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英姿勃发邓正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9 次 更新时间:2019-07-18 13: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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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无有立锥之地的“高端人口”呀!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邓正来先后换过七八家地下室,老同学办公室和北京地铁站也是栖息之地。苦日子并没有折煞邓正来的锐气,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邓正来不屈不挠,抱着必胜的信念,扼住命运的咽喉。执着、坚韧,成就了邓正来。

   十四岁开始做“童工”的邓正来,绝不拉稀摆带,凭借八年工厂生活练就的觅食本领和英语技能,由学术个体户生长为一代学术领袖,这是一条奋斗史。邓正来与杨小凯有相似之处,先选择在边缘立足,然后,从边缘向中心进军。杨小凯1988年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之后,前往经济学的边陲——澳大利亚从事教研。小凯思忖:美国是现代经济学中心,改旗易帜,实在不易;正来也有小凯那样的洞见: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乃旧的“语言外套”的大本营,避其锋芒,站稳脚跟,排兵布阵,绝地反击。

   邓正来在体制之外,避开了旧的“语言外套”的袭扰,凭着本领站稳脚跟,接着向法学中心发起进攻,创设《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翻译《自由秩序原理》、《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撰写《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扎硬寨,打呆仗,步步为营,最终成为中国法学界之标杆人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央提出“三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第五代学人应运而生。因缘际会,志浩于1985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得到“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文化哲学丛书”、“二十世纪文库”的滋润,四套丛书堪称一代人的“精神成年礼”。

   1985年,邓正来编著的《昨天 今天 明天》列为走向未来丛书面世。日后成为大腕儿,很少再提这本小册子,莫非“悔其少作”?邓正来自办的“燕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陈子明、李盛平创设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汤一介组建的中国文化书院,皆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民间学术团体。陈子明和邓正来不仅同时担任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一度还在羊坊店地下室比邻而居,难得的是,十分投契,主张“学在民间”。

   邓正来翻译的博登海默《法理学》列入二十世纪文库面世后,获得一笔可观的稿费,另外还在外语培训学校讲课挣钱,凭借自身“手艺”在北京立足。邓正来是一位令人十分感佩的学术自由人。不过,提起邓正来,一股复杂的况味涌上心头。大学期间与邓正来打过不止一次交道,给我留下很坏的第一印象:不按常理出牌,缺少“礼数”。

   1988年萧延中先生“命”我前往《北京青年报》,看一看是否适合做记者。戴晴女史主持的“学者访谈录”是心中的标杆,杨念群成为第一个访谈对象,志大才疏,能力不足,不是那块料。留下一个插曲,事关邓正来。

   1987年,邓正来创立燕京社会科学研究所并自任所长,夫人任总干事,“学术小作坊”。那个时代,很有意思,一旦视为改革出现的新事物,无形具有了“政治正确”。乘坐公交车兴冲冲找到《北京青年报》社,邓正来相关报道正好见报,编辑让我把这期报纸送给邓正来本人,看到脸上的疑虑,编辑跟我说:不认识,没关系,报纸送给他,也就认识了,邓正来住在中国人民大学。

   返回学校乘着夜色找到一幢简陋的教工宿舍,见到了“燕京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邓正来。邓正来很有意思,英气逼人,双目炯炯,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听说来自中共党史系,脸上流露出不屑。当即有一种感觉,“燕京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实在浅薄:党史系学生没有资格给邓正来送报纸!谢选骏先生知悉此事给我支招:“何不告诉邓正来,你是研究国民党党史的”!

