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国企与工业化,1949-2019(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9 次 更新时间:2019-07-05 18: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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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8-1984年间,国企改革偏重国企的外部关系,如与政府财政的关系、与银行的关系。这个时期出台的重大改革包括拨改贷、利改税等。以前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企业的投资、技术改造等需要的经费是国家财政拨的,现在不再无偿拨付,而是改由银行贷款,企业要还本付息。这叫“拨改贷”。“利改税”是指,以前企业的利润要上缴政府财政,没有什么留成;现在企业不用上缴利润,而是依法纳税,剩下的钱归企业支配。两项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加企业的自主性、积极性。

  

   1984年底,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后,在1984-1993年间,国企改革的重点转向偏重国企的内部关系。当时有句流行的话,叫做“包字进城”,即把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思路运用与企业改革。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以为工厂让厂长、经理、车间主任、班组长层层承包起来,就会产生活力,就可以提高其效率与利润。具体的做法是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其实,哪有那么简单。现代工业与农村的小生产毕竟不同。

  

   1993年底,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后,在1994-2013年间,国企改革的思路偏重转换国企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此期间,国资委组建起来了;影响更大的是抓大放小,采取了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形式,对一大批中小企业进行改制,让几千万国企与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分流”,直接推向市场。

  

   2013年底,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那时到现在,国企改革的思路是以管资本为主,推动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

  

   这几轮改革,每一步都对国企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其影响之大、之剧烈,回看下面图表呈现的历史数据,还会让我们感受到强力的冲击感。

  

   图13描绘了在1950-2010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种形态的变化轨迹。第一种形态是企业收入,即企业向国家财政上缴的利润。第二种是各项税收,企业与个人向国家财政缴纳的税赋。第三种是其它,包括各种非税财政收入。三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即使完全不懂财政学,一看图13就会注意到,从1978年开始,发生了一项趋势性变化,即企业收入的份额减少、各项税收的份额增加。起初,变化是逐步的,每年增减一点;1985年,出现断崖式变化,企业收入的份额缩至微不足道;1993年以后,企业收入彻底消逝,各项税收几乎成为财政收入的唯一形态。这整个演变过程就是“利改税”:改革以前,企业向政府财政上缴利润,没有什么留成;改革以后,企业按章交税后,剩下的利润归企业自己支配。这项改革的目的破除软预算约束,一方面让企业有更强的动力去创造利润,另一方面迫使企业在使用利润时更精打细算。

  

图13:国家财政分项目收入,1950-2010

  

   “利改税”让企业留下了更多的钱,但“拨改贷”让企业不再能从国家财政那里轻易拿到钱。看看前面的图5.8,我们会发现,一直到1979年,国企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钱,三分之二来自“国家投资”。改革者认为,获取这种没有成本的“国家投资”,企业会本能地染上“投资饥渴症”,千方百计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投资,而不考虑投资效益。图8显示,1979年以后,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的“国家投资”份额迅速下滑,到九十年代中期,其份额已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取而代之的是企业“自筹资金”,即“利改税”让企业留存的那部分钱。与此同时,“国内贷款”部分异军突起,成为国企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贷款与财政拨付的“国家投资”很不一样,需要还本付息。拿银行贷款投资,企业不得不认真考虑成本收益。这也正是“拨改贷”的目的。

  

   不过,“利改税”、“拨改贷”等加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很快导致一种未曾意料到的后果: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分布偏向东部沿海地区。其实,原因也不难理解。以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国家计划进行,可以运用“国家投资”这个杠杆调节各地区的平衡。现在,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设备较为先进、管理水平较高、职工素质较好、零部件配套比较容易、产品销售市场较近、进出口比较方便。相比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利改税”可以让东部企业有更多的留利,“拨改贷”可以让东部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结果,投资便慢慢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这在图14中看得很清楚:八十年代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只有大约一半分布在东部;而到了九十年代初,这个比重已经上升到约三分之二。投资集中到东部,中西部投资匮乏的后果是,地区差距逐步拉大。[16]

