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耀章:论政府包容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 次 更新时间:2019-07-12 21: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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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耀章 (进入专栏)  
其中,维度三侧重强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通过对分工和生产工具的考察,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 维度一侧重强调社会生产关系,认为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生产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侧重强调社会所有制关系的变更,揭示了私有制的历史暂时性; 维度二侧重从“现实的人”———作为一定生产关系基础上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辩证发展方面阐明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中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途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已经并且将进一步证明: 在任何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阶段( 尤其是现代社会也不例外) ,都有三种或多种社会质态同时共存,如过去社会的遗迹、现实社会的基础和未来社会的萌芽同时并存,这就势必要求立足于该现实社会基础之上的政府,一方面对于寄生性的过去社会的遗迹和自身孕育着的未来社会的萌芽予以包容、宽容; 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对于各种生产关系要素、各种生产力要素以及各种参差不齐的人的发展程度予以包容、宽容。唯有如此的政府,方能确保该社会形成稳定而存续的有效秩序。

  

   我国政府的包容性除了具有一般政府的包容性特征以外,还有其自己的特色。我国政府包容性的特色主要是由当今我国多质态的社会特色决定的。笔者认为,当今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多种社会质态共存的社会,犹如一座人类社会形态的“大熔炉”和“活的历史博物[⑤]馆”,几乎人类社会形态的各种要素都客观地存在其中,特质纷呈,它不可能属于或难以归类到一种已知的纯粹理论的社会形态,而是具有某种“过渡性”、“综合性”、“混合性”、“模糊性”或“混沌性”的社会质态。例如,生产关系,所有制性质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如果按照所有制形式划分,我国经济形式分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其中,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及混合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非公有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外商投资经济以及混合经济中的非国有成分和非集体成分。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市场主体是非公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占主导或相对主导地位的部分。可见,当今中国的社会还不是“够格”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后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我们一切立论的基础。多质态并存的社会,一般不能相安无事,能否相安无事则要取决于各种社会质态的成长度、发展度、文明度以及各种社会质态之间的包容度、宽容度。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方面,各种质态都应当和谐共处、和谐共存,共同营造中华民族智(志) 力(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命运共同体。对内,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对外,倡导全球化治理理念,助推和谐世界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当今中国多质态社会的现实基础应当是秉持社会主义的质态。是否能够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道路,决定着当今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于是才有关于以“社会主义为核心价值”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提出。

  

   由此可见,正是当今中国社会多质态的历史方位,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建设以社会主义价值为核心与定向的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呼唤着前所未有的政府包容性。

  

政府包容性与国家的民主共和性


   作为我国多质态社会生成物的“三位一体”的国家、政府与政党如何“反包容”于社会呢? 中华民族历史性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人民共和。创造条件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共和,这既是政府包容性内在的本质要求,也是政府能动地反作用于现实社会的制度安排与现实路径。从特定意义上可以说,政府包容性或宽容性与人民共和国的共和性是互为表里的。

  

