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尼采与文化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8 次 更新时间:2019-09-07 15: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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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 (进入专栏)  
更要对本民族文化的内部关系进行批判性分析并做出价值上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政治和文化批评又总是相辅相成的。“大卫·施特劳斯”一文以法德文化的竞争关系开篇,但随即转入对在当时德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风气的猛烈攻击。如果说尼采在他对德国文化的乌托邦憧憬中感受到一种隐藏着的“壮丽的、本质上健康的古老力量”,那么他在现实中则始终高度警惕那种“忐忑不安地抽搐着的文化生活和教化斗争”,因为后一种东西可以窒息前一种东西,使它变形、萎缩、枯竭。

  

   自歌德以来的德国艺术家和学者都在德国人这个“善于学习的民族”身上看到一种令人担忧的异己化倾向,这就是对“教养”的过分看重。这种对“文化”、“学问”、“趣味”的尊重在开始时是小鹉翼翼的、虔敬的,有种一丝不苟的折衷主义味道。但随着有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地位的上升,随着德国跻身大国之列,这种通过教育、学习、训练而使自己“有文化、有教养”的布尔乔亚习气在德国国内迅速蔓延开来。到十九世纪晚期,这种习气借助学院化的职业主义分工和报刊杂志的泛滥而渐成气候,进而使一种思想和趣味上的自满、伪善、肤浅和武断成为德国文化生活的社会性气质。针对这种现实,尼采毫不留情地把那些自鸣得意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学问家、诗人、新闻记者和文化票友统统称为“有教养的市侩(cultivated philistine)”。

  

   大卫·施特劳斯(一位当时在学界和报界都颇出风头的黑格尔派神学家)何许人也,又是否足以被尼采当作“有教养的市侩”的代表拉出来示众,对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已是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尼采对这个漫画化人物的无情嘲弄和肆意攻击让我们看到,中产阶级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品味同任何伟大文化的理念之间存在着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尼采指出,这些分头占据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各部门的“有教养的市侩”们构成了一个气味相投的群体,他们共同的阴谋是要“控制现代人的闲暇和思绪,操纵其生活中‘有文化’的片刻,用文字印刷品蛊惑、麻醉和毒化他”。普法战争的军事胜利给“有教养的市侩”们带来快乐,让他们一夜间有了体面和自信,使他们以为终于等来了“德国文化的胜利”。这种头脑混乱的假定使他们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一时飘飘然的感觉必然有更大的根据和理由,以为自己文化和思想上的价值和地位已被历史所肯定。尼采用辛辣的嘲讽口气写道:

  

   于是他们更加得意洋洋地向德国人民发话,并照着经典作家的样子出版起自己的作品集来。可事实上,他们不过是利用把持在手上的杂志的发行量,把几个半斤八两的同伙吹捧成德国的新经典和榜样作家。人们或许指望德国文化阶层还应该有一点自我克制和较好的教育,还应该能看到滥用胜利的内在危险,最起码也还应该意识到自己的样子有多丢人现眼。可这些发育畸形的家伙却只会像小公鸡一样在镜子前走来走去,同镜子里的自己的形象交换爱慕的眼神。难道还有比这更令人难堪的吗?(《不合时宜的观察》,《尼采全集》第二卷,一九九五年英文版,第7—8页)

  

   尼采这里捕捉到的不仅是十九世纪末德国文化界的现象,也是一切“过渡时期”都有的价值混乱和批评标准的缺乏。针对这一现象,尼采直截了当地指出,此时的德国公众生活在一种对于“真正的文化”的幻觉之中,很少有人能看到“在自以为是的文化信仰与被它遮掩起来的苍白的文化次品之间的惊人的不协调”(第9页)。在他看来,以新时代的经典作家自居的“有教养的市侩”表现出来的虚假的文化自信心和乐观情绪只能说明他们内心的无知和狭隘。而支撑这种虚幻的自恋心理的德国式的“教养”,在尼采看来不过是“把来自各个时代和环境里的形式、风格、色调、出产和奇闻佚事煮成一锅粥”,好像这就是“现代派的本质”。在这样的纷杂、混乱的环境里,一般公众往往由于无所适从和缺乏真正的兴趣而“听任半吊子们粉墨登场”。(第32页)

  

   在学院气的写作风格下面,尼采看到的是当代“语言的钟点工们迫不及待地腐蚀着语言”,“用他们难以置信的乏味和无聊对语言进行报复”(第65页)。在尼采看来,“有教养的市侩”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反过来又说明一般德国公众趣味上的贫乏和不安全感,只能被文化市侩们误导。于是,“一切了无生气、疲惫不堪、软弱无力、司空见惯的东西都被当作标准接受下来,任何不良的、腐烂的东西都被视为激动人心的杰作,而有力的、不同凡响的、美的事物却名誉扫地”(同上)。“我们的榜样作家只会用那种整个扭曲的、夸大其词的、衰竭的句式和滑稽可笑的生造之词写作,可德国公众不仅对此有意视而不见,还干脆把它视为自己的家当,以为它的矫饰也能带给人精神上的享受和兴奋。”借用叔本华的语言,尼采把这种“有教养的市侩”的学院体赝品称为“用今天的草草之笔通宵赶出来的怪物(the monsters hatched overnight from the pens of the scribblers of today)”。而正是这个叔本华(黑格尔的同代人和失败的竞争者)曾经预言,到一九○○年,德国人将不再能看懂德国古典作家的书了,因为“那时我们将一无所有,剩下的只是属于我们高贵的‘今天’的破烂儿语言——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性无能”(第63页)。面对“有教养的市侩”惊人的“文化”产量和那些榜样作家彼此间的雷同,尼采用他惯用的第二人称复数挖苦道:“别再生产那些垃圾啦,少了你们,别人也一样会把它生产出来。”

