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英姿勃发邓正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2 次 更新时间:2019-07-18 13: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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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实乃1990年代思想界的第一朵“报春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邓正来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融合在一起了(袁伟时)。

   陈子明先生说:“在1990年代,邓正来对于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理论的介绍,对于哈耶克社会理论和法律哲学的翻译和阐释,在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转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位体制外的民间学者,引领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三大思潮,令人感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正来设想过的中国社会科学大厦成为泡影,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邓正来与中国社会科学合为一体成为当之无愧的学术领袖,刷新中国人文社会学科,比建设一座大楼富有长远的价值。

   邓正来1985年硕士毕业走上“体制外”的“小路”,历经十八年苦辣酸甜,一直对体制持有批判态度的邓正来,得到体制的尊重并于2003年将其“招安”,关于此事,众说纷纭。其实,上梁山,受招安,势所必至,理有固然。2008年12月5日,邓正来担任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出席庆贺仪式的北京学人不禁惊呼:“邓正来黑白两道通吃”!

   邓正来由“体制外”到“体制内”的“跨越”,其实是一个“伪问题”。2007年邓正来应约前往华东政法大学演讲,讲述学术人生,其中一段话,特别值得注意:“人生问题不是一个非常虚无飘渺的问题,当中最核心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是独立的个人;其次,我们是社会的一员,我们和这个社会的关系到底该如何处理,我们和这个学术体制,你们和这个教育体制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你们和这个国家体制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你们想学习,如果你们想做学问,但凡这个问题没有考虑清楚,今后你们的学问是走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有独立的人格——既不是依赖于一方,又不与他对抗——而是非常独立的人格。”

   正来与生俱来有一股子霸气,豪情万丈,气吞万里!“夫妻店”、“小作坊”,偏叫做——燕京社会科学研究所,学术集刊叫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正来筹划在北京盖一座中国社会科学大厦,刷新中国社会科学之志,表露无遗。十八年体制外生涯,迸发出体制内所不具有的能量。既然以刷新中国社会科学为己任,如何有效推动知识转型才是其核心关切。邓正来既是极其独立的边缘人物,又是非常重要的核心人物,体制内外转换自如,追本溯源,邓正来保持了非常独立之人格。

   陈子明先生在《追思邓正来》中指出:“邓正来从体制外的学术‘个体户’,成为吉林大学、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这是一个‘异数’。而‘异数’和‘奇迹’的不断产生,正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自上而下的所谓‘思想工程建设’,则是窒息学术创新的一条死路。”

   正来批评的指向正是以集体方式表达出来的“大路”,正来选择的“小路”充满着寂寞的欢愉。邓正来进入体制之前一直注重发现读书种子,当今学界翘楚郑戈、赵晓力、强世功,乃正来主持的“六郎庄读书小组”成员。邓正来进入体制之后,依凭强大的气场在体制之内自由伸展,“小南湖读书小组”、“深度席明纳”、“学术午餐”,带有邓正来体温的学术作业方式是否成为一种学术传统,不得而知,不过,切切实实熏陶出不少读书种子。

   世间原本无所谓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邓正来通过法学翻译、著书立说、编辑刊物、读书小组,“小路”越走越宽广以至于骎骎乎成为一条“大路”。独辟蹊径的邓正来,无疑在立言和立功方面走了一条成功的路径,这条路之所以能够走通,仔细体会,既保持“独立人格”,又流淌“生存智慧”。

   邓正来的故事,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其实,“体制”并非铁板一块。看待体制应有辩证思维,不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邓正来将“小路”走得如此有趣,走着走着不知不觉走出一条“大路”。邓正来走“小路”之时就在擘画“大路”,有朝一日“小路”与“大路”并轨。因为,具有非常独立之人格,“大路”竟能保持着“小路”的风格和特征,流淌着邓正来的体温。

   邓正来所说“非常独立之人格”,既不依赖一方,也不与他对立。个中三味,值得深思。一般人理解,所谓“大路”就是体制。邓正来具有强悍的力量,体制内如鱼得水,风生水起,掀起一股“旋风”。反观秦晖先生,1981年研究生毕业之后,一直在体制之内——陕西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可以说,秦晖先生未曾离开“体制”一天。秦晖先生不受“体制”待见,受了不少窝囊气,沦落为“体制”边缘人。秦晖先生没有独立人格?秦晖先生是当代中国少数的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学者。有人将秦晖先生的际遇解释为体制的排异反应。

