文学,不能概以“胡人”而藐视之。故《清脾录》在评论东国文人时,往往以是否熟稔中原文献为标准,如卷1“尹月汀”条云:“夫中原文献之渊薮,生于外国,不深喜中原,虽自命为豪杰文章,毕竟孤陋寡闻而止也。”又卷4“农岩三渊慕中国”条云:“自清阴(金尚宪)以来,百有四五十年,金氏文献甲于东方者,未必不由于世好中原,开拓闻见,遗风余音,至今未泯也。”“惠寰”条云:“李上舍用休,号惠寰居士,诗力追中国,耻作鸭江以东语。”(34)这种“并世意识”,是要从一乡一国扩展到四海天下的。因此,李德懋等人的“并世意识”是与“东亚视野”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朴齐家有《戏仿王渔洋岁暮怀人六十首》,“怀人诗”在一些人的手中往往同乎论诗诗,这在沈约就已经如此,到清代就更加普遍。(35)朴齐家的“怀人诗”,就其实质而言,就是论诗诗。除第一首带有自述意味,以下论李德懋等朝鲜诗人四十六名,李调元等中国诗人八名,泷长恺(1709—1773)等日本诗人五名,显然也是结合了“并世意识”和“东亚视野”,这可以说是“北学派”文人集团的共识。

   朝鲜人反思日本文明快速进步的原因,得出的共识是,长崎源源不断地输入清朝的最新学术和文学,且努力与清人(即当代中国人)交往。由于先进文明的熏染,日本也摆脱了“夷风”而进入了“文雅”。李德懋《蜻蛉国志》“艺文”云:“近者江南书籍,辐凑于长崎,家家读书,人人操觚,夷风渐变。”(36)柳得恭《古芸堂笔记》卷5“我书传于倭”条云:“倭子慧窍日开,非复旧时之倭,盖缘长崎海舶委输江南书籍故也。”(37)如果说,日本能够由“蛮俗化为圣学”,(38)是因为大量吸收了清代的文章和学术,那么,朝鲜是否依然能够以“小华”自居,而以“夷狄”视清呢?自明亡以来所怀有的华夷观是否又有固执的必要呢?李德懋反省过去朝鲜人对于日本人的态度是“无挟自骄”,同样,对于清朝人的态度也是“无挟自恃”,两者实可比拟。他在与赵衍龟的信中说:“东国人无挟自恃,动必曰‘中国无人’,何其眼孔之如豆也?”又云:“世俗所见,只坐无挟自恃,妄生大论,终归自欺欺人之地。”(39)在《清脾录》卷2中,他特别举出柳琴从中国返回时结识的永平府(今河北)李美(纯之)的诗,云:“此不过边裔之一学究,其诗如此,中原之文雅成俗,可知也。”(40)虽然这些意见并非李德懋一人所有,但以他在当时的影响而言,他的话所起的作用可能最大,其议论也最具代表性。这些议论在后来的洪奭周(1774—1842)、徐有素(1775—?)等人的观察和感想中,也得到了更为宏大的响应。由“并世意识”引申而来的向中国学习的观念,也就愈来愈普遍、愈来愈深入人心了。

  

   四、《清脾录》的阅读与回响

  

