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嵘均:网络虚拟社群对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的影响及其治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5 次 更新时间:2019-05-27 22: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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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嵘均  
而正是这些一般的社会价值观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着调节政治争端的作用;另一方面,其又可以在一般的社会态度与政治态度之间建立转换的关系机制,即在社会态度基础上发展出政治态度,并由此建构社会基本初级团体结构与政治结构的紧密融合,而正是这种紧密的融合导致了政治体系的一致性。一般而言,“所有政治体系的绝大多数成员都生活在社区的亲密团体(intimate groups)之中,并在其中发展、发现和表达他们的情感和愿望”。(51)这样,原本处于政治体之外的一些初级群体中的普通成员的追求、需要、不满和愿望就得以输入政治体。但是,“那些由于不同原因的政治体系而未能密切地跟社区结构相结合的国家,人们的要求和情感不能顺利地流入政治体系,因而政治体就可能不了解其成员的实际情绪和需要。人们可能在情感上回避政治体系,或者,他们与政治体系的关系只是被动地接受极端主义的胡作非为”。(52)

   其次,我们探讨网络虚拟社群对政治生态的异化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存在于网络虚拟社群中的群体同质化趋势或群体极化现象造成对社会的离心作用,从而异化文化价值认同与文化凝聚。在网络空间中,个体网民往往假以群体存在来规避个体意见可能招致的风险,因而多数对少数的同化是普遍存在的一种意见聚合模式。然而,过于同质化的圈内舆论可能危及政治生态的稳定性。“通过社会影响和说服的机制,成员向圈内讨论时可能预见的结果靠拢,小群体意见趋同和走向极端化,从而增加社会分裂的风险,过于极端化的小团体很容易把他们的主张推向不受理智约束的边缘,从而使社会失去对他们的控制”(53),从而使得“真实世界”中的一些社会规则在网络空间无所适从。网络信息的圈内传播和信息获得的非均衡性所造成的群体极化现象产生社会政治价值的离心作用,从而影响文化价值认同与文化凝聚,并从虚拟走向现实,引发群体性事件,冲击政治体制和政治秩序;意识形态权力采用符号形式渗透入社会文化结构,不仅在深层导致个体形成虚假的价值认同,而且在表层瓦解集体意识的统一性。“价值的缺失在个体心理的层次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而使得‘个体对社会的归属感和依从感彻底地崩溃了’。”(54)政治问题所蕴涵的价值取向与网络虚拟社群中文化成员普遍持有的政治价值的偏离程度,直接影响着网络政治舆论的规模。现实空间的改造必须通过现实空间来实施,将网络空间里汇聚的巨大力量导入现实空间,可以形成足够的政治压力,由此敞开政治对话窗口,所以网络政治动员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空间。(55)

   2.网络虚拟社群所蕴涵的放大效应与过分的政治动员以较强的解构性冲击着国家或政府对于信息的控制,可能改变着政治文化的背景形势,导致民主政治的不稳定。一方面,世界格局中的一些事实差异通过虚拟社群得以放大或扩散,从而使得一部分人在国际社会制度文明和民主观念的矛盾与斗争中的政治态度与情感被纳入西方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逻辑,民族国家的政治安全可能不同程度地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和冲击,或者是导致社群中的一部分人不注重政治文化的学习和修养,政治忠诚感和归属感淡化,从而危及政治合法性、政府威信和公信力。另一方面,互联网创造了公民对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但网络社会可能是一个舆论更为分散的社会,而舆论的过分分散将不利于社会整合,其导致的结果是正面的积极的政治动员以及对大多数的动员变得更为困难;或者是这样的倾向,随着知情能力和评论能力的提高,他们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介入程度越来越高,而这种介入程度的提高反过来又促使公民在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形成一种事件的高关联度与非理性的耦合,导致利益相关驱动下的非理性“问题化”参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应对也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发展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悖论,即:在一个被认为是高度权威统治的政治体系中,将非政治性经验扩展到政治中去可能受到阻碍,相反,如果政治社会化的媒介存在于一个缺乏权威或分裂的政治体系中,所产生出来的感情就可能是疏离的感情,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不可能转化为政治上的信任。因而,过分的政治动员或政治参与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危及政治体系乃至社会秩序的稳定。因为强烈的政治投入会增加政治的风险,滋生带有所谓救世精神的民众运动,而这种运动将导致民主政治的不稳定。

