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沛:历史真理的认识和判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5 次 更新时间:2019-06-01 15: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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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沛  
而阐释学作为一种哲学学派,则形成于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学术界有较广泛的影响。一般认为,阐释学可视为西方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艺理论中“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的哲学体系、方法论或技术性规则的统称”。(16)在中国,对于典籍的注释或经学,明显地表现出阐释学的特征,如《公羊传》对《春秋》的诠释、《系辞》对《易经》的诠释,等等。近代以来,从学者们对“汉学与宋学之争”、“训诂明还是义理明”,以及“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等争论中,也可一窥中国古典学术中悠久的阐释传统。

   19世纪是西方阐释学的古典时期,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在广泛汲取前人“释义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创了阐释学新的发展时期。狄尔泰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Immanuel Kant)的影响,如康德提出为自然科学奠定哲学基础的“纯粹理性批判”一样,狄尔泰则提出“历史理性批判”的阐释学。其核心内容是:处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阐释学,如何能对其他历史性的表现进行客观的理解。20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是现代阐释学的开创者。他在《存在与时间》(1927)等著述中,将阐释学的研究从方法论和认识论性质的研究,转变成本体论性质的研究,从而使阐释学由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转变为一种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强调从本体论角度去揭示人的理解活动的实质,哲学阐释学成为一个有广泛影响的专门的哲学学派。

   与“哲学阐释学”不同,在历史学领域,“历史阐释学”始终处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层面上,这和历史人类学有些相似。历史人类学主要是用人类学的方法去认识和分析社会历史现象,从人类学的视角对历史作出解释和判断,很难说它是一个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历史阐释学作为一个学科,或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长期以来是一个较模糊的概念,但其主要内容是“历史—理解—阐释”,则是很明确的,似无更多的歧见。

   在中国史学界,一方面,历史研究从没有脱离过历史的阐释,所谓“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中的“论”,主要即是对历史的阐释;另一方面,对“历史阐释”,却多是“就事论事”,或“一事一论”,这里的“论”,似乎只有阐释的特殊性,但对阐释缺乏明确的、具有一般科学意义的规范,以至历史研究者往往是不自觉地、甚至是带有很大盲目性地进行历史的阐释,致使历史阐释即使是在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意义上,也往往被忽略了。2014年,张江教授提出了“强制阐释论”后,使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张江教授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提出“强制阐释”的基本特征有四点:第一,场外征用。广泛征用文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学科理论,将之强制移植文论场内,抹杀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本体特征,导致文论偏离文学。第二,主观预设。论者主观意向在前,前置明确立场,无视文本原生含义,强制裁定文本意义和价值。第三,非逻辑证明。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一些论证和推理违背基本逻辑规则,有的甚至是逻辑谬误,所得结论失去依据。第四,混乱的认识路径。理论构建和批评不是从文本的具体分析出发,而是从既定理论出发,从主观结论出发,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17)“强制阐释”并非仅仅存在于文学阐释和文学理论研究中,也同样存在于历史研究中。应该说,历史研究中强制阐释由来已久,从欧美到东方,从二战前后到“冷战”前后,直至今天,都不难找到它的身影。(18)历史认识中的“强制阐释”,不是对具体的历史过程或个别历史现象的“不当阐释”,而是涉及历史认识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这就促使人们去思考,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针对这样或那样的“强制阐释—不当阐释”,建立我们自己的历史阐释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直接关系到构建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这一现实问题。因此,“强制阐释论”的讨论,在史学界自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2017年夏,继“强制阐释”之后,张江教授又发表《公共阐释论纲》。“公共阐释”这一概念的提出,使人们对“强制阐释”的认识,不再仅仅停留在对其弊端的认识和摒弃。

   “公共阐释”,作为一个新的科学术语,既可视为我们思考中的中国阐释学新的核心概念、核心范畴,也可视为是新的核心理论。广大史学工作者所探求的“历史阐释学”自然有历史学学科性质所决定的自身的特点,但其一般的科学逻辑、科学规范和理论基础,和“中国阐释学”则是基本一致的。张江教授在《公共阐释论纲》的题注中这样写道:

   “公共阐释”是一个新的概念,是在反思和批判强制阐释过程中提炼和标识的。提出这一命题,旨在为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基本框架确立一个核心范畴。强制阐释概念提出以后,学界进行了广泛讨论,提出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对本文作者深入思考当代中国阐释学元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公共阐释论就是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延伸……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他指出“公共阐释”的六个基本特征:“第一,公共阐释是理性阐释;第二,公共阐释是澄明性阐释;第三,公共阐释是公度性阐释;第四,公共阐释是建构性阐释;第五,公共阐释是超越性阐释;第六,公共阐释是反思性阐释”。(19)这就将“强制阐释论”的讨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强制阐释”和“公共阐释”的提出,使人们在讨论如何构建中国阐释学时,逐步从抽象、泛议中走出,而开始从“强制阐释”、“公共阐释”等新概念、新理论出发,越来越具体有效地开展讨论。

