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海红:“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的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6 次 更新时间:2019-08-04 23: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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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海红  
那么,加害人不得以时效为抗辩。在日本,在公害关系、亲族关系、交通事故、劳动灾害、预防接种、国家赔偿、消费者被害、劳动关系等领域,司法机关确立起了权利滥用或违反诚信原则的时效法判例。在美国,如果原告因依赖于被告的行动或表述而延迟提起诉讼,那么,法院可基于“禁反言”原则来禁止义务人提出时效抗辩,原告还可提出“延迟提出诉讼是由于被告欺诈或虚假陈述”的抗辩。

   在我国,虽然《民法通则》第4条和《民法总则》第7条都明确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但诚实信用原则介入诉讼时效的适用却鲜有实践和研究。我们在制度上一直极度强调对权利人的督促,但是却忽视了对义务人的归责。在实践中,即使义务人有不诚信的行为,法官通常也不以诉讼时效制度来直接和正面应对这些行为,而是更习惯于以迂回或间接的方式,达到否定义务人时效抗辩的实际效果:利用既有的裁量性规则(如延长诉讼时效)来保护权利人,或者干脆在证据和证明等关键方面给予权利人特殊关照。但这样的做法存在两个问题。第一,间接或迂回的方式往往无法给不诚信的行为以“迎头痛击”,反而容易造成对相关时效规则的牵强适用。与之相反,以诚实信用原则来应对不诚信的行为,往往更加直接而有效,且这种正面应对的方式能够起到更好的“示范”和“导向”效果。第二,“模糊化”的处理方式既不易进行规范,也容易给人以“权利人占了便宜”的印象,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这种处理方式还可能引发新的质疑。

   目前,我国对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基本限制在财产法领域,尤其是与维护交易安全直接相关的问题或事项。因此,将诚实信用原则引入诉讼时效领域,虽是不小的挑战,但也是杰出的贡献。对此,笔者有两点建议。第一,诚实信用原则介入诉讼时效领域,应当作为“例外”,而不宜频繁或过度地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应当保持如下“心态”:平时默默无闻,与世无争,保持足够的谦抑,但该出手时就出手,绝不手软。这便要求法官在具体的案件中对是否应当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进行细致而充分的论证。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应当着重确立一批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诉讼时效指导案例,以纠正那种泛泛地将义务人提出时效抗辩指为不诚信的错误倾向,同时还能将诚实信用原则的介入“类型化”,以宣示诉讼时效制度是“讲道德”的。

  

   三、“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下的规则冲突

  

   单纯或主要依据“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来设定规则,未必能证成诉讼时效规则的合法性,反而可能造成时效规则之间或者时效规则与诉讼规则之间的冲突。

   (一)诉讼时效规则与执行时效规则的冲突

   关于分期履行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民法总则》第189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该条文原样吸收了《诉讼时效规定》第5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民法总则》释义书充分肯定了《诉讼时效规定》第5条的实践效果,并指明,《民法总则》第189条的立法理由也继承和整合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诉讼时效规定》释义书中的相关解释:这样的诉讼时效规则符合同一债务的特性;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能够减少诉累、实现诉讼效率;能够促进交易、增加社会财富。不过,对这些抽象理由的论证均是从“优先保护权利人”的角度展开的:“在权利人有证据证明其权利存在的情形下,在诉讼时效问题的认定上,应倾向于作有利于债权人的规定,关于诉讼时效起算点的确认问题也不例外,显然,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期间更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的权利”;“从最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诉讼时效期间有利于减轻权利人的举证责任、保护权利人的权利”;“有利于避免权利人频繁主张权利”,等等。考虑到在《诉讼时效规定》之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对分期履行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存在巨大争议,高人民法院对该问题的若干批复所持的立场也不相同,我们有理由相信,“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对《诉讼时效规定》第5条的形成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早在三十年前,执行时效规则就对分期履行债务的诉讼时效起算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并延续至今。《民事诉讼法》第239条第2款规定:“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计算。”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民事诉讼法》释义书看,该条款与《民法总则》第189条要解决的均为“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起算问题,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规定”,后者是“约定”。从《民法总则》第189条来看,对《民事诉讼法》第239条第2款不仅不能作“优先保护权利人”之理解,反倒可以作“不利于保护权利人”之解读。执行时效和诉讼时效之间的长期“二元并立”和“各自为战”,导致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尚未关注二者的可能冲突。事实上,《诉讼时效规定》第5条和《民法总则》第189条应当向《民事诉讼法》第239条第2款证成其正当性,包括指出后者存在的问题,甚至促使后者作出修改以便统一步调。原因有二:第一,《民事诉讼法》第239条第2款可以追溯到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且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不存在争议。第二,从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开始,申请执行期限已从“诉讼期限”转向“时效”,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也达成了共识,均认为执行时效在性质上属于诉讼时效,◈40或者是诉讼时效之一种。