   中国人文社会学科呈现着一种奇妙的景观:既有“小路”越走越宽,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的邓正来;也有“大路”越走越窄,最终成为体制边缘人的秦晖。到底体制之外的“小路”好走,还是体制之内的“大路”好走?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无论秦晖的“大路”还是邓正来的“小路”,有一点毋庸置疑——不会铺满鲜花,而是荆棘遍布。没有披荆斩棘的勇气,没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可能败下阵来;扼住命运的咽喉,具有“非常独立之人格”,才有可能攀登到高高的山顶,欣赏奇丽的风景。

  

  

   1989年志浩分配到河北轻化工学院,前后二十二年住在『青园街』附近。1996年初,青园街边开了一家嘟嘟知识书店,文化名家楚庄先生题匾。嘟嘟知识书店带给石家庄一缕书香,也带给本人几许精神慰藉。

   听到嘟嘟知识书店开张,课后溜达过去。初见老板即有一种穿越感,眉目之间活脱一个邓正来,不禁脱口而出:老板怎么像邓正来先生呀!老板倒也爽快:那就对了,邓正来是我哥。天下真小,人生如梦。嘟嘟知识书店里外两间,里间兼做书库,外间兼做客厅。老板喜好围棋,时间一长,不少书友成为棋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石家庄先后开办了三家书店——汇文、鸿德、嘟嘟,荒僻的城市从此变得日益温暖。汇文书店距离最远,地处红旗大街河北师范学院西门南侧;鸿德书店位置适中,地处槐北路河北师范大学南院大门西侧;嘟嘟知识书店与河北轻化工学院一墙之隔。嘟嘟知识书店有韧劲,坚持了十五年。一段时间前往嘟嘟知识书店消磨时光成为爱书者的“必修课”。

   一般溜达到“嘟嘟”先捧着新书“相面”,然后,坐一会儿,聊一会儿。话题除了新上图书,不经意间会聊到嘟嘟老板的哥哥——邓正来。总觉得嘟嘟知识书店与小孩儿有关。一问之下,果不其然,店名从邓正来的女儿——邓嘟子的名字而来。女儿比父亲有“名望”,邓正来引以为豪。石家庄与北京近在咫尺,但,非常荒僻,《顾准文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等人文图书,贵阳、昆明、兰州已营销多时,石家庄尚未见到新书。爱书者最无奈之事,莫过于此!据说,贵阳有西西弗,昆明有新知图书城,兰州有纸中城邦。石家庄呢?一度只有一间小小的“嘟嘟”。杯子虽很小,却用它喝水。大概一个月,嘟嘟老板会去北京进一趟书。想要什么书,提前跟老板说一声,老板就会帮着踅摸。

   老板受哥哥邓正来的影响,也是一位爱书人。嘟嘟知识书店没有辱没邓正来的声名,将书店塑造成邓正来的主场。进入店门右手第一个书架——邓正来著述和所编刊物,赫然在列。《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博登海默《法理学》、《中国书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自由秩序原理》、《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洋洋大观,先声夺人。

   不知不觉把嘟嘟知识书店当成了一个观察哨。1989年风波过后,如火如荼的丛书热,热火朝天的学术圈,陡然间雨打风吹去。邓正来的传闻,不绝如缕,有人说邓正来摆过地摊,有人说邓正来举报了包先生。不一而足。邓正坦说起哥哥邓正来,风轻云淡:1989年后,哥哥在深圳一条大船上,什么也不用做,老板开着工资。其实,邓正来即使在深圳“摆地摊”,也不会比昔日在北京住地下室更难!

