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晓炜 郭齐勇:改革开放40年儒学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8 次 更新时间:2019-05-28 09: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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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晓炜   郭齐勇 (进入专栏)  
因此,“儒学与现代化”、“儒学的现代意义”成为九十年代儒学讨论的核心议题,不仅有大量的相关论著发表,相关议题的学术讨论会也很多,如:“孔子、儒学与当代社会文明”(1991,山东曲阜)、“儒学与当代社会国际研讨会”(1992,陕西西安)、“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1992,四川德阳)、“儒学与当代世界——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北京)、“儒学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河南郑州)、“儒学与中国文化现代化学术研讨会”(1996,北京)等等。

  

   具体而言,上述研究涉及儒学与各种当代价值和当代问题之关系的讨论,如儒学与市场经济、儒学与现代道德和法治、儒学与现代民主、儒学与自由、儒学与人权、儒学与企业伦理及企业管理等等。此外,也有不少论著着力探讨儒学之不同方面的现代意义,如汤一介对儒家“普遍和谐”(自然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观念之现代意义的讨论、楼宇烈对儒家“节欲”观之现代意义的讨论、 方立天对早期儒家“人格”观念之现代意义的讨论等等。 与此同时,日本、韩国等国外学者讨论儒学与现代化的一些作品,也陆续被翻译、介绍到中国。这些思考大多隐含了这样的思想观念,儒学当中包含有超越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价值,并且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价值是中国现代化所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粮,此即有学者所谓:“任何民族成功的现代化,必然是而且主要是在本民族的思想资源的滋养下成功的。这样的现代化才不致是无本无根的现代化。”  在二十一世纪初以来近二十年的儒学研究中,这些问题得到了更为深入、具体的讨论。

  

   这些正面阐述儒学之现代意义的论述,也遭到不少的质疑和批评。一些学者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强调儒学不过是具体历史时空下的产物,随着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逝去,儒学作为一套意识形态,也必然失去其意义和价值。因此,所谓的儒学复兴,在他们看来,不是“一厢情愿”,即属“无稽之谈”。此外,也有学者将九十年代儒学复兴的思潮称之为“新保守主义”,而以所谓“新批判主义”的立场加以回击和嘲讽。这些批评背后的立场或有不同,但无不否认儒学有任何的现代意义和价值,本质上,这仍是二十世纪激进主义思潮的一种延续。九十年代有关国学热或儒学热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只不过争论的具体问题有所改变,但争论的焦点并无不同,仍在于是否承认儒学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和价值,争论逐渐围绕一些具体的问题而以更为学术的形式展开,如有关“亲亲互隐”问题的争论等。以上论争本质上是九十年代以来,思想界逐渐出现分化的一种体现,我们发现即便是在传统文化研究内部,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儒道之争”,如陈鼓应在九十年代提出道家乃中国哲学之主干的说法,并发表一系列比较儒道的文章,引发一些学者的质疑和讨论。

  

   还需注意的是,由于九十年代以来官方对儒学的逐步接受,儒学与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也开始成为一些学者关注和讨论的重要议题。

  

   就学术研究的层面来看,九十年学界的儒学研究,更加侧重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儒学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作更为细致具体的研究,这与八十年代对儒学的宏观分析和定位存在明显的差别。这一转变与九十年代整个学术界的基本转向密切相关,此即李泽厚所谓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至于九十年代有关儒学之学术研究的具体内容,篇幅所限,本文不能详述,不过当时一些学者已经做了很好的整理工作,由之我们不难了解相关资讯。 大体而言,九十年代的儒学研究仍以原始儒学、宋明儒学以及当代新儒学最为热门。

  

   总结而言,儒学在1990年代的确存在某种程度的复兴,这不仅体现为有关儒学的学术史、哲学思想史的讨论越来越丰富、深入,更体现为学界对传统与现代相对峙之立场的突破和超越,力图从传统儒学中掘发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资源,以助成中国现代化更加健康的发展。事实上,这正是海外新儒家长期努力的方向,海外新儒家自九十年代起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在一些学者看来,儒学的再度兴起乃至复兴,意味着文化保守主义的抬头和蔓延,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思潮的消极作用,做深刻认真的研究和反省。客观而言,九十年代的儒学复兴或许存在某些民族主义的因素在起作用,不过整体来看,其时的儒学研究,主要是在“传统与现代相互批导的背景下”, 反思和回应此前激进主义思潮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力图彰显传统儒学的世界性意义,与二十一世纪逐渐浮出水面的极端保守主义思潮相比,九十年代的儒学研究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基本立场和取向上也更为理性、健康。

  

三、儒学的重建:新世纪以来的儒学研究


   相较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儒学发展,二十一世纪初以来的儒学在复兴的方向上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儒学的发展更加多元,一些有深度的儒学思想体系不断被建构出来,儒学以不同的形式自发地在民间开展,有关儒学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儒学经典的诠释、儒学史与儒学人物的研究、儒学与各种思潮的对话、儒学文献的整理、新出土儒学材料的整理与研究等)蓬勃发展,各类以儒学为名义的研究机构先后成立等等,凡此无不显示出儒学发展的繁荣景象。

  

