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道雷:身份认同与制度制定权:反政治社会化行为的解释机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7 次 更新时间:2019-09-09 22:4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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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道雷  

   主体或者群体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不是完全被动的,一方面他们会不断认识、学习或适应官方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他们也会不断地批判、反抗官方意识形态。对前者来讲,以官方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与个体或群体的身份认同是相符的,所以,个体或群体经过自身身份认同的筛选后,他们接受官方意识形态,对政权的合法性认同提高;对于后者来讲,以官方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与个体或群体的身份认同是相悖的,所以,个体或群体经过自身身份认同的筛选后,他们消极抵制甚至积极反抗官方意识形态,对政权的合法性认同反而降低(或者说基于他们的身份认同,自起始点开始的时候,他们对政权的合法性就不认同,对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内容就存在抵制)。基于此,当主体的身份认同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反时,那么,反政治社会化便成为主体与群体的主要行为方式。

  

   三、制度制定权争夺: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机制

  

   主体包括个体与群体,身份认同可以解释个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但是无力解释更大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集体行动,甚至是整个政治体系的制度变迁。“身份认同就像偏好(preference)一样,它是从人的普遍的社会交往活动与其他人的生活中产生,对于不同的生活方式及使社会关系合法化的共享价值的赞同和反对,产生了多样性的偏好与身份认同;社会过滤器是偏好的来源,同理,也是身份认同的来源。”(29)这说明身份认同既是社会化的结果,也是社会化的原因。身份认同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它不仅关乎人们对自身的预设,产生自我认同强化或危机;而且关乎人们对自身所从属的群体以及更大共同体(比如政治体系)的认同,影响群体或阶级的再生产、国家的整合,比如美国黑人、拉丁裔公民与西班牙裔公民的身份认同与阶级再生产及其与国家整合问题。(30)但是,在身份认同理论的关涉下,个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如何越级为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从而引发制度变迁,还需更加有说服力的解释。

   基于此,对于那些通过身份认同的“筛选”,对官方主导的政治社会化进行反抗的个体来讲,由他们所引起的反政治社会化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才可能达到推动制度变迁的结果,亦即只有他们能够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才可以集合个体为群体从而引发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按照奥尔森的研究,个体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需要借助激励措施或意识形态,“即使是成功的反政治社会化行动也不必然导致系统的转化,转变或推翻一个系统(无论是否建立一个新的系统)的反社会化行动需要更多的投入,也需要更大的力度。”(31)

   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综合多学科研究中的关于制度变迁的观点,发展出了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具有较强解释力的广义理论。它关注的核心点是群体行为如何聚合成集体行动并赢得制度制定权推动制度变迁,从而使社会变迁具有了关键驱动力。从政治社会化的视角观之,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关注的是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如何从个体上升为群体,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使小规模演变成大规模,从而赢得制度制定权,形成推动制度变迁进而使原本的反政治社会化理念、制度固化为政治体系所推行的新的常态化理念和制度的过程。由此可知,借鉴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可以为我们解释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有解释力的理论观点。

   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选择少数观念通过群体的集体行动将其固化成大多数人认同或遵守的制度的过程,而观念和权力的竞争,或者制度制定权的争夺是这一过程的关键。个体集聚成的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集体行动要达到宏观上的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可以借鉴制度变迁广义理论的五个阶段的论述。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认为制度变迁的过程包含五个阶段:第一,产生出关于特定制度安排的观念,即个体反政治社会化行为的产生;第二,政治动员;第三,群体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形成并围绕制度制定权(即设计制度的权力)展开争夺;第四,创建制度;第五,使制度合法、稳定并进一步被复制。这五个阶段契合了进化论的核心机制的三个阶段:变异、选择、遗传。其中,观念的产生相当于变异;政治动员和权力斗争相当于选择;制度创建和使制度合法化/稳定/复制相当于遗传。(32)

   借鉴广义制度变迁理论,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要达成制度变迁的关键点在于:个体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如何集聚成群体行为,赢得制度制定权并实现新制度的创建。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达成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产生出关于特定制度安排观念的个体,通过政治动员,集聚成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围绕制度制定权展开争夺,并依靠反政治社会化的集体行动创建制度,使大多数群体认同或遵守新的制度,最终实现新的制度的合法化、稳定化(即重新合法化过程),这样在宏观层面形成制度变迁。

