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岳:文艺复兴以降的中世纪哲学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0 次 更新时间:2019-05-31 12: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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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岳  

   四、中世纪哲学史标准范式的建立

  

   19世纪上半叶的民族主义哲学史书写强调中世纪传统与近代哲学的内在延续,而19世纪中叶的中世纪哲学史范式则重新突出了二者之间的断裂,只不过其目的从抛弃经院传统变成了抵抗近代哲学。这种新的历史书写范式来自德国新经院学派,他们一方面反对法国史学传统对理性主义的推崇,另一方面也不接受德国浪漫派对神秘主义的迷恋。他们希望通过重新解释中世纪哲学来为当代天主教信仰奠定理性根基,以一种新的知识理论来调和理性和启示之间的张力,以此对抗近代哲学尤其是怀疑论对传统信仰的冲击。正如美国学者英格利斯(John Inglis)的研究所见,德国学者克洛伊特根(Joseph Kleutgen)和斯托克尔(Albert Stckl)为此构建的研究框架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中世纪哲学研究传统,它成为今后近百年中世纪哲学书写的标准范式,也是今天大部分人对中世纪哲学日常印象的主要来源。(34)

   克洛伊特根谈论中世纪哲学的专著有一个特别的标题:《前近代哲学》。他很早就深信只有启蒙以前的哲学,才能帮助我们超越时代的局限,尤其是康德和谢林等将哲学与天启二分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35)与之前的哲学史写作不同,《前近代哲学》突出知识论在整个哲学体系中的奠基性地位,强调如何调和天启和理性这两种认知通道是中世纪哲学的根本任务。阿奎那代表着中世纪哲学的巅峰,正是因为他凭借其实在论立场实现了上述认识论使命,同时为对抗现代哲学所包含的主观主义和怀疑论危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相应地,奥康对阿奎那实在论的批评及其唯名论立场并不像他的法国同行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哲学的重生通往现代哲学的新开端,而是标志着中世纪哲学精神的衰落。非常有趣的是,克洛伊特根在其哲学写作中避免使用单数第一人称的“我”,而总是使用复数的“我们”,以此和笛卡尔、康德认识论传统的“我思”划清界限,强调作为认知主体的不是个别主体,而是具有同样认知能力的“我们”。然而,对于作为中世纪哲学史书写者的克洛伊特根来说,这里的“我们”显然指的是和他一样接受托马斯主义实在论的新经院学者。

   克洛伊特根建立了以理性和信仰之争为核心论题,以阿奎那认识论为核心的中世纪哲学新范式,但真正将其付诸实践,完成第一部真正意义的中世纪哲学通史的则是斯托克尔的三卷本《中世纪哲学史》。(36)在这部接近两千三百页的巨著中,斯托克尔不仅详细地考察了从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到杨森派(Jansenists)之间众多拉丁哲学家思想学说的历史演变,而且用相当长的篇幅讲述了犹太和伊斯兰哲学。不过,在斯托克尔看来,整个中世纪拉丁哲学的目的是将希腊哲学从异教徒中解救出来。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无疑是经院哲学利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去驳斥伊斯兰评注家的错误解读。

   克洛伊特根和斯托克尔的哲学史模型得以影响其身后百年的哲学史写作,无疑要归功于中世纪哲学研究史上的一个决定性事件:1879年教宗利奥十三世颁布《永恒之父》通谕。该通谕的副题“在天主教学校中根据天使博士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精神恢复基督教哲学”清楚地表明了天主教教会复归中世纪哲学尤其是托马斯主义以对抗现代哲学的立场。克洛伊特根在通谕发布前一年被利奥十三世召至罗马,并且很可能参与了该通谕初稿的撰写,他和斯托克尔的哲学史主张也得以借助通谕在全欧发生影响。(37)

