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青松:区块链系统内部关系的性质界定与归责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 次 更新时间:2019-07-10 23:3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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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青松  
而是系统中的聚合的、开放的和变化的部分。不过,这些事实尽管可能会使法律的适用变得困难,但不会改变在区块链系统中同样需要法律来分配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事实。通过借助既有理论所揭示的契约与组织的联系与区别,我们能够揭示出区块链系统所具有的“准组织”特性。

   (一)区块链系统内部关系具有“团队生产”和“合同的联结”之特性

   商事共同体主体资格的生成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从契约到组织的演进过程,组织体的独立性是其主体资格产生的内生动力。经济学上一般从成本角度来解释契约与组织的区别,认为组织是对契约的替代。古典经济学理论将企业视为一个由古典合约来组织经济活动的、无差异的“黑箱”;科斯将企业归结为一种通过职权和指令完成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的替代安排;阿尔齐安和德姆塞茨认为企业是一种进行团队生产的工具;詹森和麦克林认为,企业只是一种作为合同关系之联结的法律拟制形式;威廉姆森进一步指出,由于存在协商成本和机会主义,通过“私秩”(Private Ordering)的努力打造组织化的治理结构以降低契约僵局与瓦解发生的几率,就显得意义重大。于是,在促进合作和节约成本的合力推动下,一些持续性、多边性的契约关系开始发生从量到质的变化,组织由此得以在“合同的联结”的基础上生成。

   在区块链系统内,真正的当事人并不是作为电子代理的非人类的计算机,而是通过所有权、管理权或者其他方式对非人类代理实施控制的人,这些人控制的节点在系统这个“生产团队”中发挥各自的功能。其中有大量的明示或者默示的合同关系存在,例如区块链系统所据以构建的底层框架本身就是一个基础性协议,所有参与到该系统的节点都必须接受和遵守;区块链系统所公布的规则也是建构合同关系的依据,特别是在比特币区块链系统中,那些希望加入该网络的个体通过下载免费的比特币软件并在个人电脑上运行的做法已经表达了其对系统所公布规则条款的同意;在一个区块链系统中,基于IT的信息和交易相互结合,一个节点发送的任何消息都是一个交易的意向和对交易的促成;通过区块链系统执行的单个交易也是合同,无论是以代码还是以文字记录,都可能引发各种相应的后果。这些大量存在的合同关系充分表现出区块链系统具有“合同的联结”之特性,从而也为其内部关系的准组织性质证成提供了客观基础。

   (二)区块链系统具有“共同目的”

   组织的判定存在两种标准,即法律判定和事实判定。法律判定是指实在法对于事实上已经存在的组织的独立性的立法确认与主体资格赋予,区块链系统目前显然不具备进行法律判定的可能,因此对其准组织性的证成只能依循事实判定路径。事实判定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实质要件和外观要件。实质要件强调的是组织的共同目的,即一个或一组契约关系中,在以当事人的义务为表征的对价之外,是否还存在共同目的,如果存在,其就从契约上升为组织。所谓的“共同目的性”,即将个体成员联结在一起的已经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互不相同的“对价”,而是一个共同追求的目标。

   在每一个区块链系统中,至少都拥有自身的一个共同目的或目标,即追求系统服务的联合执行。因此,区块链系统超出了单纯的经济利益范畴,而具有准组织特征。例如,一个旨在进行结算的区块链系统要依靠所有节点相互合作来识别真实的交易,这就应当被视为具有了一个共同目的,按照民商法原理,这至少构成一种合伙组织。因此,基于系统可能承担的外部责任考量,区块链系统不应当被简单视为双边合同的集合,而应被视为一个类似于非法人组织的多边合作系统。特别是在一个许可性区块链系统中,如果验证节点的网络向付费的第三方用户提供网络服务,那么该系统就应当被视为一个合伙组织。关于组织的成员构成,至少应当包括平台的创建者(往往也是负责代码的开发设计和对系统进行实际管理的核心成员)、验证节点(为验证目的而运行系统代码的服务器的所有者)以及为实现特定目的而使用区块链系统的机构或个人。

