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等:土地改革与新中国主权货币的建立:建国初期“去依附”体制下的反危机经验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07 次 更新时间:2019-08-03 08: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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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 (进入专栏)    

  

   新政权大规模集中农村农副产品打击城市通胀, 其实是一石二鸟:一方面有效遏制了城市的投机和通胀;另一方面促进了人民币下乡, 有效降低了货币集中在城市的压力。

  

   据调查, 1950年3月以前, 在新解放区农民还很少使用人民币, 老解放区农村的流通量也很有限, 人民币即使到了农村也很快回流城市。但随着城乡物资交流的展开以及农产品收购价的提高, 货币向农村的投放量增加, 同时货币在农村的沉淀比例增加。比如, 东北合作社1949年采购与推销总值91 900余亿元东北币, 占国家在东北贸易额的40%, 相当于东北人民需要量的14%;1950年第一季度东北合作社的购销总值是97 700亿元 (1元人民币约合9.5元东北币) 。中南区从1950年4月至5月12日在全区各省收购棉花、菜油、桐油、麻油, 约有550亿元人民币流入农村。华东贸易部门1950年4月至6月在收购茶、蚕时, 即投下人民币5 000亿元左右。63中南区1950年全区土产输出总值达1.8亿美元。64另据统计, 1950年农副产品采购额为80万亿元, 1952年增加到129.73万亿元, 货币投放量增长了62.16%。65

  

   小农经济对工业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都极低, 使下乡货币相当一部分沉淀为“在乡货币”。1951年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使农民收入增加了19.5万亿元, 但只有47% (9.2万亿元) 转化为工业品需求的增量;1952年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增加了27.7万亿元, 转化为工业品需求增量的仍然只有9.7万亿元, 收入弹性下降到34.3%。66

  

   农民持有大量现金, 主要还是在传统农村经济部门内部流通。新中国成立初期, 为了迅速恢复农村经济, 在各大区制定并经中央批准的发展农村经济政策中, 都允许土地买卖和出租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贸易自由。这些经济行为的发生需要大量货币。比如, 当时中共山西省忻县地委对143个村的42 215户进行调查, 发现已有19.5%的户出卖了土地, 共卖出土地39 912亩。67据对湘鄂赣3省10个乡的调查统计, 1953年3省有65户卖出土地103.13亩, 81户买入土地126.83亩;而1952年仅有10户卖出土地17.02亩, 9户卖出土地14.52亩。土地租佃方面, 1953年出租土地比1952年增加3.07%, 出租户数增加19.13%。68另据当时对全国21个省14 334万户农家的调查, 从土改结束到1953年底, 我国农村贫雇农由占总农户的57.1%下降为29%, 中农由35.8%上升为62.2%, 富农则由3.6%下降为2.1%。69显然这些过程都要伴随着大量的货币周转, 客观上使得一定比例的货币滞留在乡村。

  

   到1952年底, 据人民银行总行估算, 农民由于储蓄防灾、购置牲口和买进土地等习惯, 持有的人民币已达11万亿元, 约占当时人民币流通总量的40.4%。70

  

   可见, 农村像海绵一样吸纳了大量货币, 也像减压阀一样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通胀压力。农村货币“蓄水池”极大减缓了货币的流通速度, 从而使社会有效货币供应量极大缩小, 这也是全国物价走向稳定的重要因素。


五、总结

  

   本文的主要观点及现实意义总结如下。

  

   (一) 民国“依附性”币制改革的教训及对当前的启示

  

   民国转向现代化纸币信用的金融改革与当代金融“深改”类似, 都是应对输入型危机的产物。其实, 远在改成法币之前16世纪中叶开始的白银本位时代, 明清政府就遭到国内白银余缺受国际白银供给波动的困扰了。71法币的推行, 不仅改变了中国自明朝以来的白银币制, 也使中国越过金本位而直接演进到纸币时代。沉痛教训至今仍值得记取。

  

   第一, 外汇为锚的局限性。

  

   外汇本位币制对于币缘“外围”国家, 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替外围国家节约了构建货币信用的成本, 但也加剧了该国货币体系波动的风险。对于一个经济体量大的国家来说, 它还带来了另一重悖论:一国只有获得足够的外汇储备, 才能满足其国内经济增长和要素货币化的需求, 否则将导致货币供给短缺和信用不足;但想要有充足的外汇储备, 就要有足够出口乃至大量的进口, 这不仅意味着对“中心”国家让渡铸币税, 还意味着对外依存度提高, 外需、外汇等风险敞口增加。战争中的民国饱受外汇不足之苦, 时下之中国则面临对外依存度过高的风险。

  

   第二, 依附地位的制约性。

  

   半殖民地条件之下的民国政府受“依附理论”给定的规律约束。当时无论选择何种外汇本位, 对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列强来说, 都意味着一个超大型国家的铸币税收益将被一家独占, 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势力均衡格局将被改变, 势必引起本国相关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

  

