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勤:何种历史:公共史学视野下的口述历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4 次 更新时间:2019-06-03 00: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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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勤  
毕竟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的不可靠和其他一些因素让口述显得至关重要。近年来,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地方的近代史”成为历史学界新的视野。研究地方,通过区域观察中国,这就要求回到地方尽可能地搜集史料,除了地方报纸、日记、文集、档案、方志、族谱、碑刻等形态的史料,口述史料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这些都是书写接地气的历史的重要资源。

   走出学院,走进中学课堂,走进社区,甚至在网络媒体中,口述历史都大有可为。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许多人历史知识的获得主要依托中学历史教学,而中学历史教育亟待“接地气”。接地气的途径之一,即在中学生中开展口述历史项目,美国的“狐火计划”早就成为典范,中国的“蒹葭计划”与之有很多相似之处,主要面向14~18岁的中学生,向青少年普及和推广口述历史理念②。“全国青少年历史记录大赛”也以“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相号召,形成了纸媒、网络、基金会、学术机构等共同参与、积极引导的模式③。其他如2011年开始的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鼓励中学生运用口述访谈的方法了解自己身边的历史,中学生写家史成为“公民写史”大潮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定宜庄曾感慨自己在口述历史道路上的孤独,她分析这是“因为口述历史在国内开展得实在太晚了,一直是属于很零散的状态”[9]。近年来,随着口述历史的迅猛发展,国内口述历史逐渐呈现出遍地开花、区域融合的趋势。这种融合依托国内各大学的口述历史教学与研究,既推动了学术交流,也培育了口述历史人才梯队。2006年,西南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大学部分师生尝试跨校学术合作,展开了“西南民主改革口述史”项目[10]。自2011年始,由中山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全国大学生口述史成果交流赛至今已经办至第七届,从历届大赛的参赛情况看,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高校大学生都参与到了口述历史实践中来。具有象征意义的是,2014年以来的口述历史大赛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和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共同主办,这不仅为口述历史的大范围交流提供了平台,更是中国口述历史改变各自为战、力量分散困局的有效尝试。2016年12月,“本土经验与国际口述历史的多元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及中山大学联合主办,就如何建设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口述历史,与国际口述史学界展开沟通和交流,推动中国乃至国际口述历史的深入发展。在北京,崔永元团队自2002年起开展口述历史实践,并于2012年在中国传媒大学创立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开设了针对全校范围的“口述历史研究”公选课;2013年成立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更致力于推动口述历史活动的普及;2014年,永源公益基金会发起了首届全国大学生“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2015年迄今,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已经举办了三届“口述历史国际周”活动,吸引了来自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印度、美国、德国、韩国、新加坡、蒙古、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位口述历史同行的参与,其间国际口述历史协会中国分会筹备会成立,通过了《促进口述历史事业全面发展的宣言》及《口述历史实践公约》(简称《定福庄宣言》及《定福庄公约》),这是中国口述历史走向国际,以本土化经验丰富全球口述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事实上,口述历史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不仅遍布全国各地,而且跨地区、跨领域、跨学科的合作也日渐深入,学者、民间团体、机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政府、中小学师生等正合力推动口述历史在中国的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口述历史”“人民记忆”等口述历史微信平台也在为全国口述历史资源的整合与口述历史的普及添砖加瓦。

   青少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也是最有条件接触和实践口述历史的那部分人。如果每个中国家庭中的中学生或者大学生,甚至可以考虑延伸至小学生,都可以从了解自己身边的历史开始做口述,那么中国口述历史的未来前景极为可观。一个孩子背后至少是一个家庭,这样口述历史就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都来做口述,或者成为访谈者,或者成为受访者。到那时,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可以参与到口述历史中来,上一代的苦难与荣光在回忆中重现,下一代则从过去理解了现在,看到了未来。

   除了目前的各种大赛,未来应该在课堂内外给予孩子们开展口述的机会和辅导。在学校,除了历史课,其他如语文课,涉及历史人物和社会生活等都可以通过设计相应的环节引导孩子通过口述强化学习目标。比如“鄂教版”一年级语文课本有一篇课文《滑滑梯》,让孩子回去采访自己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小时候的校园故事,孩子就能感受到不同时代物质条件和教育条件的变化,有助于语文真正成为人文素质教育而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学习。

   在课堂外,可以引导和鼓励孩子走进社区,通过口述了解社区历史,增强社区认同,开展社区服务。孩子们的口述历史成果可以被吸收进地方志的编写,可以帮助编写乡土教材,孩子们还可以走进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搜集资料、调阅口述历史影像资料,了解自己想知道的历史。当然,这提醒我们要加强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口述历史资料库的建设工作。目前,国内有些档案馆如云南档案馆已经身体力行在开展口述历史资料的搜集和保存工作,这样的工作应该有更多的人和机构参与进来。由学生通过口述参与到对历史的建构当中来,参与到历史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中来,这样的历史才是既可爱又可信的,才能真正引起学生的兴趣,这样的历史教育才是真正回到过去又面向未来的。

   如果说,由职业史家通过搜集包括口述在内的史料进行通俗化的历史写作,借助新媒体的强大传播能力,促进历史知识的大众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那么,由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在课堂内外通过口述获取历史知识、书写历史作品、传播历史意识,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两种方式应该并行不悖,共同致力于口述历史在中国的繁荣。

