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嵘均:网络虚拟社群对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的影响及其治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6 次 更新时间:2019-05-27 22: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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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嵘均  
即一种自律性规范,它们既不具有法律效力也没有强制力,而只是通过网络使用者自我约束的方式来维持效力。这种发展观的基本观点在于:网络文化是一种秩序化的虚拟实践成果,其治理模式本质上是在网络空间内生成虚拟行为规则并以此来保持一种有序的网络虚拟实践状态。这一理论范式反对国家和政府对网络文化的管理,被称为“网络无政府主义”(cyberspace anarchism)。也在此意义上,约瑟夫·比格尔(Joseph Beagle)认为:“互联网作为一种制度机制的真正力量,在于其政策形成的特点旨在呼唤个人的自由感。”(61)然而,这种“网络空间本位”的网络文化发展观已遭致了诸多质疑,认为互联网自身无法实现秩序,需要国家或社会的管控;否则,网络虚拟空间与网络文化将会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或处于不可控的状态,由此形成了与网络空间本位观相对的网络社会本位观。一般而言,这一观念基于如下原因:一是网络空间或称虚拟实在,在其本质上仍然是对现实世界的虚拟;二是网络社会实际上是信息社会发展到网络化阶段的一种现实性社会结构形式,网络文化不过是社会文化的一个亚结构;三是作为一种秩序化的网络虚拟实践成果的网络文化所衍生出来的无序现象不仅可以妨碍网络虚拟社会实践的正常进行,而且对整个社会生活造成了直接影响,网络空间中的行为及其越轨性的判定仍需适用现实社会中的准则或价值判断。

   第二,国家或社会对于网络虚拟社群的管理应该着力于建立政府主导的基本信任或认同的权力与反应性之间的平衡。网络虚拟世界的匿名性、自由性和身体缺场模糊了真实生活与机械模拟、客观呈现与主体幻觉之间、飘忽的情志与自我的硬核之间的边界,最后还有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边界,从而也最终祛除了他者的“真实存在”,“我们在赛博空间中就再也无法遭遇到真实的他者,再也无法触摸他者的血肉之躯”。(62)一方面,可能造成意识形态价值工具主义的同一性暴力。德里达就此表达了他对那种没有能力尊重“他者的存在和意义”的现象学与本体论哲学的担忧:将会变成一系列暴力哲学,从而也可能使整个哲学传统在境界的幽深处与同一者的压迫以及极权主义沆瀣一气(63);另一方面,产生超越现实束缚的安全感与心灵自由而毫无负担和压力地参与政治讨论,形成支持或抨击的舆论力量,产生政治效能感。齐泽克深刻揭示了虚拟与现实的二元生死较量中形成的所谓“赛博空间理性”,“这一与肉体命运纠结最深的悖论以及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表达了虚拟影像对肉体的折磨以及赛博空间所开启的对于未来的无限选择的忧虑”。(64)因此,对网络空间的管理是困难的、极具挑战的,并且不一定是有效的。这样,就要求国家(政府)与网络虚拟群体之间建构起适当关系,许多发生在网络外部的协同努力通常需要受到政府更严格的控制,将非政府组织更紧密地与公共机构联系在一起。

   就网络虚拟社群的治理而言,协同即意味着改变“大政府、小社会”的传统治理模式,建立国家(政府)主导下的层级模式与扁平化、分散的网络化治理模式的生态结合。网络需要掌管,而管理者的角色由公共部门来承担是最合适的,因为公共部门既拥有国家的广泛资源,又被赋予民主的合法性,促进效率与价值的统一。就治理结构而言,“治理意味着国家与社会、市场等主体以新的方式建立起互动关系机制,强调公民参与,主张多层次、去中心化和多中心的治理结构,认同并倡导等级、网络和市场的组合及相互渗透和多种层次治理与多种工具使用的并存,而层级制保证了制度性产物的有效供给。关于这一治理结构的理论表现出两个并存的取向:以各种形式进行分权,以实现行政过程中的民主决策和参与执行,以期价值得到维护;以各种治理方式及其组合应对治理对象的复杂、动态和多样性质,以期效率的实现”。(65)“每当沟通的媒介降低了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成本,可能就会有更多人将资源聚集起来、与他人分享。而文明的历史,用一句话简单地归结就是:更多人以新的方式聚集、分享资源。”(66)然而,现代治理范式所强调的是多主体协同性和公共服务提供的多元性,却并非排斥国家的功能和政府的权威性,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传统公共行政范式所难以应对的“效率—价值”悖论与单一层级的价值缺失。