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及其在当代经济科学中的意义及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86 次 更新时间:2006-11-11 12: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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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进入专栏)  

  对于以建立精美数学模型为导向的主流经济学来说,现在似乎还没有必要回答和深究这两个问题,但是,对于以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种种秩序和制度的生成机制为主要理论任务的奥地利学派自身来说,这类问题就无论如何也是躲不过去的了。现在看来,要对这类深层问题有一些真正到位的认识,仅仅依靠经济学的理论推理以及直观观察和判断显然是无济于事的。由于这些问题与伦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和认知)心理学甚至演化生物学密切关联着,只有经过一些基于经济学理论分析但又超越纯经济学理论推理的跨学科思考和研究,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只是把种种社会生活形式视作为个人行动的结果,而不去进一步深究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社会选择和行动的原则,这自然会给奥地利学派思想家们的理论话语诠释带来许多尚待解释的空间和问题。现在看来,仅从个人行动和的选择决策与人类社会的生活形式的关系来看,问题也似乎绝非如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尤其是哈耶克——的做法那样假定存在一种先验的人类行动模式(priori pattern of human action),而人类的社会生活形式只是这种先验个人行动模式的无企划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奥地利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样,最终都会走向历史决定论。事实上,在社会生活博弈中,个人的行动和选择一方面会导致社会秩序和制度规则的自发生成和演化变迁,另一方面,既存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安排也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行动选择,——甚至如诺齐克(Nozick, 1997, pp. 115-118)所见的那样会型塑(shape)人们的效用函数(或言选择中的“偏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个人行动与社会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显然就不尽如奥地利学派所见的那样只是一种单方向的因果作用关系链条,而可能存在一种动态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关联机制。由于一方面任何社会生活形式(包括种种习惯、习俗、惯例和制度安排)都是人们行动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在任何社会的任何历史时点上人们的行动原则与选择表征(choice token)又为人们的社会生活形式所型塑和影响——严格说来是制度地、社会地、文化地、生物地和历史地决定了的,那么,这种复杂的双向作用一方面与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又生发和产生着社会变迁到的巨大张力(strains)。并且,如果把个人的社会行动和博弈选择视作为是生物地、文化地、制度地、社会地以及历史地决定着的,而不是像奥地利经济学派和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假定的那样存有一种先验的人类个人行动模式,我们也就自然不会仅仅相信人类社会只有一种演化路径、且只存在一种惟一的最优制度安排了。

  当然,我们这里必须认识到——且也必须承认,任何放松经济学现有理论中个人选择和行动原则上的一些先验假定的做法,都会给未来的经济分析和理论建模带来巨大的困难和问题。但是,要对人类社会经济现象——尤其是想要对人类种种社会生活形式的的生成和演化路径——有一些进一步切近现实的理解,我们还不得不把研究的“集中意识”(focus awareness)聚焦到人类个人行动的原则和社会选择的决定因素及其形成机制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来。经济学理论200余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的积累性发展,已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到了走向21世纪的经济学家们面前。现在,是要回复经济学的亚当•斯密传统——即从多维视角思考人的选择和行动的原则——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Hayek, F. A., 1949,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中本译,哈耶克,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Hayek, F. A., 1960,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本译, 哈耶克,《自

  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 ,北京: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

  Hayek, F. A., 1967,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中译本: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讲演集》,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Kirzner, I. M., 1991,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 1,

  London: Macmillan.

  Machlup, F., 1982, “Austrian Economics”, in Douglas, Greenwald (ed.),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New York:

  McGraw-Hill.

  Menger, C., 1883, 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3).

  Nozick, R., 1990,The Normative Theory of Individual Choice,New York: Garland

  Nozick, R., 1993, The Nature of Rational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ozick, R., 1997, Socratic Puzzl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韦森,2001,《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韦森,2003a,《文化与制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韦森,2003b,“哈耶克式自发制度生成论的博弈论诠释”,《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澳大利亚莫纳斯大学经济学院的孙广振教授详细地阅读过拙文,并作为国际上的奥地利学派的研究专家之一对拙文做出了许多有益的评论,澄清了一些笔者对奥地利学派的一些误识。这里谨志谢忱。当然,文中现有的任何纰漏将由笔者自己负责。

  

  2004年中秋谨识于复旦书馨公寓

  本文曾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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