  

   在痛骂“当代的语言钟点工”同时,尼采的批判着眼点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新的职业化学院知识界同新兴中产阶级消费大众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文化生产的影响。这个问题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才真正变成了一个全球性问题。只是现在这个问题已不再有当年尼采把它提出来时的特定的文化和阶级背景,因为贵族和贵族精神的消亡,“自律自足的个人”的覆灭,现代主义乌托邦的不可能性都已不再是当代文化批评家需要考虑的主要历史因素和文化心理范畴了。但尼采的“不合时宜的观察”仍然证明自己远远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它超出了一般的文化社会学论述,而达到了一种文化政治意识上的尖锐性。

  

   尼采敏锐地看出“学院匠人”和市侩文化之间相辅相成的联系。首先,两者都有种沾沾自喜的满足感,认为德国有教养阶级的趣味、文化和教育体制在本质上不需要任何改进。其次,有教养的公众把在文化、趣味、思想等方面的判断完全交给专家学者去处理,然后再把他们的意见经混合、稀释和“系统化”后加以吸收。于是,一方面,“任何在这个内部循环之外的声音,他们要么半信半疑、心不在焉地听着,要么干脆充耳不闻”(第9页),另一方面,“任何人只要具备学问家的资历,就能以权威的声音发言,好像他在趣味上就自然代表传统的、不会出差错的意见”(第49页)。尼采针对这种文化市侩主义对“学者”的权威崇拜写道:

  

   事实上,我们有理由假定,除了个别人能证明自己是例外,学者们大多既没有趣味,也没有思想,在审美上更是粗俗不堪。一旦加入到当代学术气喘吁吁、神经兮兮的赛跑中去,他们中究竟还有多少人能保持一个战斗的文化个体的沉着、勇敢的凝视呢?他们需要这样的凝视,因为它能居高临下地把那场竞赛视作为一种野蛮化的力量。这些少数人必将生活在矛盾之中并体验这个矛盾。真正的问题就在于他们还有什么样的希望去战胜芸芸众生的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信仰。这些芸芸众生都把公众意见视为自己的保护神,再依靠彼此的相互支援而维持下来。(第49—50页)

  

   尼采在文化上的贵族立场是众所周知的。西方新近出版的尼采传记中更首次披露了他反对把工人劳动日从每天十二小时减至十一小时,支持使用童工,在听到巴黎公社社员洗劫卢浮宫艺术品的谣言后将那一天称为“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等等细节。尼采从来不是民主社会或大众社会的朋友,但他的文化政治立场在当代中国社会条件下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个特殊意义当然是由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特殊语境决定。首先,当代中国文化的重建无法避免同其他文化,尤其是强势的西方文化(包括近代欧洲经典文化和当代美国大众文化)形成一种(文化)政治性的紧张关系。其次,当代中国社会的全面商业化在国内环境里造成了精英文化内部和精英文化与日常生活领域之间的激烈冲突。再次,中国文化、思想和学术生产的专业化或“专家化”把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国家的关系作为一个新问题重新提了出来。重读尼采,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深入地分析和把握自己当前的文化处境。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历史决定了,大众和大众民主必然是中国现代性正面价值的核心内容。但尼采站在贵族和“帝国主义时代颓废知识分子”(卢卡奇)立场上对中产阶级市侩文化的挑衅和攻击,却应该有助于提醒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有意识地保持“一个战斗的文化个体的沉着、勇敢的凝视”,更积极地抵抗文化领域里种种打着“文明”和“进步”旗号的“野蛮化力量”。

  

   因此尼采所揭示的问题变得同当代中国的问题息息相关。在普遍主义与文化认同、“世界秩序”和生存困境、“永久和平”和深刻的不平等之间形成的全球性紧张状态中,中国思想界是无法回避这个问题的。躲在自由主义的幻想里,或沉溺于简单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亢奋之中都无济于事。它只能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双重的不成熟和贫乏。我们目前甚至还没有准备好面对当年尼采和韦伯对德国人提出的严峻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想象的中国既不是一个政治民族,也不是一个文化民族,而将民族与文化在政治和文化政治的意义上统一起来,就更没有列入议事日程了。不过,也正是在这个状况下,当代中国人和当代中国文化可能要比当年德国面对更加险恶的境况、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这意味着,为避免德国历史悲剧的重演,中国知识分子将不得不努力超越德国人的思考。青年马克思曾感叹德国如何饱尝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部苦难,却没有分享到这一历史进程的快乐和“部分的满足”。他写道,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德国醒来将突然发现,它还没有参与欧洲资本主义的上升,就已经处在了它的衰落的水平上。二十世纪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奋斗不已,他们生于忧患,却有着强烈的政治冲动和明确而不妥协的文化政治和文化批判意识。他们在当代人难以想象的深重的民族苦难中把中国文化推向前进。但今天,在“基本实现了小康”的中国,中国文化面临的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即未曾参与“世界文明主流”的上升,就已经加入了它的衰落。

  

   二○○二年二月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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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0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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