   时光流转到1989年,邓正来颇为活跃。首都知识界在中国人民大学八百人大礼堂集会,邓正来向在座一千多师生“呐喊”:坚决执行“两个凡是”——凡是法律禁止绝对不去做,凡是法无明文禁止都可以做。慷慨激昂,掷地有声。亲不亲,阶级分。第一印象有了松动。

   风波过后,有人退隐,有人高升,有人坐牢,有人出国,气氛凝重,心境悲凉。邓正来手挽手的包先生,深陷囹圄,邓正来则穿上一件“隐身衣”,消失的无影无踪。陈子明事后得知:邓正来在深圳避祸时结识一位姑娘并成为妻子,“这一段逃难中的浪漫史,以后完全可以成为电影、电视剧的素材。”正来堪称浪漫骑士,感情的波涛时常冲毁理性的堤坝。有朝一日,正来一生拍成电影,不须更多的艺术加工,票房应该不低。邓正来不在乎生命的长度,追求生命的浓度。

   邓正来重新出山,已经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1992年邓公南巡,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段“蛰居”生活之后,邓正来重新出山。1989~1992年三年时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1992年之后,邓正来果断“出山”,主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引领学术规范讨论,推动学术研究本土化,提升人文学术品格,展示了领袖群伦的魅力。

   邓正来不愧是当代学术地图特立独行的一位。躲过学界的喧嚣和骚动,选择“闭关”,致力于知识增量:寂寞地读书,寂寞地译书,寂寞地写书。邓正来“闭关”,一度引发强烈关注:老邓想干什么?

   1998年前后邓正来重新进入视野之内。邓正来的著述,阅读体验不佳,总体感觉——晦涩,古怪。邓正来的作业方式,也很有趣:第一,喜欢写小册子,不喜欢大部头;第二,喜欢写长篇文章,《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原本是一篇长达十七万字的论文;第三,佶屈聱牙,晦涩难懂。

   法学界有一些文笔好的学者。拿“法学四剑客”说,朱苏力诗意盎然,梁治平明白晓畅,贺卫方流淌激情。邓正来受到广泛赞誉往往由于“译笔”以及与生俱来的侠义精神和领袖魅力,至于文章,令人着急。

   一生有一大事因缘。邓正来十四岁时通过“走后门”进入位于内江的西南医疗器械厂当“学徒”,师傅顾明达,一丝不苟、为人仗义。八年工厂生涯锻造了为人真诚、办事认真、喜好阅读、独立思索的邓正来;1985年研究生毕业放弃“铁饭碗”成为学术个体户,凭借自身的本领——著述翻译、外语培训在北京立足;凭着雄才大略成为一代学界领袖。

   人生的哪一阶段也不容易!邓正来不仅没有让艰苦的环境压垮,还开辟了一条风格独具的“小路”,既充满着寂寞的欢愉,又流淌着酣畅的性情。

  

  

   邓正来既爱“独处”也爱“热闹”。“闭关”就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独行侠”;“出关”又是风生水起的学术领袖。邓正来集“独行侠”和“学术领袖”两种品质于一身。

   2013年1月25日,正来去世的次日,一位昔日同事打来电话,话头由正来开启。同事是一位左派,一贯看不起自由派知识分子。邓正来逝世后,若有所悟,电话中跟我说:自由主义对中国还是有用的,邓正来引进哈耶克自由主义还是有功的。“自由主义对中国还是有用的”,“引进自由主义还是有功的”,邓正来听到左派赞扬,可以含笑九泉了。

   万类霜天竞自由,通过改革,拥有某种程度的自由。中国处在一个“新旧”结合部,自由出自“新旧”结合部。“新旧”不断进行碰撞,自由极有可能得而复失。“小罐子”砸碎之后,容纳各种“小罐子”的“大罐子”,依然还是“旧罐子”。不怕没有“共识”,就怕没有“规矩”。

   自由没有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皆须自由。没有一套与之相匹配的新型制度安排,自由便无处安放。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文化自由、社会自由、宗教自由、思想自由。不自由,毋宁死。一部改革史,即一部自由史。改革的初心,并不是为了达致政党与国家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无缝连接,而是为了重新确立政府角色和定位。

