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鹏飞: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的调查研究和“一国两制”新思维的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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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鹏飞  

   为了尽可能地降低以“土地契约”问题试探中国方面关于香港“九七”前途的态度的敏感性,英国政府决定“侧面进攻”。他们在麦里浩离开香港前发出指示:“他只能以商务问题的形式提出新界土地租约的问题,而不应以政治问题的形式提出来。他特别应该强调英国并不准备在现阶段寻求在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而是仅仅为了香港本身的利益着想,以方便长期投资。麦里浩还要询问中国,香港政府对在所有新界土地的批租契约中所注明的1997年6月27日这一期限能否修改为本契约‘在英国统治这地方的时间内有效’。……但要一步一步走,重要的是打开对话的局面。”(注:〔英〕罗拨·郭瞳著:《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岳经纶等译,第72页。)

   1979年3月28日,麦里浩一行抵达北京。29日,邓小平会见麦里浩。由于中国方面对麦里浩北京之行的目的心中有数,所以邓小平在与麦里浩的谈话中对香港“九七”前途问题并没有回避,“未待麦里浩提出出售土地建议,邓小平已抢先表态中国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注:钟士元:《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回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页。)。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讲:“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的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你们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很清楚。我们历来认为,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人们担心,到1997年新界问题会出现。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办,到1997年还有18年,18年时间并不长。我们可以到那时再根据具体情况来讨论商谈怎样从政治上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前提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注:邓小平副总理会见香港总督麦里浩的谈话,1979年3月29日。)同时,邓小平也明确表态:“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到那时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你们知道我们解决澳门问题的立场,我们没有立即收回澳门,我们也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你们也知道我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台湾归回祖国的方式。我们始终考虑到台湾的特殊地位,不改变那里的社会制度,不影响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作为一个特殊问题来处理。……我们对台湾、对香港、对澳门的立场就是这样。这不是现在才有的政策,是继续了相当长时间的政策。我们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政策?道理很简单,我们需要。我们保持这样的政策,采取这样的立场,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注:邓小平副总理会见香港总督麦里浩的谈话,1979年3月29日。)

   关于中国方面对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态度,英国人是有心理准备的。“麦里浩认为当天会议气氛甚为融洽,所以随即向邓小平提出香港政府以十五年为期售卖官地的刍议。”(注:钟士元:《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回忆录》,第20页。)麦里浩字斟句酌地“点题”:“副总理先生刚才谈到香港的未来问题。这一点你讲得很清楚,我也明白,但这个问题将来最终要由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来解决。你们的代表也经常讲,这个问题在时机成熟时就会解决。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不能等到将来解决。这就是允许一些私人在新界租地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影响对这一地区的投资。……我想了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我建议把原来契约上写的有效期限‘1997年’去掉,改为只要新界仍在英国管治之下,契约依然有效。这同中国的立场并不矛盾。”(注:邓小平副总理会见香港总督麦里浩的谈话,1979年3月29日。)但是,“英国期望的‘点头接受’并没有出现”。经验丰富的邓小平对于英国方面以“土地契约”问题“偷步”香港“九七”前途问题的“小动作”十分敏感,他明确地表示“没有回旋余地”:“在土地租约问题上,不管用什么措辞,必须避免提到‘英国管治’的字眼”。(注:〔英〕罗拨·郭瞳著:《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岳经纶等译,第78页。)邓小平告诫麦里浩不要幻想中国方面会改变对于香港问题的一贯立场,虽然“中国还没有具体决定将于何时重新对香港行使主权,可能是1997年以前,也可能是下个世纪。然而,作出决定的应该是中国”(注:〔英〕罗拨·郭瞳著:《香港的终结——英国撤退的秘密谈判》,岳经纶等译,第79页。)。他希望英国方面高度重视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关于澳门问题当然也包括香港问题“制度不变”的新思维,把注意力放在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道共同“维护香港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上,邓小平讲:“我可以明确地说,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的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1997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会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我们现在并没有收回澳门。对香港也是如此,因为到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无非一个是收回,一个是保持现状。不管哪种政治解决,都不影响投资者的利益。”(注:邓小平副总理会见香港总督麦里浩的谈话(1979年3月)。)会见结束前,麦里浩问邓小平:“我回香港以后对香港人怎么说?”邓小平一句话总结:“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注:钟士元:《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回忆录》,第21页。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61页。)

  

  

  