   更重要的是, 一旦陷入依附地位, 则进退维谷。维持依附关系要长期支付成本, “去依附”则要短期内支付极高的成本, 以摆脱原来制度的路径依赖。如此看, 新中国初期的恶性通胀, 客观上是民国依附体制之成本的延续;而新中国要“去依附”, 用什么来支付成本?只能继续依靠新中国政权建立的基础——农村地权和土地革命, 只能继续对农民进行革命动员, 并继续维持对农民较高的剩余剥夺率。要在主权独立的条件下彻底治理通胀, 建立主权货币信用体系, 只能让农村剩余与国家资本相结合, 形成构建主权货币的经济基础。从历史视角看, “中心”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条件下, “去依附”是一个需要不断支付成本来维持主权独立性的历史过程。在当代金融资本全球深化中, 已经在产业资本上“去依附”的国家也会对金融资本霸权“再依附”。

  

   第三, 微观调控的不可控性。

  

   私人资本在长期高通胀之中一般都会“脱实向虚”, 将资金从实体经济析出转向投机炒作。民国年间, 据对平津200家以上的行庄调查, 96.6%以上的资金都是从事间接或直接投机的, 投入生产的资金只占1.7%—3.4%。72这种情况下, 只掌握有限外汇、贵金属和实物并且尚未完成政治整合的中央政府, 不可能有力地逆周期调节市场投机行为, 政府抛售压价反而成了对投机商的巨额补贴, 就连官方资本都以各种方式进入投机市场, 腐败横行, 最终搞垮了整个信用体系。

  

   总之, 民国政府以外汇储备作为发行货币的依据, 虽然在当时有不得已之因素, 但其罔顾本国国情而照搬西方制度推行币制“深改”, 最终付出了政权败亡的惨重代价。

  

   (二) 新中国建立“去依附”主权货币体系的经验及对当前的启示

  

   第一, 中华历史传统是新中国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的制度体系的深厚历史基础。

  

   人民币能够相对顺畅下乡, 而在城市则只能“浮在上面”, 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理论界公认, 纸币要有“重锚”才能维持币值稳定, 但某种程度上这只是西方商业社会在放弃直接使用金银作为货币后才形成的经验, 而中国早在宋代就已经发行了纸币“交子”, 明代发行纸币“大明宝钞”, 二者虽然与实物也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但民众并没有强烈的兑换要求, 因为大一统的国家政权提供了强大的信用保障。农村接受信用货币一个重要的基础社会环境是大国小农安土重迁, 追求“在地化”的人口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 因此, 东方农耕社会中市场交易所使用的价值符号不必像商业社会为主的西方那样, 必要采用贵金属等国际通用的货币手段作为交易媒介, 西方国家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在大危机条件下放弃金本位;东方中国的信用货币不仅可以是国家赋信的纸币体系, 也可以是地方化的甚至社区化的 (如后来的工分制) 。因此, 人民币可以伴随工业品顺畅下乡。农村老百姓一手卖粮食得到人民币, 另一手能拿着人民币买来工业品, 就表明这张纸币是有信用的, 老百姓就能接受。而工商业资本集聚并带动人口集聚所形成的城市, 在东西方都是高度同质的, 所以城市对于既没有商业信用也没有强大政治信用的人民币并不接受。

  

   可见, 中国长期是大一统国家政权, 与欧洲长期邦国林立、分裂割据不同, 二者形成货币制度的基础条件有天壤之别。中国具有依托政权信用“做多”的比较制度优势, 这一优势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大一统治理中形成的。新中国初期的经验表明, 在近代民族国家竞争中可以通过强化这一优势来建立主权货币体系, 成为加强本国政治主权的有力工具。

  

   第二, 土改后的农村成为人民币的强大后盾和重要吸纳场, 是人民币跳出发展陷阱、通胀陷阱的重要保障。

  

   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旦跌入类似的“发展陷阱”就难以自拔, 但土改后的乡土中国可以为国家战略性目标做出重大牺牲。只有在暴力革命形成的强权政治充分发动和依靠农民的条件下, 此类在农村由分散小农生产出来的物资才能被官方商业机构成规模地集中起来。土改后的中国, 政府以革命的名义给4亿多农民以自然村为产权边界来政治性地均分土地, 一方面在客观上使中国的“三农” (农民、农村和农业) 对高风险的现代化城市经济“去依附”, 进而为全国整体上的金融秩序恢复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以至于毛泽东在城市的金融斗争中反复强调土改的政治性和经济性功能, 反复强调胜利的保障在于土改!但另一方面, 也由此形成了严重的制度“路径依赖”, 此后历次经济软着陆, 大都以“三农”作为载体。73

  

   其实, 推行土改时, 执政党号召愿意回乡土改分地的人都回归乡里, 使城镇人口只占全国人口总量的10.64%, 就意味着大幅度缩小了风险敞口;“九个农村人给一个城里人搞饭吃”74也意味着城市风险是总体可控的。国际比较来看, 相当多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拉美) 的城市化率在80%以上, 城乡人口比例和中国相比几乎倒置, 在长期高通胀面前几乎束手无策。

  

由此可以认为, 土改重塑了国家和乡土小农的关系, 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山高皇帝远”“皇权不下县”的状况, 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国家政权下沉到每个自然村, 75在国家政权与农民财产之间建立了互相依靠、互相支持的结构性关联, 并通过继续革命的意识形态动员不断予以强化:农民分到的土地财产需要国家来保障, 国家政权稳定需要农民提供物资支持。一旦这种结构性关联确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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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10(04):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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