   3.虚拟和现实之间转换使得政治文化建设的社会环境更趋复杂。网络空间是一种既真实又另类的异位空间,即蕴涵着冲突和矛盾的终结性空间。这一空间既对真实的物理空间进行模拟,也对真实的物理空间产生质疑。异位空间并非是单纯想象的虚幻空间,而是真实存在的境域,因而可能也是“作为‘反场所’来发挥其社会作用,并使我们本来矛盾百出、麻烦不断的社会存在的某些方面,产生出具有推论性意义的空间”(56),它在两个方面使得政治文化建设的社会环境更趋复杂。其一是消解了政治信任的社会基础氛围。网络虚拟社群所蕴涵的虚拟与现实之间转换的流动性、差异性和虚拟性,加剧了人们的信任危机,而社会价值观的缺失又构成了政治文化和政治秩序化的社会环境阻滞因素。其二是由于网络虚拟空间可能是现实社会的政治诉求压抑后的一个替代途径,且具有匿名性的特征,因此,由于遭遇社会挫折感或在政治参与和社会纵向流动中受阻,或者由于政府权威的扩张以及政治系统输出功能的扩大滋生的权力异化,都可能导致网络虚拟空间中的相关政治感情和政治行为的表达容易情绪化乃至极端化的政治舆论,包括直接或间接针对国家政治系统的极端政治言论以及对于精英政治和精英文化的贬斥,网络暴力和网络舆论的异化倾向日益严重。因此,网络虚拟社群作为存在于网络虚拟空间中或者本身即是一个相对缩小了的虚拟空间,也“不只是用自身的规范、文化和实践创建了一个新型的分隔空间,它本身还可能是一种帮助创造产出性混乱环境的交流媒介,而这个所谓创造产出性混乱的环境,就是向我们的社会互动和社会存在方式提出新挑战、提出新的可能性的交替排序的网络空间”。(57)因而,有效的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并不是最大限度的实用主义或激情,而是一种对于政治制度的“体系感情”式的政治责任。

  

   三、对于网络虚拟社群异化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的治理

  

   在文化的视阈中理解网络虚拟社群的特征,可以把与网络虚拟社群相关联的成员虚拟生存与虚拟认同等置入更为广阔的文化审视境域,而其对于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的同化异化的双重作用,本质上内在于以虚拟技术为物质基础的文化精神活动和文化生活过程以及基于这种活动与生活过程的价值观念重构。这一文化审视视阈的意义在于:不应该把与网络虚拟社群密切相关的文化存在看作是与现实社会生活相并列的一种生存方式,相反,恰恰应有其深刻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历史根源,并由此显示出其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影响与价值。这样,一方面,无论是卡罗尔·佩特曼还是杰兹·威尔特对于阿尔蒙德的公民型政治文化理论的批判或质疑自身即存在着方法论问题:前者质疑“公民文化”与政治系统的关系,并认为政治文化更可能是政治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而后者作为一个物质主义者更认为文化只不过是依附于内在事实的一种外在符号(58);另一方面,互联网虽有自组织功能,但网络文化建设并不是由网民个体“自动”完成的,虚拟实践虽以“群”为基本形式,但网络文化建设也不是在群内自行解决的。同样地,尽管网络文化建设最终还是要经由网民实践并在网络群体内得以实现,但虚拟社会仍然需现实规范与治理。因而,特定的政治系统是由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相互作用的结构,网络虚拟社群的发展所导致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的异化即是对政治系统的异化,而网络虚拟社群的文化特质及其对政治系统的异化可能意味着国家、政府、社会治理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基于此,需要首先予以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网络虚拟空间的文化建设是应该基于网络空间本位抑或是作为一种现实性社会结构形式的网络社会本位?进而说明虚拟社群所致政治体系异化的有效治理何以应该是一种多主体协同治理?这一治理范式的原则机理是什么?

