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沛:历史真理的认识和判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5 次 更新时间:2019-06-01 15: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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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沛  
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人类科学思想的最伟大成果之一,揭示了历史的奥秘,开辟了科学认识历史真理的现实道路。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是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历史是社会历史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29)这就明确地指出了历史真理的真谛,它不是虚无缥缈的、可以随心所欲加以阐释的精神产物,而是物质世界中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的真理。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历史真理,是超越了历史上出现过的符合论真理观、语义真理观、分析真理观,或融通真理观,以及工具真理论所规范的真理,而且是在科学实践基础上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统一的客观历史真理。

   历史真理,是历史认识主体对客体辩证的、能动的反映,而不是具体的历史过程本身。这就决定了历史真理不存在着所谓的“纯客观性”,也就不难理解历史真理的主观性,首先体现在认识主体的主观选择性。但是,这种反映不是消极、盲目、被动的,而是由历史认识主体所主导的选择过程。英国史家卡尔(Edward Hallet Carr)曾言:“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就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他同时还强调,历史研究不可以排除解释或阐释,因为“解释是历史的生命必须的血液”,史实所蕴含的真理性内容需要阐释。诚然,“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根之木,是没有用处的”;但是,“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则是一潭死水,毫无意义”。(30)卡尔所言史家“跟他的事实之间……”,意在凸显“他”——史家的选择。所谓“选择”,是一种理性的历史哲学思考,是基于历史事实的一种主动的创造。这与由前置立场出发、从根本上抹煞历史真理本质特征的“强制阐释”,显然有着质的区别。

   在历史认识的范畴中,不存在“纯粹客观”的历史真理,然而,客观的物质世界毕竟是存在的,因此,“历史真理”既不是主观臆造的,也不是纯粹客观的,而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完美结合。(31)这种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的历史选择和历史阐释,坚实地建立在客观物质世界的基础上,鲜明地表现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例如,1924年初,瞿秋白在广州阐释“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何以提出时说:“至于三民主义的发生,是完全由于中国现实经济状况而起的。……因为有外国的压迫和欺凌,故首先有民族主义。试看中国所有商埠,一切都在外人的掌握,许多政治上的大权都操自外人,所有铁路、矿山完全为外人经营,关税、盐税都由外人监督。在如此情形之下,我们即使有心和帝国主义者讲交情,试问有何方法?所以提倡民族主义是一个很简单的意思,并不用何种高深理想”。(32)

   在历史真理阐释中,割裂“历史性与现代性”的联系,或人为地将其对立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无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脱离历史矛盾运动的实际,以非逻辑论证的方式“解读”或“剪裁”历史,使绝对主义、虚无主义、简单化、公式化在历史阐释的话语中大行其道。历史真理不仅是物质世界中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而且也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3)人们对历史真理的认识和阐释也如是。

   历史认识的过程,是历史认识主体逐渐接近历史真理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同时又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历史流动地存在于人们永不间断的理解和阐释中。毫无疑问,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历史。但是,人类历史发展是服从于一定规律的历史矛盾运动,历史的发展是绝对的,不取决于人们的意志和愿望。人们只有自觉坚持历史阐释中的历史性与现代性的辩证关系,才有可能越来越接近客观的历史真理,更加自觉地成为历史的主人。

   注释:

   ①例如梁启超认为,“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李大钊认为: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种种历史的记录,都是很丰富、很重要的史料,必须要广蒐,要精选,要确考,要整理,但是他们无论怎么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9页)冯友兰认为:“历史有两义:一是指事情之自身;如说:中国有四千年之历史,说者此时心中,非指任何史书,如《通鉴》等。……历史之又有一义,乃是指事情之纪述;如说《通鉴》、《史记》是历史,即依此义。总之……‘历史’与‘写的历史’乃系截然两事”。(《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12页)

   ②《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③乔治·克拉克爵士:《总导言》,G.R.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张文华、马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1-22、24、31页。

   ④司马迁:《报任安书》,《汉书》卷62《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⑤转引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48-49页。

   ⑥维科:《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18页。

   ⑧维科:《新科学》,第145页。

   ⑨贝内德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田时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⑩贝内德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第11、15页。

   (11)贝内德托·克罗齐:《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田时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5-6页。

   (12)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彭刚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13)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第4-5页。

   (14)《李大钊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9页。

   (15)《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409、411页。

   (16)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11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510页。

   (17)参见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18)历史认识中的强制阐释,具有文学研究中的强制阐释的四个特点,同时还由历史学的学科特点所决定,有更为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即历史的强制阐释多有具体的政治指向。例如,1937年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有准备的武力侵华的重大步骤,中国人民奋起抵抗,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做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但是,在西方颇有影响的14卷本《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却无视基本事实写道:“1937年7月7日,日本和中国的军队在华北的卢沟桥附近发生了战斗。地方谈判宣告失败,这个事件与1931年9月在沈阳发生的事件不同,看来不是任何一方策划的,但它逐渐升级,直到两国深深陷入全面战争。这场战争直到日本在美国原子弹的轰炸下于1945年8月投降才告结束”。(C.L.莫瓦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卷,丁钟华、王章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936页)

   (19)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下引不出注者均引自该文。

   (20)《夏甄陶文集》第5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9-50页。

   (2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1卷翻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页。1995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等,均已改正了原来的误译,正确地译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1-10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

   (24)杨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8页。

   (25)张洁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反思:我们现在怎样做中国人——张旭东教授访谈录》,《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17日。

   (26)司马迁:《报任安书》,《汉书》卷62《司马迁传》,第2735页。

   (2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4页。

   (28)《胡绳全书》第3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8、471-472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3页。

   (30)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8、26页。

   (31)关于历史真理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完美结合”,还可参见拙文:《历史认识:主体意识和主体的创造性》,《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32)《瞿秋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0-131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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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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