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和政府应该被重新带回到关于协同治理的讨论中,因而也并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空洞化”。我们可以理解,现代治理理论在其具体的理论主张,何以也会出现由极富后现代意义的“没有政府的治理”演变为“向国家的回归”,国家(政府)重新被置于“元治理者”的位置。现代治理理论的一些基本主张并非是与经典公共行政学范式的彻底决裂。就此,斯托克等批评了那种“多水平、非等级化、协商和无关政治的,包含了公私网络和准自治执行机构的治理”理论,并指出,若将政策制定的动力学理解为无关政治的,或将政治理解成无关权力的,那么,治理的观点中将失去了一种可持续的东西;而如果将社会选择的动力理解成与政治的或管理主义无关,那么治理的观点也将可能是错误的。(67)治理理论家提出的网络治理、多层次、多主体治理概念在“取代”国家的“秩序功能”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远远超过了其在取代“公正功能”方面的成功。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治理理论所主张的分权或“去中心化”,同时也意味着揭示了分权化倾向的可能缺陷:那种所谓最彻底的集权或分权一般地都可能是发生在治理状况最糟糕的领域。(68)因而,即便是公民参与所发挥的正面作用也并非是无条件的,而是需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导致决策的效率和效果。(69)因而,需要强调的是,治理的民主功能应该是促进政府进行有效管理的能力提升,协同治理作为一种区别于等级制和市场化的一种治理模式,多元化的参与者及其相互之间平等的横向联合,协商与参与的广泛性以及公私权力的分享、网络虚拟空间的自我管理,将对政府协同各个参与主体间关系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扩大虚拟社群成员参与机会时,需要建构政府主导的网络动员机制,促进自发性网络政治动员与政府网络政治动员二者之间的对称性发展,促进虚拟和现实、虚拟政治和现实政治之间的良性互动。

   政府治理自发性网络政治动员以及参与者互动的基础在于信任与双赢。国家和政府应保证向虚拟社群等社会团体分权并扩展其民主政治参与的角色或路径。然而,由于网络参与者并不一定认同网络的共同目标,其间的权力分布并不一定总是平等的,而且害怕失去权威和影响力,来自公共部门和大型企业的参与者通常不愿意处理权力不平衡问题,且政府可能与生俱来地不擅长交换信息及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70)在这样的情况下,信任机制很难建立起来,而信任是影响网络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之一。(71)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建立起这种信任的机制?进而在此基础上促进虚拟和现实之间的良性互动?

   拓展政治参与需要考虑权力与反应性之间的平衡,培育“理性—积极性”公民参与。阿尔蒙德在探讨“公民文化与稳定的民主制”这一问题时,指出“理性—积极性”模式所受到的政治行为研究理论的质疑,进而提出“维持政府权力和政府的反应性之间的平衡”以及维持由之衍生的“共识与分歧之间的平衡,感情倾向和感情中立之间的平衡”何以有助于理解那种与公民文化联系的较为复杂的政治态度模式更为适合民主的政治制度。(72)尽管阿尔蒙德的这一研究同样遭致了众多批评:阿尔蒙德把以公民文化研究政治文化具有“明显的道德价值判断的倾向”从而存在着“当时西方政治学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和可能存在的理论问题”,“公民文化”将“政治文化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引导上了阐述民主政治如何稳定运行的特定目的,而且这种民主政治的类型也是特别指定的。这就给我们理解政治文化的性质,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客观作用,发生演变的条件和原因,以及与制度的关系等,带来相当程度的片面性”。而其对于政治文化与制度结构之间的关联性这一研究目标的理论阐述同样是不成功的,不仅“在客观上把政治文化看作了相对稳定的自变量,而忽视了文化的可塑性和变化”,而且忽略了“政治结构对政治文化的反影响力,或者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73)例如:卡罗尔·佩特曼就质疑“公民文化”与政治系统的关系,认为政治文化更可能是政治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物质主义者杰兹·威尔特更认为文化只不过是依附于内在事实的外在符号。(74)然而,其关于“理性—积极性”公民参与模式以及“权力和反应性”之间的适当平衡对于我们如何拓展与把握网络虚拟社群的政治参与行为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其一是如何恰当地发挥政治参与的制度有效性和理性参与的有效互动机制。