   互联网技术和虚拟实践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与生存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延伸并影响着现实世界。第一,网络虚拟社群基于个体和集体、虚拟和现实的自由流动性和矛盾张力构成网络虚拟社群文化悖论特征,即虚拟空间本位与社会网络化逻辑的冲突而导致自我规范意识与他律机制的双重弱化、虚拟认同及其价值实现与现实认同的僭越或冲突、虚拟实在非现实的主体性与网络文化自我殖民之间的悖论的根源,并进而导致网络虚拟社会的群体分化日益明显,不仅出现了自我管理的要求和倾向,催生出网络虚拟社会管理所需要的公民意识,而且削弱了网络虚拟社会传统管理方式的权威性与有效性。第二,虚拟社群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组织形态具有扁平化、去中心化特点,“人们在网络平台上进行的是信息即时的获取、灵活的结盟与随时的转换,任何固定的结构都无法胜任这一根本看不到任何确定性希望的使命。在这样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网络社会中,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分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政策问题建构权不再由某个中心掌握,而是呈现出散点分布的状况”。(59)由此,信息处理或信息主导方式不再是处于社会治理中心的精英或传统成员,逐渐丧失了对于信息的垄断性控制,并进一步改变了传统的时空结构,物理空间或场域不再是政策问题建构权的障碍,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分配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并从网络虚拟世界延续并影响着现实生活世界,持续地受到虚拟世界人们的意见或意愿的影响,“可以相信,这种散点分布不会长期地限于网络所构成的虚拟世界中,它会影响到现实世界,促进现实世界的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去中心化’”。(60)这样,以下两点可以获得确证:一是网络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之间存在着对应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并非是线性的。网络虚拟社会所有虚拟实践活动的虚拟性,很大程度上是现实社会中各种实践活动在网络空间里的延伸或者映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深刻地指出,虚拟实在与传统现实之间并非存在着截然对立,虚拟现实的技术性实现只是延伸了现实的逻辑,而虚拟空间中的社群或成员角色是现实个体投射的主体化产物。虚拟社群管理应以现实社会矛盾和风险为切入点而与现实社会管理融为一体,而其有效性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现实社会管理对各种现实社会问题的消解程度。因而,就网络虚拟空间以及处于其中的网络虚拟社群的管理与文化悖论而言,无论是单纯的“自我管理模式”还是“政府管制模式”都具有片面性。二是传统工业社会中的那种只基于“主—客二分模式”的垂直线性管理方式被离散的、水平延拓模式所取代,形成了多元文化共存且合作互动的政策问题建构场所。“中心—边缘”社会结构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国家与社会治理模式也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的社会治理中心也将失去控制国家乃至世界的能力。“去中心化”治理,形成全社会多成员广泛参与的多主体或多中心治理,从而对现实社会中的国家和政府管理或政策建构发生深刻影响。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网络虚拟社群所致政治系统异化的治理应该是这样一种多主体协同模式:网络虚拟社会的自我管理、国家或政府对于网络虚拟社会的治理以及现实社会治理的统一及其相互作用,以促进虚拟和现实之间的良性互动。

第一,网络虚拟社会的自我管理需要坚持以自律为导向的文化自觉。互联网时代的虚拟空间,其秩序机制不同于现实世界,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有其自创生或自组织功能,并以它自身的方式生长着自身的规则与机制,共识和自律是其有序运行的基础,自治构成网络的灵魂。因而,网络政治文化和网络政治文明的形成或建设被视为一种伴随着网络虚拟行为规则而生成或网络虚拟实践有序化的内生过程,即一种“网络空间本位”发展观,强调网络文化和网络文明自我发展的有效性,而质疑现实法律规则在管理电子空间和网络文化的可能性和合法性。因而,网络对一切愿意参与网络社会交往的成员提供平等交往的机会,同时应该遵守网络共同体的所有规范并履行一个网络行为主体所应履行的义务。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即提出所谓“互联网Cod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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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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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7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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