   (三)区块链系统体现出节点之间的“联合控制”

   组织与契约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契约关系中仅仅存在合同权利,而组织关系中还存在一种相对独立于成员权利的“控制权”。学者们一般认为公司控制权是公司法中各项权力的核心,甚至有学者认为公司的控制权是一种权力。尽管能够单独控制一家公司的情形并非鲜见,但现行法律体系下的大多数组织体都呈现一种“联合控制”的特征,如商事组织基本上是由其出资人进行“联合控制”,合作社是由其成员进行“联合控制”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控制权”或者说“控制”事实的存在是判断组织生成的一个重要表征。

   区块链系统的技术特征表明其实现了一种由节点共同行使的去中心化的联合控制,甚至有学者认为私法需要对网络系统基于软件运行的“事实上的合并”予以肯定。而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合伙法或者公司法的一般原理都表明,联合控制可能引发相对于第三人或者在节点内部的某种连带责任、单独责任或者比例责任。责任的具体类别取决于区块链系统的细节,特别是其由特定代码构建的共识机制,以及具体适用的法律规则。如果因不准确或不安全的数据存储而导致第三方利益受损,第三方应该可以直接基于侵权责任法或相关法律中的特殊责任规则向所有节点提出赔偿请求;在系统内部,应当根据其由特定代码构建的共识机制以及具体适用的法律规则来确定各参与者的责任比例。

  

   五、区块链系统的归责路径

  

   区块链的飞速发展提示我们,要充分重视“去实体化”和“去中心化”主体样态的新特征,如有些主体可能具有只存在于网络中、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界限模糊、成员结构不稳定、无明显治理层级等特征。区块链系统无法为传统的组织体制度所涵盖,但并不能据此否认其所具有的准组织特性。在我们对这一点予以认可之后,更为重要的关注点则是与组织关系相伴随行的义务以及内外部责任。

   (一)构建以平台为中心的监管与归责体系

   首先,在早期阶段要保持区块链系统的专门化。从新生事物发展的经验来看,其用途越多元化、涉及的领域越多,监管和法律适用就越困难。假设一个用于证券结算的网络同时提供质押管理,并且同时允许非金融公司和受监管的金融机构成为其节点,那么监管和归责就会变得极其复杂。因此,从监管和私法角度来看,至少在初始阶段,应当要求区块链系统用途的专门化,即要求每一个区块链系统的节点及其所提供的服务是同质的,这将有助于在不需要大幅调整既有的监管制度和私法规则的前提下将其更加顺利地应用于区块链系统。比如,对于专门从事支付业务的区块链系统只有授权的支付服务提供商或银行可以成为其节点。另外,在目前,应当特别注重对需经许可的区块链系统的应用,这种系统有一个组织和治理结构来负责决定谁可以被允许参与该系统。例如,有观点认为,前面提到的采用节点确认模式的Ripple所基于的区块链技术能够对现有的金融中介进行有效整合。其次,区块链平台提供者应当是适格的法人组织。第一代区块链应用程序的平台提供者通常是非正式组织或个人,这也是导致对其的监管和归责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小到一般的创业公司,大到基础设施提供商和大型金融机构,甚至中央银行都在致力于建立区块链网络,基于区块链系统的去中介化构造,平台提供者是整个网络监管和法律规则适用的适当切入点。因此,从区块链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角度考虑,必须对平台提供者的资质作出相应的要求,使之成为受监管的法人。