  

图1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地区分布

  

   “利改税”与“拨改贷”都可以看作是意在打破大锅饭的改革。打破大锅饭也许还相对比较容易,端掉铁饭碗比较难了。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试图端掉铁饭碗的改革都不太成功。早在1986年,国务院便颁发了关于改革国企劳动制度四个规定,标志着政府意在开始推行劳动合同制,即对国企新招收的工人不再提供铁饭碗。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并于两年开始实施,但一直争议不断。直到20年后的2006年,全国人大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破产的国企并不多。1991年底、1992年初,举国上下曾一度推行企业改革“砸三铁”,有些地方还提出“用三铁砸三铁”,即用铁心肠、铁面孔、铁手腕砸破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口号很响亮,但实在砸不动,几个月后戛然而止。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的核心任务,并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思路:“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但如果看图15,1993年后国有工业企业的单位数量和国有职工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在继续上涨:前者增加了1.3万个,后者增加了340万人。这说明,仅靠改革政策设计、政策宣示本身,能带来的变化其实是有限的。

  

   真正导致国企砸掉铁饭碗的恰恰是国企造就的一项历史性转折。千百年来,中国经济一直是短缺经济,很多大多数商品,包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无法满足全国人民的需求。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初,新情况出现了。1990年底,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何新敏锐地觉察到,中国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不再是“需求大于供给”,而是生产过剩。[17]当时,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他这种说法是“胡说八道”,因为按照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说法,社会主义经济必定是短缺经济。这些经济学家坚信,中国当时依然是短缺经济,不存在过剩问题。

  

   但是,理论拗不过现实。到九十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领域出现过剩,买方市场取代了卖方市场。1999年,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出版的《中国工业发展报告》带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告别短缺经济的中国工业》,它正式宣告:“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工业品和供给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严重短缺转向了相对过剩,工业的增长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18]

  

   需要指出的是,短缺经济是国有企业在工业领域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实现的。九十年代中期,国有工业企业的单位数达到峰值,国有职工的数量达到峰值,国有企业实现利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超过1600亿元),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与集体企业仍占比70%以上,当时还没有太多的私营企业和外国企业。据此,我们可以说,告别短缺经济是国企造就的一项历史性转折。

  

   《老子》云“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的确如此,一旦告别短缺经济,随之而来的便是竞争加剧、盈利困难。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下半年开始,外贸出口增速大幅回落,2002年才恢复持续增势。一方面是国内市场过剩,一方面是国外市场东西很难卖出去,或者增长率很低,双重压力叠加,国有企业(包括集体所有制企业)利润下滑(从1993年的1667.3亿元下跌到1998年的213.7亿元),亏损面扩大(从1992年的22.7%扩大到1999年的53.5%),破产案增长,[19]其表现是国有工业企业单位数、国有职工人数出现断崖式的垮塌。图15将此呈现得一清二楚。铁饭碗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端掉的。

  

图15:国有工业企业单位数、国有职工人数

  

   如果在国企职工之外加上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十年中,人数从1.4亿人下降到7000万人,减少了约一半,相当于整个英国或法国的人口。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如此之多的人下岗、失业或提前退休,几乎涉及每个城市家庭,却没有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也算是一个世界奇迹。这么多人付出这么高的代价,换来的是国有企业浴火重生。如图16所示,1998年跌入谷底后,国有企业的盈利水平开始快速回升,到2018年已高达33877.7亿元,是国企改制前极值(1993年)的20.3倍。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盈利面也开始上升,近十余年里一直维持在55%上下。

  

图16:国有企业的利润额与盈利面,1980-2018

  

国有工业企业的数量于2011年降至谷底后,不再继续此前16年不断下滑的趋势,且增加了约2000家;2005年后,国有职工人数的下滑也有所缓解(图15)。虽然按这两个指标,国有企业确已失去了往日的霸主地位;但换个角度看,国企是更强了、壮大了:随着每年创造的利润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拥有的资产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1999年的8.(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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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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