   从儒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民间还是知识界,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越来越强,所谓“文化自觉就是认识自己文化的发生、成长、发展的历史,认识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存在价值及其普遍意义,把个人连接、融入到这一历史文化长河中建立文化认同。”就此而言,文化自觉是对回归文化传统的自觉,是对中华文化之根源性的充分肯定。社会整体性的文化自觉,必然促使儒学在当代的全面重建。

  

   事实上,上述文化自觉也是新世纪以来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共同呼声。新世纪初的头几年,所谓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学科的确立,已有百来年的时间,这时讨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自然不是要否定乃至终结该学科,而是出于对此前主流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不满和批评。如所周知,“中国哲学”是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确立起来的一个概念,中国哲学学科自创立之初,无论是在对“哲学”概念的界定和理解上还是在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上,无不受到西方哲学的深刻影响。这由冯友兰上世纪三十年代完成的、奠定中国哲学史学科基础的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绪论》部分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这一点。然而,在“国学热”的背景之下,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强调文化自觉和学科自主性,过去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诠释、定位中国哲学的做法,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回到传统自身并彰显其独特性,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更为重要的目标。更为极端的立场,甚至要求完全抛弃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以一种纯粹中国化的叙事方式来诠释传统的中国思想。我们固然可以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反思本世纪初学界有关中国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但其背后所隐含的思想史意义同样值得我们关注。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提出,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广泛的讨论,知识界的文化自觉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根本上来说,这一讨论背后的真正吁求是,改变中国哲学学科长期依傍西方的命运,进而重建中国哲学学科的自主性或主体性。

  

   文化自觉所推动的儒学重建是多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儒学的价值体系在学术思想层面的重建及其在民间的再植灵根。学界在上世纪末反省和总结九十年代的儒学研究时,大多意识到九十年代的儒学复兴更多地体现为学术史、哲学思想史层面的儒学研究的重要突破和推进,儒学在理论和思想层面的建构存在明显的不足。进入新世纪,儒家学者在儒学理论的哲学建构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其中特别以李泽厚、汤一介、张立文、蒙培元、牟钟鉴、陈来等的相关工作最令人瞩目。这些学者重建儒学理论的视角和进路各有不同,但他们思考的核心课题是一样的,亦即传统儒学与当今时代的关系问题,力图调动儒学资源以应对时代的挑战。他们都努力透过重新阐发传统儒学的一些核心价值及其时代相干性,以说明儒学的价值系统回答现代世界所面临之各种问题的可能性。以陈来的仁学本体论为例,其一方面透过儒学史的梳理和整合,建构起新的儒学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同时也说明了儒家仁的理念与自由、平等、公正、和谐等现代价值的内在联系,试图“以仁为基础、为依据而展开现代社会价值”。陈来强调儒家的价值偏好,如“仁爱高于一切,责任先于权利,义务先于自由,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以及天人合一高于主客二分”,均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立场。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儒家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和普遍性。相反,基于“多元普遍性”的立场,我们必须肯定儒家价值的普遍性。事实上,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危机,根本无法仅靠西方现代性价值——自由、民主、法律、权利、市场、个人主义去解决,儒家的价值系统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可以成为解决各种时代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不难见出,儒学在新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努力突破一元主义的普遍主义立场,正视并肯定儒学价值体系的独特性及其普遍意涵,不再只是被动的论证儒学的价值体系与现代西方价值的相容性。换言之,儒学在新世纪的努力方向,乃是试图透过创造性的诠释,以使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儒学获得全球化的普遍意义。事实上,这与海外新儒家目前正着力阐述的“全球在地化”问题,遵循的是相同的思想逻辑。

  

   在文化自觉的背景下,儒学的自我更新与理论创造也可能以一种更为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形式表达出来。由曾亦、郭晓东编著的《何谓普世?谁之价值?——当代儒家论普世价值》(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一书, 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青年学者对儒学价值之极端保守的理解和定位。他们基本上是在中西对立的格局下,否认近代西方发展出来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的普世性,甚至认为所谓的普世价值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和幻想而已,只有儒家讲的礼义廉耻、人伦等价值才是真正普世的。在他们看来,“五四”以来现代新儒家努力证明儒学与自由、民主等价值的相通性,本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西化,并由此对现代新儒家提出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不久即演变为所谓的港台新儒家与大陆新儒家之争。在全球化、多元文化相互渗透的时代,上述立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其内在的困难,有学者即质疑其带有明显的沙文主义的倾向。

  

   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到,儒学在新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日趋多元,儒学内部开始出现分化。就未来儒学发展的可能型态来看,学界目前已有各种不同的提法,并且也有相关的论著问世,如政治儒学、制度儒学、情感儒学、生活儒学、现象学儒学、自由儒学、社会儒学、文化儒学、经济儒学等等。

  

新世纪以来的儒学重建,另一重要表现即是各地自发形成的民间儒学的再生运动。儒学的真正生命在民间,民间儒学的深入开展是新世纪以来儒学重建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首先我们看到城市小区儒学、企业儒学有了可喜的发展。四川成都融信恒业投资有限公司,即努力通过集体诵读儒学经典、邀请儒学专家对公司员工进行文化培训、举办以儒学为主题的企业文化活动等形式,推进企业文化的建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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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孔学堂》杂志2018年9月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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