   “公共阐释”这个概念,是作者在反思西方阐释学中非理性、非实证、非阐释性的极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理论话语的基础上提出的,并强调“公共阐释”是指“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这对于深化历史阐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历史研究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展开,历史认识是具有阐释性的认识。任何一个民族历史的传递、民族记忆的获得和保存,以及民族文化的传播等,都离不开世世代代历史阐释的积累。

   就“历史真理的认识和判断”而言,“强制阐释”和“公共阐释”的含义截然不同,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认识路径。在历史认识中,以“强制阐释”为中心的历史阐释所得出的结论,只会与客观的历史真理南辕北辙,愈来愈加遥远。而“公共阐释”,则给人们以如何发现历史真理、接近历史真理、认识历史真理的启迪。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物,虽然阐释是个体性的活动,但是“阐释活动的主体不是单独的人,而是‘集体意义上的人’,是一个深深植入公共理解系统的‘阐释群体’,这个群体而不是个人制约着文本意义的生成”。人“作为社会主体所具有的认识能力或本质力量,不能只看到通过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进化方式所获得的所谓‘天赋’能力,更重要的是要看到通过社会遗传进化方式由社会所给予的后天获得性能力”。(20)以“公共阐释”为中心的历史阐释,是“后天获得性能力”的重要内容之一。人在接受后天塑造时离不开公度性“有效”的历史阐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最好的老师。

   三、历史真理的阐释:历史性和现代性

   马克思在亲自校订的《资本论》法文版第1卷的《序言》中写道:“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同自然的进程和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21)此前,这句话曾被误解、误译成“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22)将这两句话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后者似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即历史的发展规律可以自发地实现,人在历史规律面前无所作为。这显然不是马克思的原意,否则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强调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3)历史真理,是指人类历史矛盾运动中的内在联系,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或特殊规律。历史真理和历史规律联系在一起,但“历史规律并不是存在于人的活动之外或凌驾于人的活动之上的‘绝对计划’,历史规律就形成、存在并实现于人的活动之中,表现为最终决定人类行为结局的力量”。(24)与人类历史矛盾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人的活动”,传递着纷繁复杂的历史信息,蕴含着无限丰富的历史内容,而要获取这些信息和内容,进而探究或揭示历史真理,就离不开历史的认识和阐释。

   历史规律参与并制约着人的活动,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趋势,从而使人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性,人们尊重历史、敬畏历史。但是,历史与现实不可割裂,历史从来就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阐释历史规律,并不仅仅是为了缅怀人类的过去,更在于通过对历史规律的认知,更清醒地认识人类的现实和未来。从历史性与现代性的统一去认识历史真理,是阐释历史真理两个不可或缺的内容。古老的历史学永葆青春,是由现实的呼唤所激发的。历史研究要有鲜明的时代精神,这是中国史学古已有之的优秀传统。但是这一传统在现实生活中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002年,美国纽约大学张旭东教授在北大接受采访时,曾谈到当代中国文化和生活的世界定位问题。他说:“文化定位实际上也就是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之间的互相竞争。中国文化如何在当代西方各种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进行自我定位和自我构想,这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争取自主性,并由此参与界定世界文化和世界历史的问题。这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根本性的抱负和自我期待”。他认为提出这些问题决非小题大做:

   现在,中国任何一个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对于个人和集体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中国人获得“现代性”的代价是只知道“现代性”而不知道中国,这会是很可悲很滑稽的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本末倒置。(25)

   十五六年过去了,他当时看到的中国学术界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在今天的中国史学界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那种既没有“根”、又没有“魂”的学术阐释,依然有它的市场。这种状况表明,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在今天仍然是刻不容缓的历史性课题。

   构建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要通过艰苦的理论探讨和科学研究,在实践中进行。但这又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要自觉地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首先是明确历史真理阐释的历史性与现代性的辩证统一。关于史学的目的,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国自秦汉以来即不乏精辟论述。如汉代司马迁强调史学“述往事,思来者”,“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6)近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写道:“史家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睹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则矍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失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夫如此,然后能将历史纳入现在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联锁:夫如此,则史之目的,乃为社会一般人而作,非为某权力阶级或某智识阶级而作,昭昭然也。”(27)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史学“求真求实”、“经世致用”等优良传统。如胡绳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是发展社会科学的根本方针,也是马克思主义倡导的优良学风”,在历史研究中也是如此。“以为研究过去对现实没有意义,是不对的。科学地认识昨天和前天,就能对正在运动着的今天的现实有更深的了解,并能对未来作出科学的预测……在研究历史时,要有现实的时代感”。(28)这些认识,对于从历史性与现代性的结合上,阐释历史真理,划清与“强制阐释”的界限,无疑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自古典时代始,历代的史家都在时代所给予他们的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寻求历史的真理,并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阐释。在汗牛充栋的中外典籍中,不难看到他们的思想痕迹。但直到19世纪中叶,情况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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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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