   最后,在平台和节点之间进行合理的监管配置。如果一个区块链系统中的节点完全是由受监管的机构组成,这些受监管的实体本身就已经受到相关规则的规制,因此监管负担可以在它们和平台提供商之间分配,传统的以中介为中心的监管和法律调整逻辑可以直接继续发挥作用。例如,如果网络提供支付服务,被许可为银行的节点将自动遵守所有相关监管规定,如反洗钱制度。但如果特定网络的节点是不受传统监管的机构或个人,则情况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区块链系统中缺乏中介机构及其与客户的关系,传统的以中介为中心的监管制度和法律调整逻辑就缺乏用武之地。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将相关法律应用于区块链网络及其节点的唯一实体就是平台提供商本身。易言之,平台提供商需要成为区块链系统所有相关监管和法律规则所指向的对象,从而成为一个完全受监管的机构。

   (二)妥善处理监管权、司法权与系统的技术性对接

   区块链技术的支持者常常在主观上想象着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越法律的,或者至少是超越法律所及的范围,成为自在自为的法外空间。因此,在区块链系统中,由代码写就的软件可能被视为可执行性的唯一决定因素,从而可以绕过公法与私法的相关规则和法院的权威。如果仅限于区块链交易的实际参与方,作为合约自由的一种表达,这种严格的基于技术的解决方案似乎可以实现对他们的利益的平衡。但是,由于第三方和整个市场也可能受到影响,即使各方同意按照网络内部规则进行交易,权利的可执行性问题也不能完全留给软件来自治。对于特定的网络而言,漏洞和错误永远无法完全避免,并且可能会影响网络中所有资产或重要部分。因此,为了区块链系统的可持续运行,网络的那些“不正确”结果在达成之前就应当能够被阻止,或者至少有可能扭转这种结果。在以自动执行著称的以太坊系统中,已经惊讶地发现其程序员能够“重置”过去的交易,撤销滥用漏洞的以太币转移。这种方法显然与区块链交易结果不可改变的原始理念相矛盾。然而,正如以太坊所表明的那样,有必要保护整个市场免受程序错误或漏洞的挟持。

   从法律后果考虑,区块链内部交易不可中断地自动执行有时可能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例如已经发现该交易存在重大错误时,继续执行就会导致不公正的结果,这时候就需要保障外在的公权力机构能够及时介入进行干预。对于如何实现干预,有学者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一是赋予政府相关机构以超级用户的地位,使之成为享有特别权力的节点;二是依靠传统的补救措施和强制执行方式,在离线模式下追诉特定的个人(智能合约当事人)。该作者同时也指出,那些拥有最佳的区块链友好监管环境的司法管辖区将在吸引新的创新商业模式和愿意以合法方式开发它们的公司方面具有竞争优势。因此,第一种方案似乎更能契合区块链系统的固有特性,即赋予有关监管机构一种“暂停执行”的能力,并将这一能力作为一种系统功能内置在智能合约之中,监管机构在必要时通过触发相应的数据运行来中止在区块链网络中记录的合同的自动执行。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经由行政权或者司法权确定的法律责任,在责任实现方式上也必须要尊重区块链记录的固有逻辑。一方面,应当尽可能保障系统内部规则得到遵守。如果一方声称根据网络内部规则达成的交易或智能合约无法执行,法院应首先考虑各方是否同意将内部规则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达,甚至作为一种商业惯例而适用于其交易。在这种情况下,适用法律的关键是如何理解代码构建的初衷而非当事人事后的声称。另一方面,公权机关不能通过命令来直接更正区块链,即使有一个控制实体可以提交相应的记录信息,也不能采取这种方式,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在不破坏区块之间的逻辑的情况下改变整个区块链的记录,可行的方式是要求责任人以实物或金钱通过一个新的反向交易来赔偿损失。

   (三)将需经许可的区块链系统视为有限合伙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一旦确立了区块链系统具有内在的组织关系的观念,进一步要考虑的是在一个法域如何将其与特定的组织法相对应,以便为义务分配和责任分担指明可适用规范。就可能性而言,不排除一个区块链系统同时遵照相关立法规则登记注册为一个独立法人的情形,这种情形的义务分配与责任分担都有成熟的立法可资凭依,暂时不是探讨的重心。我们想要重点关注的是那些不能直接纳入既有法律调整范围的区块链系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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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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