   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最原初的起点是少数个体对既有政治体系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引发的。与既有制度不同的对于新制度安排的观念和行为的发生,标志着个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的出现,预示着制度变迁阀门的开启。个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只有通过政治动员,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才能形成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这种群体行为重复出现形成集体行动并成功赢得制度制定权,从而创建新制度、复制新制度,并最终实现新制度的稳定化。这就是制度变迁。在新制度的稳定化过程中,作为反政治社会化的群体使自身成为新政治体系的主导者。新政治体系便开始依照自身的偏好令新的制度获得社会绝大多数个体的认同或遵守,由此重新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这也就完成了一次制度变迁的循环,即原先反政治社会化的一方成为政治社会化的一方。反之,如果经过身份认同筛选的个体反政治社会化行为,经过政治动员并未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聚合成大规模的群体反政治社会化行为,也就不可能赢得制度制定权,也就无所谓新制度的创建和复制。

   根据广义制度变迁理论,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之所以能够实现争夺制度制定权的成功,是因为它释放了集体行动的力量。这正是波普诺指出的:“有时一个特殊个体的行动改变了社会,如拿破仑或亚历山大大帝。在更多的情况下,变迁来自诸多无名个体的恒定压力。一个不遵从的行为也许就是一种偏离行为,但当这种行为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出现时,它就可能成为一种社会革命。”(33)制度变迁的过程就是释放集体行动力量的反政治社会化群体,成为争夺规则制定权斗争中的获胜方,并将其偏好(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在整个社会系统中重新进行推行,并在公众中确立新的官方意识形态与制度运行规则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针对零散的个体一个一个进行的,而是借助新的权力与制度体系(政党、媒体、学校)规模化开展的。

   基于广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启发,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强制型反政治社会化;(2)自我克制型反政治社会化;(3)谈判型反政治社会化。(34)第一种类型中,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会强行推进其意识形态,甚至依靠暴力手段赢得制度制定权的成功,并强制推行新制度,实现新制度的稳定化。第二种类型中,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会选择与既有政治体系的一部分群体携手,在照顾到客体的偏好的基础上进行新制度的复制,实现较为平和的制度变迁。与前两种类型所体现的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力量占优势不同,第三种类型中,反政治社会化行为的群体与既有政治体系双方面临的权力情景是对称性的,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无法以强力推行自身的偏好,所以,双方是在谈判式的讨价还价过程中展开博弈的。显而易见,这三种类型的群体反政治社会化的成功概率是不同的,强制型反政治社会化更容易引发反抗;自我克制型反政治社会化较少引发反抗,更容易成功;谈判型反政治社会化更多属于理想类型,在现实实践中较少出现。

   政治社会化关注的核心议题是政治体系与能动者之间的关系。从微观层面上来讲,微观个体自身的身份认同建构,如何能与政治体系的价值达成一致,从而避免个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从宏观层面来讲,微观个体与群体如何在政治体系的规制下接受系统认可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从而避免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集聚而成的集体行动导致的制度变迁,从而维护政体稳定。然而,学术界对前者的共识要大于后者。对于政治社会化理论来讲,它不是不能解释制度变迁现象,而是因为这些理论家的关注点有所不同。但是,没有政治社会化就不会产生反政治社会化,他们关注的是政治社会化理论在维护制度合法性与稳定方面的解释力,而对其解释个体和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则有所忽略。身份认同的植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个体经过基于自身特质的身份认同的筛选机制,会对既有政治体系的意识形态产生认同或抵抗的观念和行为,后者便是个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产生的机制。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微观个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却无法使政治社会化理论回应反体制的集体行动引发的政治体系变革。因为置入身份认同的政治社会化理论只是以个体反政治社会化行为为起点,启动了群体反政治社会化行为的阀门。个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还需要进一步通过政治动员,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形成群体反政治社会化行为,赢得制度制定权,创建新制度并使其稳定化、可复制化,最终实现新制度的重新合法化。所以,将政治社会化纳入到广义制度变迁过程的五个阶段来考虑,才能够打通其所面临的宏观与微观瓶颈,更加完满地解释个体和群体的反政治社会化行为。

   ①宋道雷:《大学生国民身份认同教育:概念、理论与路径》,《思想政治课研究》2014年第1期。

   ②J.R.Lott,Jr.,"Public Schooling,Indoctrination,and Totalitarianism",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7,no.6,1999,pp.127—157.

   ③[英]加里·布里奇、索菲·沃森:《城市概论》,陈剑峰、袁胜育译,南宁:漓江出版社,2015年,第514页。

   ④D.Easton,"The Theore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no.2,1968,pp.125—146.

   ⑤G.A.Almond,"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G.A.Almond and J.S.Coleman(eds.),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pp.26—33.

   ⑥[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科学大全:个体政治论》,幼狮文化事业公司编译部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第134页。

   ⑦[美]迈克尔·罗斯金:《政治科学》,林霞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42、143页。

   ⑧李元书:《政治社会化:涵义、特征、功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房正宏:《网络政治参与:内涵与价值探讨》,《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⑨[美]阿尔蒙德等:《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杨红伟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0页。

⑩S.Schwarzer,"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s the driving factor for political engagemen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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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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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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