   自从法国年鉴学派大师费夫贺(Lucien Febvre)和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在20世纪50年代推出《印刷书的诞生》,西方的书籍史研究开始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作者试图厘清,“印刷书所代表的,如何、为何不单只是技术上巧妙发明的胜利,还进一步成为西方文明最有力的推手,将多位代表性思想家散布于各地的理念,荟萃于一处”。(41)从此,以技术、物质、考据为主导的书籍史研究,就逐步被转移到社会、经济、学术和文化领域,成为传播交流史的一个重要侧面。本文开始所引用的罗伯特·达恩顿的话,就代表了欧美学界对书籍史研究的最新认识。而他们最终希望达成的研究目的,就是想回答一个大问题:“阅读如何影响人们的思维”,“印刷是怎样塑造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42)达恩顿拟想的“有普遍性的研究模式”,它是经由作者、出版商、印刷商、运输商、书商到读者,而作者自己也是读者,他也是通过阅读而进行写作的,这就构成了一个循环。在这样一个系统中,读者的阅读是最重要的环节。“如果我们能弄明白人们是怎样阅读的,我们就能懂得他们是怎样理解世界的。”(43)而与之相应的,“阅读是书籍传播过程中最难研究的一个课题”。(44)尽管上述模式很难原封不动地搬用到中国书籍史的研究中,(45)也确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中国与欧洲或西方的模式之间似乎有根本区别,至少一直到19世纪都是如此”,(46)但其中包含的深刻的启发意义(比如对阅读的强调)还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起步较晚,关于中国书籍史上的阅读研究,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成果还是非常有限的。虞莉的博士论文《中华帝国晚期阅读史,1000—1800》是一个代表,(47)意大利学者米盖拉(Michela Bussotti)在《中国书籍史及阅读史论略——以徽州为例》中对此文批评说,这是“目前唯一旨在对1000至1800年间中国的阅读情况作总体介绍的研究”,“结论也丝毫无令人惊奇之处”。(48)这个批评多少有点严苛,但也能够从中看到研究现状之不能令人满意。达恩顿指出:“从性质上来说,对图书史的研究必须在范围上跨国际,方法上跨学科。”(49)对这一意见,我是充分认同的。本文所讨论的便属于这样的范围和方法,而我更希望通过这一个案研究,能够寻找并实践书籍史与文学史的结合点,即透过“阅读”这一关键,理解东亚世界中汉文化演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传统东亚世界中的阅读,最普遍、最重要的是汉文的阅读,一如新西兰学者史蒂文·罗杰·费希尔(Steven Roger Fischer)在《阅读的历史》中指出的:“汉语成了东亚的‘拉丁语’,对所有的文化产生了启迪,其程度远远超过了拉丁语在西方的影响。”(50)在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描述中,古典时代以后的近代早期,欧洲广大地区的学者们“都使用拉丁语相互通信,这一事实让他们产生了一种归属感,认为自己属于一个被他们称作‘文人共和国’(Respublica Litterarum)或知识共和国(Commenwealth of Learning)的国际共同体”。(51)而以汉文为媒介和工具,在东亚就形成了一个长期的知识和文化的“共同体”,或曰“文艺共和国”。(52)只是这样的一个“共同体”或“共和国”,充斥着各种声音,是“复调的”甚至是“众声喧哗的”。《清脾录》的阅读与回响便是其中一例。

   从某种意义上说,《清脾录》就是为了向中国人展示朝鲜人的诗学成就和见解而撰著的。这层意思,在李德懋离京前给李调元的信中有明白表示,他请潘庭筠删订此书,请祝德麟写序,又特别敦请李调元赐序,“因便东寄,有足不朽”。而李调元将《清脾录》刻入丛书,对李德懋来说,更是望外之喜,最是合其心意。使朝鲜人著述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是李德懋念念不忘之事。不妨参看一下他在此前致潘庭筠的信,一方面表达了“所大愿,乃学古人慕中国而已”,另一方面,在询问《四库全书》时说:“既包罗天下之书,则海外之书如朝鲜、安南、日本、琉球之书,亦为收入耶?”又问:“朝鲜之书,开雕于中国者,如《高丽史》、《东医宝鉴》等书以外,复有几种耶?”还建议潘庭筠将朝鲜李珥(栗谷,1536—1584)的《圣学辑要》“开雕广布,以光儒学”。在给李调元的信中,他也表达了类似的心愿:“《五岳丛书》天下壮观,而有眼难见。嗟哉嗟哉!愿详示其凡例及书目,至祝……若不鄙域外,而不佞辈所著诸种,亦可许入,则后当缮写以上耳。”(53)看来,李调元的《五岳丛书》并未能编成,但是,在其所编其他丛书中,他却满足了李德懋的心愿,刻入其《清脾录》。

   李调元刻本与《青庄馆全书》本《清脾录》当然有不少差异,现存《续函海》本共130则,而《全书》本有177则,至于字句上的差异就更多。(54)最重要的差异,集中在与潘庭筠和李调元相关的条目中。关于这些差异,李圭景的解释是刻本所据为李德懋未及修订的草稿本,所以不同于后来改定的《全书》本。尽管这个判断来自于李德懋的孙子,但其结论实未免草率。可以说,中国刻本并非原封不动地遵照其稿本刊刻,而是出于某种需要有所删改。