   文化学术也是如此!文化振兴,学术繁荣,指望主事者宽容,宽和,宽厚,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试问:政策变了,又当如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正来与陈子明深刻意识到,绝对不能指望着天上掉馅饼,因此,相约倡导“学在民间”,信守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一种真正的独立:第一,不依赖一方,第二,不与他对抗。依照邓正来的话说:这就是为什么要有独立的人格——既不是依赖于一方,又不与他对抗——而是非常独立的人格。”

   邓正来“蛰居”深圳,“潜龙在渊”,期待有一天东山再起,王者归来。邓正来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破土而出已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1992年。老邓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199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创刊,创刊号作者如下:王铁崖、赵宝煦、丁守和、罗荣渠、张显扬、刘志琴、黎鸣、沈大德、吴廷嘉、郑也夫、林毅夫、樊纲、杨冠三、王沪宁、孙立平、萧延中、邓正来、郑家栋、张小劲、景跃进、张静、俞可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过来人,才能体会到《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创刊号作者名单,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妨絮叨几句。王铁崖先生乃一代国际法大家,也是邓正来的恩师。邓正来得到王铁崖先生的提携、器重,王先生托付邓正来编辑《王铁崖学术文化随笔》和《王铁崖文选》。

   赵宝煦、张显扬、王沪宁、萧延中、张小劲、景跃进、俞可平乃当代中国政治学版图可圈可点的学人。赵宝煦先生(1922~2012年)有着雍容的气度;张显扬(1936~2013年)激烈而英锐;王沪宁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学新星,后以学者身份从政;萧延中先生乃志浩恩师,毛润之研究以及政治心理学领域有着细致的梳理和精到的分析;张小劲、景跃进从中国人民大学到清华大学,既是单位同事,也是学术搭档,合著《比较政治学导论》;俞可平师从赵宝煦先生,中国大陆最早的两位政治学博士之一,俞可平有着与蔡定剑相似的心路,个人理念与单位角色之间,存在着不小的纠结。高等学府教书育人也许是最好的归宿。

   林毅夫、樊纲、杨冠三乃经济学人,其中,林毅夫和杨冠三与九号院有一定渊源。林毅夫从台湾游到大陆,为经济改革献计献策,不发批评之声,多为建设之言;樊纲则不激不随。

   郑也夫、孙立平、张静,三位社会学人。郑也夫是中国社会学界的“特殊独一人”,百年中国社会学版图,郑也夫是继潘光旦、费孝通之后一代社会学大家;孙立平中文专业出身,因此对于社会变迁有着非同一般的敏感,善于精准号脉,《断裂》、《失衡》两书,即孙立平的“望闻问切”;张静曾在西藏军区总医院政治部服役,侧重政治社会学研究。

   丁守和、黎鸣、郑家栋三位文化学家,丁守和(1926~2008年)致力于文化史研究,守正出新;黎鸣这位“哲学乌鸦”,具有鲜明的八十年代特征,代表民主派出席中国人民大学民主与权威辩论会,惜乎乡音太重;郑家栋是一位新儒家,著述颇丰。为了帮助亲朋好友改变际遇,违规办理出国手续而身陷囹圄,求仁得仁,又何怨哉!

   罗荣渠、刘志琴、沈大德、吴廷嘉乃四位史家。罗荣渠先生(1927~1996年)致力于美洲史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转向现代化研究。著有《现代化新论》和《美洲史论》,天假以年,罗先生会给学界不少惊喜;刘志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从事明清文化史研究,主持编写《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录》;沈大德(1943~1991年)、吴廷嘉(1943~1997年)是学术夫妻店,致力于近代文化思想史研究。沈大德、吴廷嘉两位先生是有大德之人,待人以诚,爱护青年。苍天不公,夺走沈大德、吴廷嘉两位的生命。英年早逝的两位学人成为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的“失踪者”。

陈子明看到《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创刊号之后,切中肯綮地说:“在‘万马齐喑’几年后,终于看到了中国知识界的重新集结和发出独立的声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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