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鹏飞: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的调查研究和“一国两制”新思维的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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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鹏飞  
第16页。)1983年3月底,廖承志和“五人小组”在邓小平规定的三个月内拿出了以“十二条”特殊政策为核心内容的“一国两制”“香港方案”的初步设计,交中央中央书记处审议。邓小平批示:“拟原则同意。方案待与各方面人士交换意见之后,再作修改。”(注: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第71页。)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酝酿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过程中,邓小平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有相当一部分的香港人尤其是维护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力量——大资本家和中产阶级对1997年收回香港有抵触情绪——怕,怕香港“变天”,怕香港“赤化”、“社会主义化”,怕中央的“政治干预”和内地的“政治运动”,怕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将“没有自由”。为了打消香港同胞对“1997年收回香港”的顾虑,为了争取香港同胞对于“一国两制”“香港方案”的理解和支持,在1982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特殊政策已经正式拍板的情况下,邓小平决定亲自向香港的各界人士做“思想工作”。自3月至6月,邓小平在廖承志的陪同下会见了十二批来北京访问的香港各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当然,邓小平对于“为什么1997年收回香港”的问题非常明确——“不讨论”。“邓小平一开始就讲清楚,‘九七’收回香港主权是不容改变的,一切文章都要在‘九七’收回香港主权这一前提下做。”他重点是阐释“1997年收回香港怎么办”的问题,重点是就“一国两制”的“香港方案”征求意见。对于邓小平的“思想工作”,来北京访问的香港各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均表示“有道理”,“可以接受”。香港知名人士黄丽松讲:“他到北京之前,不知道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态度是这样坚决,现在知道以后,认为中国的政策不失为最好的政策。”(注:黄文放:《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第18页。)

   在1981年上半年邓小平就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特殊政策向香港的各界人士“吹风”的过程中,英国方面也在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决策和政策进行“摸底”。1982年4月,英国方面派出与中国方面有“良好的互动关系”的前保守党领袖、前首相希思访问北京,并与邓小平会见。由于当时解决香港问题“十二条”特殊政策已经酝酿成形并且已经开始对香港的各界人士“吹风”,所以,邓小平决定给“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希思一个“面子”,通过希思向英国人“喊话”——“现在是考虑香港问题的时候了”。

   希思问邓小平:“我记得1974年5月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时,你也在座,我们讨论了香港问题。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1997年,还早哪,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1997年只有15年的时间了,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香港问题的?因为很多人都要在香港投资,怎样才能使投资人不担心呢?”邓小平回答:“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我们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它人都可参加,可以作政府雇员嘛,甚至成为香港政府的成员都可以考虑。各种制度也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的名字发展民间关系,如贸易、商业关系。到那时可能还保留护照。对英国来说,商业利益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还可以发展。”(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217页。)在谈到“1997年收回香港”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如果中国那时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邓小平对希思明确表态:“我们愿意同英国政府正式接触,通过谈判来解决香港问题。1974年我们见面时,我对你说过香港问题将在适当的时机解决。现在这个时机到了。一个是我们有办经济特区的经验,一个是我们有逐渐好转的国际关系。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希思先生,现在是考虑香港问题的时候了。”(注:萧亮、蓝潮:《董建华家族》,广州出版社,1996年,第264页。)

   自1979年3月会见麦里浩、1981年4月会见卡林顿至1982年4月会见希思,邓小平对英国人在香港的“主权”和“治权”问题上的“迭迭的纠缠”印象深刻,他预感到,接下来的中英外交谈判将会是一场“激烈而艰苦的政治较量”,对于英国人的“合作”不能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准备解决香港问题必须像准备解决台湾问题一样,有“文”、“武”“两只手”。邓小平在1982年6月会见香港知名人士时,曾经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就1997年收回香港的问题发表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讲话;“我对收回香港主权有一个问题始终来能解决,中国收回香港主权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取得英国人的合作,假如英国人不合作,那怎么办?我们的方案中有一条是说要充分照顾英国人的利益,换取英国人和平有秩序地交出政权,我们这个政策是有诚意的,但如果英国人不合作怎么办?我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跟英国人说:假如你们不合作,我们就提前出兵收回香港,收回以后对香港仍实行特殊政策。”(注:黄文放:《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策历程与执行》,第20页。)此一解决香港问题“文”、“武”“两只手”的重要思想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指导接下来的中英两国外交谈判的一个基本原则。

   1982年8月,邓小平召集所有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一方面研究香港可能出现的“金融风波”的问题,一方面讨论撒切尔夫人访华的准备工作问题。中央领导人指出;“要准备十五年当中香港会发生波动,出乱子。……我们要根据会出乱子这种可能性来安排一切。不仅对撒切尔夫人,而且对港澳各界人士要说清楚,香港一定要收回;同时,保护他们的利益,使他们不要抱其它幻想。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这个大框子里作。这次同撒切尔夫人会谈,就是要将原则定下来,希望英国同我们合作。要说明,如果这中间发生大的风波,我们对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时间,不得不被迫作出新的考虑。”邓小平最后表态:“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注: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第83页。)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揭幕”中英两国外交谈判前举行的研究解决香港问题政策的最后一次“高层决策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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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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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04年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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