   关于《清脾录》的删改,李德懋本人也是部分了解的:一出于李书九,序文中已明确写了“余既删定是书”;一出于潘庭筠,李德懋在致李调元的信中说,此书“已经秋库删订”。至于李德懋所不了解的部分,集中在与李调元相关的条目中。如卷4“袁子才”条引用李氏评语:“天下知与不知皆称道之,余《雨村诗话》详言其事。”(55)《全书》本作“余《尾蔗轩闲谈》备言其事”。(56)《全书》本卷4“李雨村”条列举李氏著述,有《尾蔗轩闲谈》十卷而无《雨村诗话》。李氏详言袁枚的内容,见十六卷本《雨村诗话》,此书完成于乾隆六十年,距离李德懋赠送《清脾录》给李调元的时间已过去了17年,距离李德懋辞世也有两年,故其书绝无可能被李德懋引用,只能是出于李调元的更改。至于“李雨村”条中更改之大,更是令人吃惊。(57)为了让自己的形象更加富有光彩,他利用刊刻者的身份不惜修改原书,比如将原书所举佳句改为自己更加得意的作品;原书说这些佳句“皆可以传诵也”,也被他改为语气更加强烈的“皆必传无疑也”;而详细罗列朝鲜人为他庆生之举以及共作贺诞诗,更是原书所绝无者。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版本学的意义上看,李调元刻本《清脾录》是一个不忠实于原本的“改造本”。如果说,李书九、潘庭筠对《清脾录》的删订还得到了李德懋的认同或理解,那么,李调元的更改就全然无视李德懋的意愿。《清脾录》经过李调元的阅读(他必然十分重视与自己相关的条目),就大笔一挥,直接予以增删损益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清脾录》的刊刻倒的确反映了出版者的意志和权力。

   但我们不能说,李调元之阅读《清脾录》,仅仅导致以上负面的结果,在从读者到作者身份的转换中,他的阅读发挥了作用,并因此而影响了他的写作。

   现存李调元《雨村诗话》有二卷本、十六卷本及《补遗》四卷本。二卷本先出,约成于乾隆四十三年之后,所论皆古人。十六卷本后出,完成于乾隆六十年,并续有增补。《补遗》成于嘉庆六年。据其自序,二卷本与十六卷本的最大区别是“前以话古人,此以话今人也”,并且标榜曰:“谈诗者不博及时彦,非话也。”(58)也可以说,此书具有强烈的“并世意识”。这一点,可能更多是受到《随园诗话》的影响,而与《清脾录》之重视当世亦适相呼应。至于其“东亚视野”,多处论及朝鲜、安南诗,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李德懋等人的刺激。

   《雨村诗话》卷16有两则集中论及朝鲜诗的内容,一以柳琴奉朝鲜进贺兼谢恩副使徐浩修之命拜访,回国后同为李调元庆生贺诗为中心,一以朝鲜四家(即李书九、柳得恭、朴齐家、李德懋)诗选为中心。尽管其用心一在自我标榜,一在文化优越,所谓“以见我朝文教诞敷,属国皆然”,(59)但还是肯定了这些作品自身的审美价值。李调元对于自己在朝鲜的影响是颇为自得的,尽管他在自己的著作或刊行《清脾录》时对自己的言行作了一些删改,但自得之情还是无法掩饰的。卷16有两则便是通过他人之口来表达这种心情,“嘉庆三年戊午”条录袁枚《奉和李雨村观察见寄原韵》诗云:“《童山》集著山中业,《函海》书为海内宗。西蜀多才今第一,鸡林合有绣图供。”又“庄亭来,得粤东诸生寄呈诗”条录温瑞桃呈诗有云:“海内文坛重典型。诗播鸡林曾选句。”自注:“朝鲜李德懋作本国诗话,名《清脾录》,选先生佳句极多。”(60)或云“才第一”,或云“重典型”,都是以朝鲜人的追捧为依据。

刻本《清脾录》卷4“芝峰诗播远国”条,记载了李啐光诗远播安南、琉球之事。《雨村诗话》卷1“仁和孙补山先生”条历叙其为安南国王黎氏恢复王位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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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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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 2014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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