   篇幅所限,我们将重点论述比利时学者德伍尔夫(Maurice de Wulf)和法国学者热尔松( Gilson)在《永恒之父》通谕影响下的工作。德伍尔夫就读并长期任教于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哲学研究所。而该研究所本身就是德伍尔夫的导师梅西耶(Désiré Mercier)为推进托马斯主义哲学的研究而于1889年专门创立的。(38)德伍尔夫的《中世纪哲学史》初版于1900年,在半个世纪中经6次再版,成为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中世纪哲学通史。正如德伍尔夫的亲炙弟子施滕贝根(Fernand Van Steenberghen)所言,德伍尔夫投身哲学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对托马斯主义的复兴有所贡献:他从其职业生涯的一开始就坚信“长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的概念,认为对心灵之外世界的忠实解释始终存在于人类探索世界的哲学活动中,它首先在亚里士多德手中达到顶峰,随后在13世纪,尤其是阿奎那的著作中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而《永恒之父》通谕带来的托马斯主义复兴则让当代世界得以重返这一哲学传统。(39)虽然同样以阿奎那为中心重构中世纪哲学传统,但与此前克洛伊特根强调中世纪哲学调和理性和信仰不同,德伍尔夫始终认为中世纪的经院学者和现代哲学家一样,他们需要完成的是对实在的理性和系统化的理解,它并不依赖神学学说,同时也不依赖天启这一认知通道。(40)简而言之,德伍尔夫强调中世纪存在着独立于神学的、具有学科自主性的纯粹哲学,这将他同其他天主教背景的哲学史家区别开来。他甚至质疑上述通谕中“基督教哲学”(philosophia christianna)的提法:“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存在天主教哲学,正如不存在天主教科学一样。”(41)

   德伍尔夫的上述主张无疑同他自己对长青哲学的理解有关,但也同他所在的研究机构的特殊身份有关。当时的鲁汶大学是天主教世界学科体系最为完备的大学,它从中世纪就开始教授哲学,于1889年独立的哲学研究所则从一开始就力图同古老的、侍奉神学的哲学教育划清界限。在其最初的教学计划中,数学、自然科学以及自然哲学占据核心地位。(42)梅西耶和他的弟子德伍尔夫试图重建的托马斯主义首先是能够面对现代科学最新进展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这所天主教大学中的世俗哲学。而德伍尔夫和后来的鲁汶哲学史家也更关注中世纪神学院之外的哲学研究,例如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的翻译和评注、人文学院教师布拉班的西格尔及中世纪阿威罗伊主义传统等论题。(43)

   与德伍尔夫不同,法国学者热尔松虽然在世俗化的索邦大学接受的哲学训练,但却以他所倡导的基督教哲学概念而闻名。在他看来,基督信仰以启示的方式为早期教父和经院学者的理性探索提供了非理性的思想来源,而且成为“理性不可或缺的助力”,这变革了他们的基本世界观和哲学反思方式,理性和信仰的关系问题成为他们的思想内核和根本动力,经院哲学家必须去面对希腊哲学日程中不曾包括的理论难题,特别是对于“存在”或“是”的形而上学反思,这最终奠定了中世纪以阿奎那为代表的自然神学家们独特的哲学贡献。(44)因此,中世纪哲学史的使命不在于像库赞和奥雷欧那样将论证和信仰相剥离,揭示基督教神学中所隐藏的理性因素,也不在于像鲁汶哲学史家那样去探寻学科独立的哲学实践,而是要展现天启信仰如何成为哲学论证的有机要素以开创新的哲学形式。相对于此前克洛伊特根等相对含混的调和说而言,热尔松的基督教哲学理论无疑是更有趣的推衍。但这一概念自一提出就饱受争议,而且越来越成为人们以历史的方式审视中世纪哲学的障碍。(45)法国哲学史家维尼奥(Paul Vignaux)曾经尖锐地指出,尽管热尔松强调他的主张依据对中世纪哲学的历史考察,但其所表达的实为一种“历史神学”概念,并将其强加于哲学史之上。(46)这一批评显然也适用于19世纪以来经院哲学复兴背景下的其他哲学史家,以阿奎那为中心的哲学史观让其历史叙述呈现出目的论和决定论的色彩,更重要的是整个中世纪哲学的形态也因此显得单一而贫乏。

  

   五、中世纪哲学研究的当代复兴:分析学派与哲学考古学

  