   (二)诉讼时效规则与举证时限规则的冲突

   为走出“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困境,200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明确采纳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立场,于第34条第1款规定了举证时限规则,即“举证失权”。根据该条款,“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最高人民法院的释义书指出,在防止证据突袭、促进审限实施、提高诉讼效率、维护裁判稳定性等方面,举证时限规则被寄予厚望。不过,举证时限规则的实施状况很不理想,该规则在经历了三个“缓和”的步骤之后,几乎遭到了颠覆。第一,2008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规定的通知》将“故意或重大过失”作为举证失权的要件。第二,2012年的《民事诉讼法》第65条将是否失权交由法官来决定: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第三,2015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102条则几乎确立了“不失权”的原则:当事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该证据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的,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依照民事诉讼法予以训诫、罚款;当事人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逾期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对当事人予以训诫。至此,虽然我们对“证据适时提出”的提倡未变,且对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而逾期举证予以罚款制裁,但严格的举证时限规则却并未获得承认。

   虽然诉讼时效抗辩与举证时限规则的规定初衷类似,但诉讼时效抗辩援用的审级阶段限制却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诉讼时效规定》第4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当事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的释义书指出,该条款是将《民事证据规定》第32条“被告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应用于“诉讼时效抗辩”的结果。虽然答辩随时提出主义被认为存在违反武器对等原则、引发诉讼突袭、影响庭审效率等弊端,但《民事诉讼法》对答辩随时提出并未作任何限制,尽管《民事证据规定》第32条看似突破性地确立了“答辩适时提出主义”,但它只是一个倡导性规范,目的在于“引导”,尚谈不上“强制”。就像《民事证据规定》第34条第1款遵循了“举证失权”的逻辑一样,《诉讼时效规定》第4条显然遵循了“答辩失权”的逻辑,只是二者都排除了“新证据”之例外情形。考虑到2012年的《民事诉讼法》的修正和2015年的《民诉法解释》的制定都未吸收《民事证据规定》第32条的“答辩失权”规则,《诉讼时效规定》第4条已经是较为“激进”的规则,其与《民事诉讼法》的“保守”立场形成了反差。

   无论是对证据适时提出主义,还是对答辩适时提出主义,当前我国《民事诉讼法》都采取了保守的立场。二者的差别在于: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在采取了失权的激进立场后又回归到保守的立场,变成准倡导性规范(毕竟还有作为例外的罚款制裁);而答辩适时提出主义自始属于倡导性规范,一直未能更进一步。《诉讼时效规定》第4条所规定的作为“特例”的诉讼时效答辩失权,为何能在如此激进、突破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不引来任何质疑?如果要为此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必须突破《民事诉讼法》的思考框架:《诉讼时效规定》第4条虽以“答辩失权”的面目出现,但其之所以突破了答辩随时提出主义的框架,并不是因为答辩适时提出主义之程序正义观念获得了胜利,而是因为限制义务人提出时效抗辩符合保护权利人之实体正义的追求。其实,最高人民法院的释义书对《诉讼时效规定》第4条的核心论证有两点:第一,在程序意义上,《诉讼时效规定》第4条符合程序安定和权利对等原则,符合及时固定当事人争点之目标。第二,在实体意义上,《诉讼时效规定》第4条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维护传统道德观念,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明确指出,诉讼时效抗辩权的行使会影响权利人权利的实现,尤其在权利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权利的存在且我国时效期间较短的情形下,仅因时间经过就对权利不予保护有失公正,也不符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道德观念。在笔者看来,第一个理由并不具有决定性:答辩失权符合程序安定和固定争点等法理,与我们是否采取答辩失权,这是两个问题,否则,我们如何解释《民事诉讼法》虽然容忍了答辩随时提出主义,但却认可程序安定、及时固定争点等价值?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是第二个理由:如果采取“诉讼时效答辩失权”,那么,义务人将不能在二审中再提诉讼时效抗辩,这反而有助于权利人权利的实现,并最终有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道德理想的统一。

   因为贯彻“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诉讼时效规定》第4条既突破了答辩随时提出主义,也突破了《民事证据规定》第32条“倡导性规范”之定位。但即使从实体法角度看,对“突破”的这种论证也存在困境。第一,《诉讼时效规定》的制定者在论证“保护权利人”的理由时,特别强调我国诉讼时效期间过短,但为何不干脆加长诉讼时效期间,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何况因为诉讼时效期间过短,我们的诉讼时效制度的不少内容(如撤诉的诉讼时效后果、未定履行期限债权的诉讼时效起算等)不得不将错就错。第二,最高人民法院的释义书在论证“保护权利人”的理由时,对诉讼时效持贬抑态度,对义务人提出时效抗辩存有道德质疑,这显然并不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正常理念。究竟是诉讼时效的存在有问题,还是诉讼时效的具体规则有问题,这是两个问题。如果是前者,那么,就不应该只确立“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而应该废除诉讼时效制度;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就不能因噎废食,而应该探究如何体系化地改善诉讼时效规则。

  

   四、“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的实践风险

  

“优先保护权利人”诉讼时效理念既有理论上的悖论,规则上的冲突,也有实践中的风险。只是这种风险常常被忽视,其原因有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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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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