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文:贸易战、全球经济治理与经济法的完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3 次 更新时间:2019-09-13 07: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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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文  

   从“大历史”的视角看,一定时期的贸易战虽然只是短期行为,却会对国际经济发展产生长久影响。要通过有效的国际法律协调,不断熨平经济的周期波动,增进全球经济的效率与公平,提升全球的经济福利,就需要确立国际经济治理方面的规则,使各国切实认识到“合作”或良性竞争产生的“正和博弈”的重要性,避免贸易战或非理性对抗而导致的两败俱伤。因此,应当将国内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扩展到国际层面,形成国际调制的相关规则,这对于国际公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发展都更为重要。

   以上主要以税收制度为例,说明通过对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落实以及自身的制度创新所带来的经济法制度完善,对于防避或应对贸易战、促进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价值。当然,除了上述税收制度外,诸如财政补贴制度、金融扶持制度、产业促进制度、竞争规制制度等各类经济法制度的完善,对于有效落实全球治理规则及弥补其不足,对于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从根本上防避贸易战,促进有效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同样具有重要影响。

   在完善国内经济法制度的过程中,还要关注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国家安全、贸易管制、域外适用或长臂管辖等问题,防止相关权力或制度的滥用,切实遵循全球市场经济或公平贸易的基本规律。否则,如果各国都通过国内法的路径,对相关国家进行非理性的法律对抗,则整个国际社会又会回到“丛林法则”的时代,这与全球治理现代化以及推进全球经济的稳定繁荣的目标相去甚远。因此,不能把对抗常态化,应从市场经济应有的分工、合作、共赢的原理出发,基于法治的、理性的、长远的目标,推进国内经济法制度以及其他相关制度的真正完善。

  

   四、基于“两大路径”的理论拓展

  

   上文探讨的全球经济治理和国内经济法制度完善,是防避贸易战发生和应对贸易战问题的两大路径。在通过系统分析和历史分析,揭示贸易战与全球经济治理、经济法制度完善之间的内在关联的基础上,还应当基于两大路径对相关重要理论进行拓展研究。其中,在系统—历史的分析框架下,从经济法维度提炼国家竞争理论和发展理论,促进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的理论贯通,尤其值得关注。

   (一)国家竞争理论与发展理论的提炼

   国家竞争有多种形式,贸易战是其突出体现。贸易战不仅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而且是当前国际、国内的重大现实问题,未来也不可避免,因此,贸易战的相关问题有持续研究的理论价值,而不只是有现实意义。从理论拓展的角度看,基于经济法维度,可将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各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视为理性的“经济人”,据此,这些国家会始终将本国利益置于重要地位。如果没有相关约束,就极可能大量从事有利于本国利益的行为,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会以各种形式不断抬头,从而影响国际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影响国际层面的经济效率和公平。

   事实上,今天的许多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等),在历史上都曾先强调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再基于本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自身利益,对外推行自由贸易。对于国家竞争的上述路径或手段,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等曾作出过重要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通过有效的全球治理,增进国际合作,推动共治、共享和共赢,已成为各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通常在一国的国内法层面,主要关注企业竞争、地方政府竞争等问题,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则更关注国家竞争问题,包括财政竞争、税收竞争、金融竞争、产业竞争等,并通过形成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来规范和约束国家竞争,使其不至于影响全球的经济秩序,并有助于保障全球经济的效率与公平。基于国家竞争的上述实践和相关研究,应进一步提炼国家竞争理论。

   国家竞争是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路径。在各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本国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还要在全球经济的框架下,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推动全球治理的现代化,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与繁荣。就像一国内部的个人或组织享有发展权一样,在全球经济的框架下,各国也都享有其发展权,需要通过全球治理规则的不断完善,来保障其发展权和发展利益,提升其发展能力。从经济法维度看,任何国家都不应滥用自身优势地位或经济优势,通过贸易战或其他类似方式阻碍或限制相关国家的发展,否则就是不公平的国家竞争,就应被追究责任。可见,国家竞争理论与发展理论是紧密相关的,这些理论探讨应构成需提炼的“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深入研究尤其有助于推动“发展法学”的发展。

   (二)实现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理论的贯通

   前文对全球经济治理与经济法制度完善的内在关联的讨论,已涉及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的关系问题。其实,贸易战、全球经济治理等问题的研究,都涉及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的相关理论,只有将两类理论融会贯通,才能有效解决相关复杂问题。尽管曾有学者关注过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打通,特别是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的互融,但由于诸多原因,学科之间的对话、交流以及理论贯通仍然不足。从经济法的维度看,贸易战和全球经济治理需加强国际层面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增强相关领域的经济政策和法律协调,因此,应将经济法的相关理论、原理,扩展适用于国际经济法领域,从而使国际层面的法律或相关规则的形成具有国内法的理论基础。从历史上看,既往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在理论和制度上都是相对独立地发展,如果对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不足,就会妨碍其理论的互鉴和制度的互补。而一旦将经济法的相关理论扩展适用于国际经济法领域,实现两者的有效贯通,则会有助于区分国际商法和国际经济法,形成有国内法支撑的国际经济法理论和制度体系。