   在邓小平面对面地迎接英国人在香港问题上的突然挑战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关于国家统一的新思维——“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正在酝酿过程中,其具体政策尚未出台,而且其设计主要是针对台湾问题的,如“一个中国”的原则,“两手准备”的原则,“尊重现实”的原则,“特殊地位”的原则,等等。邓小平讲:“‘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还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2页。)但是,由于英国人在“九七大限”的压力下提出香港问题,解决香港问题的国内、国际形势和主客观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争取未来解决香港问题的中英两国外交谈判的主动权和控制权,邓小平在继续倾主要精力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也开始逐步将解决香港问题纳入议事日程,开始考虑将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维适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并根据其基本精神,对“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及在1972年中英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逐步形成的以“1997年”为解决香港问题的“成熟时机”的决策和特殊政策进行战略性的调整。邓小平会见麦里浩时阐释的“制度不变”的新观点,就是“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在香港问题上的具体化。当然,主要是针对台湾问题而设计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在适用于香港问题时有比较大的难度,虽然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均涉及国家统一的问题,但是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的性质毕竟不同——一个是国内的历史遗留问题,要通过一国两岸的政治谈判来解决;一个是国际的历史遗留问题,要通过中英两国的外交谈判来解决。而且解决香港问题还关系到一个“结束英国殖民主义”的问题。因此,邓小平不能不考虑“台湾版”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如何“香港化”的问题。

   对于香港,邓小平并不陌生。邓小平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有五次过香港的经历,时间累计近三个月,对这座兼有殖民主义之“短”与资本主义之“长”双重特性的“自由港”印象深刻。这一感性认识,成为半个世纪以后邓小平提出“剔除其殖民主义因素、保留其资本主义因素”之“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原始思想素材。

   新中国成立以后,邓小平首次公开介入香港问题,是在1974年。5月25日,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参加了毛泽东、周恩来与访华的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的会见。“毛主席对希思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二十四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他们(指在座的年轻同志)的事情了。”(注:毛泽东同希思谈话内容的通报(1974年5月25日)。)当天晚上,邓小平在欢迎希思的宴会上发表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香港问题作为中英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将“在适当时候予以解决”。邓小平说:“尽管中英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我们两国之间还存在着在适当时候予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交朋友,发展关系。”(注:邓小平副总理在欢迎英国前首相希思的宴会上的讲话(1974年5月25日);《人民日报》1974年5月26日。)1975年、1977年,邓小平会见第二次、第三次访华的希思,在谈到香港问题时,也都重申了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邓小平晚年以麦里浩访华“解冻”中英两国之间“冰封”的香港问题为历史契机而发轫的关于香港回归的理论与实践,是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的大背景下逐步成型、成熟的。当时邓小平进行的“一国两制”之“香港模式”的设计欲“解惑”的主要难题是:一方面,由于“结束英国殖民主义”是关系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的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在香港的主权和治权问题上没有让英国人“讨价还价”的空间,而且,1997年是“香港回归”一个绝不允许“过期”的时间底线;另一方面,具体在什么时间、具体以什么方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也必须考虑如何尽可能地减小中英两国通过外交谈判的和平途径圆满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阻力和冲击力,必须考虑如何维护“香港回归”前后“旧香港”、“新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以最大限度地利用香港资本主义“自由港”和“国际经济中心”的经济地位、经济资源、经济价值为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邓小平是在研究“台湾版”的“一国两制”的新思维如何“香港化”的过程中,对自“1949年的香港”至“1979年的香港”的“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浓厚兴趣的。由于英国占领香港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掠夺性的殖民”,而是为了开发经营其为英国商品、英国资本进入亚洲市场、进入中国市场的“滩头阵地”,开发经营其为英国、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与亚洲、与中国发生经济联系的“窗口、桥梁和国际通道”,因此,英国人登陆香港之初即宣布香港是“自由港”,并一直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经过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整整100年以转口贸易为单一经济结构的慢速、匀速发展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70年代,香港经济进入了工业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快速、加速发展时期。短短的30年,香港经济经历了由传统的商业中心和单一的转口贸易的经济结构向新型的工业中心和多元的、复合的国际经济中心的经济结构的嬗变,经历了由近代化经济形态向现代化经济形态的嬗变。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一个普普通通的转口贸易港,其经济实力尚逊于中国内地的大城市上海、广州,一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不过几十亿港元,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不过几千港元,至1979年中国内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后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和“东方明珠”、一个举世瞩目的新兴工业地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制造业中心、国际运输中心、国际旅游中心、国际信息中心,其经济实力足堪与美国、日本等经济大国相提并论,一年的进出口贸易额高达几百亿港元,人均本地生产总值高达几万港元。香港经济的腾飞几十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当然,必须指出的是:“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0页。)。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题”和工作重心自阶级斗争转移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与解决台湾问题一样,“一国两制”的新思维都不能不将“制度不变”以维护其“稳定和繁荣”为国家统一的一个战略出发点和支撑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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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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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04年0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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