   在这两种方式中,除了学生、老师、历史爱好者、社会机构、公益团体、出版传媒、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地方志办公室等充分参与和合作外,职业史家应该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公共史学学科视野下,职业史家和公共史家是什么关系?这一点在各个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理解。目前国内学者大体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将职业史家和公共史家分立;一种意见将公共史学定义为由职业史家参与而面向公众的史学。笔者以为,就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时的历史热而言,将职业史家与公共史家分立,无疑等于职业史家放弃了自己在历史通俗化和大众化中的责任,同时也丧失了学院史学开拓新领域的良好契机。因此,职业史家尽可以遵循自己的规范书写高冷的学术专著,同时也有责任参与到公共史学的建构中来,从事口述历史实践,促进历史知识的通俗化和社会化。正如当初张爱玲品评胡兰成的论文时所言,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11],突破名词术语的禁制,放下学术权威的架子,或许会有意外收获。来自国外的公共史学经验表明,职业史家和公共史家需要共同努力,打破学院史学和公共史学之间的壁垒,共同致力于建构可信又可爱的历史。

   实践证明,口述有助于建构可信又可爱的历史,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口述历史讲故事的方式固然引人入胜,但必须以真实性为前提。当然,这种真实性的呈现可以是严肃的历史著作,也可以是非虚构的历史创作,但从历史氛围到历史书写再到历史意识的传递,都必须与真实无害。

   进而言之,要建立有中国气派的口述历史,就必须在坚持全球视野的前提下,加强学院史学与公共史学的合作,实现口述历史理论的本土化,这有赖于实践的本土经验。事实上,我国的口述历史发展正是依托了各地、各区域的历史发展特色才形成了今天百花齐放的局面,才逐步具备了同国际学界对话的水平,才有了近年来渐趋频繁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三、有温度:口述历史抱持的温情和敬意

  

   钱穆在抗战烽火中写就的《国史大纲》主张对历史“抱有温情和敬意”,也正因为如此,其著作在非常时期出现了“洛阳纸贵”的情形,鼓舞了无数的青年走向前线。这一点不仅被职业史家奉为圭臬,即使是公众史家也不例外。可见,有温度的历史是学院内外作者和读者所共同喜闻乐见的。

   为什么要做口述?因为它是一种敬畏历史、致敬生命的实践。口述历史向来被认为是费时、费力、费钱的一件事,虽不排除相对成熟的口述历史研究和推广也会有诸多获取经济利益的机会,但目前在中国做口述,确实需要热情和勇气。我们的GDP赶超了别人,但对历史的敬重、敬仰、尊重、珍爱,却比不过别人。抢救历史,与时间赛跑,通过口述来完善历史真相,让后人对历史有迹可循,崔永元团队这十几年来为口述历史付出的努力让人心生敬意。

   公共史学视野下的口述历史主张“人人都成为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最大限度地开放历史写作的权利,充分地尊重公众讲述历史、书写历史的渴望,尊重公众个体对于历史阐释权利的追求,一反宏大叙事冷冰冰的面孔,温情记录每个人的生命史。

   口述历史努力赋予历史人性的光辉,无论何时口述历史都不应忘记初心。对于历史的温情和敬意,首当其冲以尊重历史真实为要,口述历史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价值,但无论如何不应违背真实原则,更不能无原则地迁就通俗和社会,陷于商业化大潮的漩涡无法自拔。史学家顾颉刚1926年1月6日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发刊词“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中表达的意见,对于公共史学和口述历史仍有意义:“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研究学问的人只该问这是不是一件事实,他既不该支配事物的用途,也不该为事物的用途所支配”,“学问固然可以致用,但必须脱离了应用的束缚才可望自由的发展”[12]。口述历史注重应用,但要获得良性发展就不能为其应用性所羁绊。

   谈到口述历史的真实性,这曾经是个颇让学者感到困惑的问题。口述历史过程中情感的付出,一度让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但事实上,任何一种叙述方式,任何一种史料,都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如果说,情感的渗入伤害了历史的真实,这是任何一种叙述方式都无可逃避的,不独口述历史如此。当然,与其他方式中的隐性情感表达不同,口述历史中的情感表达相当显著。因此,规范的口述历史恰恰应该将情感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让历史具有相应的温度。2015年在山东济南召开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历史化的情绪”作为大会议题之一,提示了情感在历史上的意义和历史研究的情感转向。情感史的研究,目前已成国际史学的一个潮流,如果说情感史旨在将情感历史化,那么口述历史则不排除将历史情感化。事实上,这恰是口述历史的特色之一,口述历史从不忽视情感的生成和表露方式,比如对于语言表达方式的尊重,对于语气词的注意,对于肢体语言和微表情的关注。朱莉·利文斯顿(Julie Livingston)曾经慨叹道,非洲史研究向来重视口述史料,进行口述采访的时候,往往为叙述者的情感所深深感染,然而一旦将录音诉诸文字,一种苍白感便油然而生[13]。应该说,在规范框架下积极地处理口述历史中的情感,不仅不会伤害历史的真实性,反而让历史有了温度,有了表情,有了人性的力量。

口述历史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还表现在对公众叙述历史方式的尊重。访谈者不因自己优先掌握了专业历史知识和技能而在历史知识生产过程中表现出优越感。口述历史的关键词是访谈,换言之即问问题。提问和倾听是问问题的两个重要方面,相关的规范和技巧都提示访谈人在双向互动过程中,对受访者表示足够的尊重和敬意。首先,在访谈双方的称呼上,人们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学者反对访谈者/受访者这样的称呼,认为这里面暗含了历史讲述者的被动性,因此愿意称之为信息提供者等。再比如,方言对于访谈者可能是一种障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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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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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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