   1992春天,南巡讲话点燃了市场经济的引信。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各行各业恍然大悟加足马力闯荡商海,1989年的风波和1992年的经商热,深深刺激着学人的神经,纷纷跳入商海扑腾。没有资源没有能力者,不是跳舞,就是搓麻,无穷的精力消耗在舞场和麻将。

   邓正来雄才大略,意志坚定,深思熟虑,擘画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正来在凄风苦雨中重整旗鼓,逆风飞扬,一举成为学界领袖。邓正来充满着迷思——“哈耶克”、“六郎庄读书小组”、“闭关”与“出关”;“寂寞的欢愉”、“小路上的思与语”、“体制中体制外”三位一体,构成一个生动立体的邓正来。

   2006年1月,邓正来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志浩在法律思想网开设博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激活了内心深处的法政情怀,购置了少量法政图书。

   “法学四剑客”——邓正来、梁治平、朱苏力、贺卫方。梁治平的书,购置的最多,其次是朱苏力的书,再次是贺卫方的书。邓正来的书,晦涩难懂,因此,买的最少。查阅书帐,2010年3月8日,嘟嘟知识书店拿到《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半年之后,嘟嘟知识书店闭店关张,《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成为在嘟嘟知识书店买的最后一本书。

   邓正来一生是一首漂泊的歌。三线建设的需要,邓正来随父母从上海下放四川;1978年恢复高考,邓正来考取四川外国语学院,来到重庆;1982年考取外交学院研究生,来到北京,1985年毕业之后,带着另一位弟弟在北京打拼;2003年担任吉林大学教授来到长春;2008年担任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回到小时候居住地——上海。

   1978年,拨乱反正,指标不够,邓正来父母不能调回上海,只好退而求其次,落户河北省会石家庄;邓正来大弟——邓正坦,好不容易与父母生活在石家庄;邓正来回石家庄扫墓,邓正坦利用这一机缘组织爱书者与之小聚,聆听邓正来的“江湖”与“传奇”。由于通讯设备落后,本人错过了见面的机会。

   往事令人感伤!

  

  

   “邓正来教授是这个时代、这个年龄段最有故事的学者。体制内、体制外,启蒙、革命、改良,民主、威权、转型,学术自救,学在民间。但凡这个时代能有的故事,好像邓正来教授都有经历,有尝试。他是一个成功者,在这个年龄撒手而去太可惜了。希望他的学生能够将他的著作整理出来,做一个详尽的传记或年谱。”——马勇

   2003年邓正来在张文显先生盛情邀请下进入体制内,开启了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十个年头的教研生涯,“小路”和“大路”并轨过程中,邓正来有两大“功课”十分引人注目。

   一是犀利酣畅著称的“邓氏刀法”。2006年1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甫一面世,洛阳纸贵,引发了法学界异常强烈的关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深入梳理1978年以来大陆法理学图景,促进了法学研究的文化自觉。

   广西大学魏敦友教授深入研读《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写出了《中国当代法哲学的使命》一书。魏敦友先生认为,把握当代中国法学图景,《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无论如何绕不过去。诚哉斯言!

   邓正来晚岁另一“功课”,以人类学取向写出《“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尝试对“中国模式”进行同情之解读。袁伟时先生以为,此文标志着邓正来与朱苏力殊途同归。袁伟时的说法如果成立,那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呈现的理想图景,顿时迷茫起来。

   2008年5月9日22点40分,上海文化“大护法”——王元化先生逝世;2008年12月5日,邓正来领衔的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举行成立大会。殊胜因缘,王元化先生去世之后,上海学术思想的空白正好由邓正来填充。仅仅过了四年,邓正来赍志以殁,留下的空白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怕是难以得到填充!

   邓正来曾经表示,六十岁之后一定总结一下学术人生。遗憾的是,天不假年,五十六岁就走了。高王凌先生说,不可能由别人帮着回顾学术生涯。渐入收官阶段的第五代法律人,少弄课题和项目,多写随笔和自述,既为学术史提供资料,又为后学提供资粮。

   百年中国法学图景,六代法律人前赴后继薪火相传。第五代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原本属于“红旗下的蛋”,因缘聚会,赶上“低指标瓜菜代”,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二十多岁才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损害了健康,蔡定剑、邓正来皆为典型的例子。

   纪念邓正来,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回溯邓正来“小路”,梳理心路历程,反省学术人生,进一步与邓正来“抬杠”。邓正来听到有人“抬杠”,定会英姿勃发进行迎战。

   2013年1月24日,正来先生成为背影,汇入历史的静海深流。正来平生不仅建构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而且志在将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变为现实。踏着正来的足迹,让理想照进现实,正好告慰正来。

  

   (选自《中国法政人素描》,香江出版社2019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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