   新经院哲学之后,另一批教育背景和理念完全不同的哲学史家重新发现了中世纪哲学。1982年《剑桥中世纪晚期哲学史》的出版如同模板一般,标志着一种新的中世纪哲学史研究路向在英语世界的成形。(47)在英美哲学界,中世纪哲学长期以来被拒之于以分析哲学为主导的主流哲学之外。直到20世纪60年代,安斯康姆(E.Anscombe)、吉奇(P.Geach)、肯尼(A.Kenny)等哲学家才首次向分析哲学读者群揭示出亚里士多德—托马斯哲学论证的力量。与此同时,伯纳(P.Boehner)、波亨斯基(I.M.Bochenski)和涅尔夫妇(William Kneale and Martha Kneale)在其逻辑史研究中,纠正了长期以来忽视斯多亚派之后近代以前逻辑发展的偏见,充分地展示出中世纪逻辑在论证上的丰富性和原创性。受此鼓舞,克雷茨曼(N.Kretzmann)在为《剑桥中世纪晚期哲学史》所作的导论中宣称,他们将致力于使中世纪哲学的高度成就在当代(分析)哲学的语境中重生,使当代哲学的活动在理智上成为中世纪哲学的延续,如同它承继了古代哲学一样。(48)这一分析的研究趋向额外关注中世纪哲学在语义学和逻辑上的进展,以及这些新成就在更广阔的论域如形而上学、自然哲学、伦理学、心灵哲学的应用。与之相应,阿奎那哲学在中世纪的核心地位也为之撼动,而奥康及其年轻的同代人布里丹的逻辑学成就则被视为中世纪哲学成就的顶峰。

   就其研究领域和反思深度而言,分析学派的中世纪哲学研究无疑比传统以信仰和理性为核心论题的历史书写框架有了巨大的突破。但与此同时,分析学派的研究难免急于将当代哲学所关心的命题直接读入中世纪历史文本中,很少考虑其具体历史语境,以及中世纪哲学家的相关概念在其整个哲学体系中的含义。与此同时,分析哲学早期相对狭隘的哲学视野也使得其哲学史研究忽视了很多传统的哲学话题,例如对上帝的神圣属性的理性反思。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研究进路的中世纪哲学图景也是单一而贫乏的,它使得经院哲学家的哲学实践与当代学院哲学家的哲学写作高度同质化,抹去了哲学史研究对象相对于我们而言的丰富性。这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批判哲学史以及哲学化的哲学史写作共同的风险。

   当然,英语世界分析哲学研究视野的拓宽,例如形而上学的复兴,伦理学和心灵哲学的繁盛都间接地推动着英语世界中世纪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同时,当代哲学史家如马仁邦(J.Marenbon)、帕斯瑙(R.Pasnau)等关注从长时段的历史考察来重新思考中世纪哲学的历史语境和具体演进,以此平衡分析的路向所带来的非历史化倾向。(49)不过,最能体现上述多样性的中世纪哲学研究,首推我们开篇提到的法国学者德利贝拉的工作。而隐藏在德利贝拉极富抱负的中世纪哲学研究计划之后的也正是未被充分重视的哲学化历史书写的迷思。

   德利贝拉于1993年出版的《中世纪哲学》是最早平等地考察中世纪拜占庭、伊斯兰、犹太和拉丁四个哲学传统的著作,奠定了晚近20年的所谓多文化主义研究进路。同时,他所关注的论题既有新经院传统视为基督教哲学核心的信仰与理性问题,法国理性主义传统关注的共相问题,也包括德国浪漫派所热衷的经院之外的莱茵神秘主义传统。当然,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于2007年开始的篇幅浩瀚的“主体考古学”研究,考察主体(subiectum)这一概念如何从亚里士多德式的性质基体演化为近代的知识和行动的主体,它横跨中世纪和近代哲学,贯通本体论、心灵哲学、认识论、行动哲学等研究领域。(50)

2014年2月13日,德利贝拉就任法兰西学院中世纪哲学史教席,发表就职演讲《中世纪哲学往何处去》。(51)该教席最早于1932年为热尔松所设,但自热尔松1950年远赴多伦多宗座中世纪研究所之后,(52)作为中世纪哲学研究重镇的法国,其最高学府的中世纪哲学史讲席空缺长达64年。德利贝拉的就职演讲标志着中世纪哲学研究重返法语人文学术的中心。(53)德利贝拉在其演讲中邀请听众去反思“什么是我们的中世纪哲学”。对于中世纪哲学史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他给出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回答:“没有人可以不通过做中世纪哲学来做中世纪哲学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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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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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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