   一般说来,社会产生国家是一个具有“普世价值”性的共识。但在国家、政府与政党的生成关系上,西方与我国有着不同的序列。在西方近代史上,国家生成政府,政府代表国家,因此把政府视同国家; 与此同时,国家生成政党,亦即国家建党。然而,在近代中国,尤其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其生成序列则是“党建国家”。与其说是国家派生政府、国建政府,倒不如说是通过党建国家进而“党建政府”更为符合实际。通过党建国家、党建政府,进而达到党治国家、党治政府、党治社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建国、治国、理政、回应社会实际或实践的基本历程,实质是,从统治走向管制、管理和治理、服务; 从集权、极权走向适度放权、分权; 从专政、专制走向法制、法治和民主。实现这些转变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共和”的旗帜或民意的名义下实行的。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已经证明,共和有多种历史类型和实际表现形式,其中“人民”与“共和”,“民主”与“共和”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历史联系。如有君主共和,有贵族共和,有民主共和等等。近代以来,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确立以来,民主共和就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潮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实现和维护其政治统治的最好的政治形式,也是值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传承并加以革命性改造的现成的政治形式。1848 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由此开启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漫长过渡的历史新时期。新中国的人民共和政体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摸索和选择的过程。一方面,源自马克思主义共和思想理论,源自巴黎公社的创举和列宁开创的苏维埃制度的实践经验,源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局部经验; 另一方面,源自学习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成功的政治经验,源自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建国方略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理论与实践。这种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人民民主理论与实践,最初设计并定格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现象是本质的反映,名称是内容的概括。国名或国号是庄严的。一个国家的国名或国号就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人们可以从这个名称来判断这个国家的社会载体的基本性质及其基本政治构成、政治方向、政治形象、政治力量等。我认为对我国的国名进行政治解读需要加强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国名与之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方位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1949年10月定名的,那时的中国正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初创时期。这是共和国得以定名的现实社会基础,只要这个现实社会基础的性质没有根本改变,矗立其上的国名就不会改变。然而,如果按照毛泽东建国前的思想预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并存而成为“命运共同体”。判断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发展是否成熟,以及能否告别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不取决于我们的意愿,要看现实的历史或真实的国情。共和国至今已经60多岁了,其间经历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变。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局面有没有根本改观呢? 主流观点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即已告别了新民主主义社会)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是还长期处在初级阶段。但是问题可能在于,我国的国名、国旗、国徽、国歌等却都没有改变,或者说,国名没有变,决定于国名的社会现实基础却发生了变化,这有可能导致思想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严重过失。这绝对不是什么国名一般具有相对稳定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所能够解释得通并足以能够说服人的。例如,“美利坚合众国”之国名自立国以来2”“ 多年一直没有变动过,它的确具有相对稳定性,但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国名的社会载体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没有根本改变。再如,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1922.12.30—1991.12.25) 蜕变为“新俄罗斯”的“俄罗斯联邦”,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国名、国号,首先改变的是其社会性质及其价值导向。由此两例能否证明: 我国的国名没有改变,是由于我国国名的现实基础之社会性质尚未根本改变,需要通过国名的坚守来确保我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及其价值导向。这就是笔者论析我国多质态社会并提出“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的立论依据之一。其二,国名中的基本政治元素及民主与共和的关系。笔者曾在对共和国国名所涵盖的基本政治元素的解读过程中,先后列出三个公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 ( 共产党+民族+人民+共和) 民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 ( 政党+民族+人民+共和) 民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权+ (政党+民族+人民+共和) 民主。

  

   其中,公式一与公式二的区别主要在于突出共和国中的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之间“党际民主”、“党际共和”问题; 公式一、二与公式三的区别主要在于突出共和国的外部特征或特色。总的说来,这三个公式共同关注或强调的问题主要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如果直接从字面上解读,强调的是全民族特色、全体人民特色、真正( 实) 共和特色以及国家的主权、独立、统一特色; 但在字面的背后还潜藏着共产党领导特色( 通过国旗图案表征) 、各族人民民主特色( 通过人民合逻辑演绎) 、社会主义取( 定) 向特色。虽然在确定国名时,社会主义还不是现实的,但已表明我们有信心有决心选择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循名责实,在此分析基础上,本文尝试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中基本政治元素的认知推向新境界,列出第四个新公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权+(政党+民族+人民+共和+社会主义) 民主。

  

   这个新的公式更能够把对国名的坚守与对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的坚守有机地集合起来。同时还要关注和强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共和国”,但并不表明国名中有了“共和”就在事实层面上实现了共和。其实,国名中的“共和”只是表明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践行共和,走向共和。同样,国名中字面上是缺少“民主”的,不要简单把“人民”视同为“民主”,以为有了“人民”就自然有了“民主”,或在事实上实现了民主,其实,用“人民”取代“民主”最多也只是表明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践行人民民主,走向人民民主。而且,无论是“人民”( 民主) 还是“共和”都不仅仅是“人民”的事,而是关涉到每个政治主体的事。共和国事实上的民主不可或缺。没有事实上的民主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治久安,没有事实上的民主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

  

   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中的“人民”性、“民主”性、“共和”性,事实上演绎着政府的国内包容性和国际包容性。切实践行政府包容性,是兑现国名中涵盖的各政治主体内部及各政治主体际民主与共和总体诺言的具体表现。

  

政府包容性与政府的公共妥协性


社会多质态共存景观既定,国家民主共和方略已决,政府包容性既已必要,那么,政府包容性又何以可能呢? 我们认为政府包容性及其程度取决于政府所具有的公共性、妥协性或公共妥协性的程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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