笔者认为,建构一套完备或比较完备的程序化机制保证公民在利益受损时有清晰可循的路径来表达诉求,同时也要建构“程序之规范价值”与“程序之有效价值”、目的理性与程序理性之间相统一的政治生态。其二是与虚拟社群治理相适应的参与型公民:既有着积极的政治态度与对于政策建构的影响力,也有对于政治制度体系结构和主流价值的认同与信任。通常而言,无论是现实社会还是网络虚拟空间,通过特定社群所表达出来的矛盾或事件最终都可能被有意无意地指向政府,因而,虚拟空间中,事件关联方的沟通在相当程度上即被化约为事件关联主体与政府的沟通。这种沟通既体现公民参与的影响力,也需要政治信仰和对主流政治价值的情感认同。基于此,才能确切把握阿尔蒙德所强调的应该保持着“权力与反应性”间的恰当平衡,特定的社群在获得参与政治决策过程或机会时,并非意味着完全摧毁政治上的“臣民”取向和情感。阿尔蒙德强调,现代参与型公民文化的特点应该是村民、臣民参与者角色之间的平衡,而在一种接近于公民文化的政治文化中,政治态度的模式在某些方面不同于“理性—积极性”模式。具有融合性的公民文化,其“跟较松散的传统权威模式想联系的取向,并没有被更确切的新政治取向完全取代”,而“较积极的参与者角色并没有取代消极的村民和臣民角色”,“在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而扩大普通人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机会时,就不能完全摧毁政治上的臣民取向”。(75)为此,具体而言,一方面,政府或国家应该正确辨析并区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培育公共领域,提升驾驭虚拟空间政治事件或应对网络公共危机的能力;及时总结网络政治参与的成功范式与经验并予以规范化和制度化,把通过虚拟社群推动的基于公共意志或公共利益的宣传、评判、论政、监督、互动等政治参与方式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体系有机连接;强化各级政府对虚拟社会的服务、管控、引导意识和自身的责任意识,拓展信息公开途径和方式并关注网络动态,保障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促进网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网络虚拟社群成员身份的不稳定性形成的网络虚拟流动特性和虚幻想象性,可能被一些不法势力和不法分子利用来进行网络欺骗、政治控制以及意识形态控制,从而造成一些政治安全问题,因而国家(政府)需要不断进行网络虚拟社会管理创新,遵循网络论政、监督和互动的行动逻辑,即从虚拟空间走向现实空间、从话语行为走向实际行动,从而不仅促进二者的良性互动,而且使得通过公众的理性批判和公开辩论而获得合法性的公共权力系统以及通过公开讨论和辩论实现对公共权力系统的监督与批判的公众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第三,现实社会本身的治理应该着力于那些虚拟社群敏感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从政治文化生成与变迁的根源性意义上看,虚拟社群的存在及其对于政治系统的异化不仅仅在于虚拟空间自身的自律管理和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且有其更为深刻的现实社会历史根源。中国社会结构及其生态的变迁,不仅造成利益结构和利益群体的结构分化,同时也促发了公民要求拥有平等政治参与权利和自身价值的实现意识,从而推动了边缘群体通过政治参与以争取利益表达机会的愿望与行动。然而,制度运行中仍然存在着的治理工具化倾向往往可以轻易地扭曲制度的设计初衷,致使表面上类型多样的政治参与在实践中往往“形式化”,难以实现利益受损公民的政治参与愿望和利益表达。在政治领域,“政治权力的流动在改革过程中始终被限制在体制的边界之内,并没有与社会或者市场发生实质性关系,一方面避免了核心权力在改革过程中的过分溶解而导致的改革失控,引致国家离散、社会动荡,但另一方面,可控改革的推进使位于体制内核的权力精英逐步成为主导改革的‘政治内部人’(political insider),(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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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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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7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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