   形成上述国际经济法理论和制度体系,有助于增进理论的自足性和制度的系统性,有效解决诸如贸易战、全球经济治理等问题。从经济法的视角看,全球经济治理主要涉及相关国家之间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与各国的经济法制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如果从国际商法的维度来构建国际经济法体系,则无法完成全球经济治理或国际调制的任务。

   经济法的调整需要处理好一国层面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关注国内法上一国政府的独立决策、自定规范;而在贸易战的应对以及相关全球经济治理中,则需要协调多国甚至全球层面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更关注国际法上多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协调决策、协定规范,以及由此对效率与公平、自由与秩序、安全与发展等基本价值的影响。如能有效处理国际层面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兼顾或协调上述价值,则会特别有助于贸易战等各类经济摩擦、冲突的有效化解,维护经济领域的和平,并在和平环境下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有序发展。

   经济法要推动国内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行为,从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国际经济法应推动国际经济治理,形成有效的规则,为国际层面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提供制度支撑,并保障全球的经济秩序。因此,在优化国际经济法理论和制度、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应关注或适当吸纳有关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相关经济法原理和制度,这更有助于实现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的理论贯通,并推进国家经济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的全面优化。

  

   五、结论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在英国、美国等多个国家的崛起过程中,都曾与相关国家发生过贸易战。而2018年爆发的持续波及多个国家的贸易战,则影响更为深广。降低贸易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加强国际经济法律协调,提升全球经济治理水平,同时也需要将全球治理规则融入国内相关经济立法中,不断推进制度创新,解决相关国家之间的经济失衡和制度失灵等问题。

   据此,本文着重探讨了防避和应对贸易战的两大路径:一个是通过在法治框架下促进国际层面的法律协调,推动相关规则的形成和实施,从而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另一个是通过将国际规则在经济法层面的落实,以及在国际规则缺失的情况下加强国内经济法的创新,从而实现经济法的完善。上述两大路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当国际法律协调难度较大时,加强国内经济法的制度完善更为重要,无论是本国关税制度和其他税收制度的改进,还是相关的金融、产业、竞争、规划等经济法制度的完善,都会有助于推动相关贸易结构的优化,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因而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

   在前述探讨中,还贯穿着系统—历史的分析主线。一方面,全球经济是一个大系统,全球经济治理尤其应体现系统思维,兼顾各国的具体情况,通过创新和完善相关治理规则,解决世界经济的结构失衡问题,在分工与合作、合作与竞争中实现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无论是经济全球化抑或全球经济治理,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相关的博弈及规则形成,都要历史地看待,而观察相关制度变迁的历史,更能发现国际法与国内法,或者国际治理规则与经济法之间的紧密联系。为此,本文先是从系统分析的维度,说明贸易战与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内在关联,继而从历史分析的维度,说明全球经济治理与加强经济法制度完善的相互影响,从而进一步揭示国内经济法制度对实现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影响。

   此外,审视上述相互交织的两大路径,还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的诸多重要理论问题。其中,国家竞争理论与发展理论的提炼,以及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的理论贯通尤为重要。事实上,贸易战已是和平时期国家竞争的极端表现,促进国家之间的公平竞争和正当竞争,维护全球的经济运行秩序,保障全球的公共利益,事关全球经济的稳定与繁荣,影响人类的福祉。因此,需要形成有效的规则,对国家的竞争行为加以规范,并在此基础上提炼相应的国家竞争理论。同时,由于国家竞争与国家发展直接相关,因此切实保障国家的发展权和发展利益,提升其发展能力,并提炼相应的发展理论,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

   上述的国家竞争与发展,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下展开,这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和国内经济法制度的完善非常重要。其实,在前面探讨经济法制度完善的过程中,隐含着几个重要时间节点,分别是改革开放之初、确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以及加入WTO前后,这些时点先后相继,体现了相关税法制度不断回应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过程,对于揭示中国的财政法、金融法、竞争法等各类经济法制度的变迁历程同样是适用的。在当前全面推进改革和法治的过程中,上述各类制度仍在进一步完善,其中不仅涉及国内层面的改革、法治与发展的关系,也涉及更为具体的全球化、市场化与法治化的关系,由此不仅应提炼前述的国家竞争理论和发展理论,还应进一步关注相关的法治理论。而法治和法治理论也是贯通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经济法学与国际经济法学的重要纽带。

   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相关性,在既往关注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制度互补的同时,还应推进两者的理论贯通。如能在国际经济法中适当体现或融入国内经济法的原理,则国际治理就会有更多的国内法基础,从而更易于被各国接受,进而有助于解决贸易战以及全球治理方面的诸多问题;同时,如能将国际经济法的一些重要原理引入经济法研究,则对于国内的经济法治建设亦会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在现实的经济法治建设方面,为了应对贸易失衡或整体经济失衡所带来的问题,中国需要在经济法治的框架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增强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国家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各类贸易限制或经济遏制不可避免。要推进国家的现代化,更需要不断完善经济法制度,有效发挥其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大力发展本国经济,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在此基础上,才能为提升国际经济治理水平、增进人类的福祉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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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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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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