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嵘均:网络虚拟社群对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态的影响及其治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1 次 更新时间:2019-05-27 22: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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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嵘均  
网络虚拟社群在政治紧张时不仅是可以利用的资源以增加自己影响国家或政府的能力,而且也是减少对政治制度体系过度依赖的手段,从而实现对政治的责任意识和对政治的节制或超脱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是一个成功的民主制度和维持政治体系的稳定性所需要的;对于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威而言,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匿名性和去中心化等诸多特点,则降低了网络被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威渗透和控制的可能性,这样,网络虚拟社群影响政治活动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不仅得到了充分实现,而且也提升了网络政治动员的组织化程度。

   3.促进初级社会结构、情感态度与政治体系的一致性与责任取向性的政治心理和政治生态的形成。相对于特定的政治体系而言,网络虚拟社群是一种初级社会结构,这一结构的政治参与可以促进其自身及其情感态度与政治体系的适应性关联。一方面,它有助于培养政治责任感与情感性政治认同。一般而言,为网络虚拟社群所广泛关注与持久讨论的都是一些与社会成员联系密切又十分突出的社会现实问题,若现实政治体制不能从整体上或制度化协调各方面解决问题的政治诉求,则可能从反方向上推动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意识的发展壮大,以寻求体制外表达的特殊方式而诉诸虚拟空间并寻求自身权利的行政救济,因而网络虚拟社群在联系群众、化解社会矛盾、接受监督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35)而这一参与方式却恰恰可以引发和促进政府权力与反应性之间建立平衡机制并使问题获得有效解决。这样,人们不仅感受到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而且也增强了自我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情感认同,这是因为“稳定的政治责任感的形成,可能取决于政治体系有没有能力产生能够满足体系成员期望的输出。”(36)而“从民主政府的输出来看,非合作性质的、完全靠个人努力去发挥的影响,其结果只会导致政治体系功能失调,导致每一个个人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或者是社会动乱的结果”。(37)另一方面,网络虚拟社群可以促进一个发散型结构的个体和社区与政治结构之间的融合,并进而促进个人追求、需要和期待等有效地从初级团体流向政治体系。虽然这并非意味着网络虚拟社群的成员将其全部资源投入更大的社会系统,但是却也强化了网民个体与政治体之间的联系,因而这体现出了一种高度政治化的观念以及合作的行动和能力,从而有助于政治影响力和政治秩序化的有效实现。

   4.推动政治行为与政治体系结构协调一致而建构起理性(38)平衡的政治文化。网络虚拟社群中成员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形态应该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随着参与经验的累积,信息资源信息流转的开放性和互动性环境可能颠覆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念,为转变创造了一种新的媒介,这种环境推动政治文化的理性生成。一般而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明显的非理性化倾向,追求人治理想和权威主义。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虚拟空间中公民拥有足够的信息资源对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并不断修正和丰富自己原有的思想,提高网络政治参与者的学习能力、认识能力和辨别能力,使得其对政治事务的认识和理解渐趋理性,优化和提升了政治效能感。在这种由非理性向理性的转换过程中,一方面成员形成了新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维持积极性和消极性的平衡;另一方面政治体系的运行在权利和反应性的张力中维持权利和责任之间的平衡。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把虚拟社群纳入特定政治体系的运行中,不仅可以促进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的结构协调一致,而且由于参与行为的有效而使整个体系更为稳定。

   其次,我们探讨网络虚拟社群政治文化的异化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虚拟实践中的“群体极化”(group-polarization)和“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对政治文化发展的异化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存的政治体制及其规则和精神提出新的挑战,造成价值认同信仰危机;二是形成网络多数暴政。就“群体极化”而言,依据凯斯·桑斯坦(Cass R.Sunstein)的理解,该词所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形:起初存在于社群成员中的某种偏向,经过聚合后,更倾向于某一确定方向,从而形成更加极端的观点”,而“新技术特别是互联网,使得具有相同观点的成员聚集在一起,越来越容易地孤立他人或容易使他们听不到那些不同的观点。由此,他们即培育起群体极化的基础,从而构成民主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危险”,并认为在群体极化的过程中,有三个重要因素:“有说服力的论点和信息、社会比较以及信心、确证和极端主义。”(39)而“沉默的螺旋”理论,则是由伊丽莎白·诺尔—诺伊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提出的;该理论体现了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人们对“意见环境”的认知心理三者相互作用的舆论形成机制:经由信息得以公开与广泛传播的意见被当作“多数”或“优势”意见被认知与评价,由此带来的压力或安全感会引起人际接触中的“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的螺旋式扩展过程,最终在网络空间或虚拟社群中形成占压倒性优势的“多数意见”——这些因素或机制在虚拟社群中的运用形成网络多数暴政。当前,中国的“网络民主”(cyber-democracy)极大地拓展了民主含义及其实践领域,然而也同样潜蕴着一般民主实践中“多数人暴政”的悖论困境,即“部分网民利用网络空间形成强势的网络舆论,对他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抨击和鞭挞,从而影响他人正常生活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40);而当这些因素或机制被运用到对于政治体制及其规则的认知或中西政治文化比较时,可能形成对现行政治体系和主流文化价值的贬抑性判断与评价或导致“个性政治”现象,从而造成价值认同信仰危机。而这种与现存政治体系与社会主流文化价值的疏离或者对西方文化价值和西方思潮的追逐都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

   2.网络虚拟社群的运作逻辑对政治认同的异化作用。其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造成传统意义上国家或政府通过意识形态和民族意识教育来强化国家认同并树立政府权威的做法面临着失效的风险。在网络时代,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政治认同的公域空间的自由性、信息渠道的开放性与时空环境的多元性、易变性,使得国家等政治体无法再通过垄断信息和有意识地利用大众传媒来影响民众的认知和判断以塑造他们对政治体系的忠诚,而由此造成了公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也日趋淡薄;而且,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由于不存在任何单一的标准,具有不同风格和价值的虚拟社群都能参与到网络公共领域活动,这催生了公民全球化理念和个性的张扬和批判意识的弱化——对此,齐格蒙·鲍曼表达了深切的忧虑:“既然没有办法确立一种更好的世界观,那么,唯一的策略便是对各种世界观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承认这样的一个粗陋事实,即世界观是无限多的,它们之间缺乏通约性。一旦意识形态被认为无所不在,且一切均为意识形态,那么,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将不再被认可,于是社会反思的工作便告终结。”(41)二是由网络空间信息弥散性特征所导致的社会治理和国家组织权力结构的扁平化以及政治权威的流失(42),也同样造成了民众在政治认同上的困境并进而对政治认同和政治生态产生异化作用,其结果是导致权力与责任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并由此失却了政治文化应承当二者平衡的政治功能。也就是说,即使网络虚拟社群可以成为政治社会化的一个渠道,也只是有效地培养了公民参与的态度,却不足以造就社会信任和感情上对政治体系的责任意识,甚至有可能呈现出一种无序化的特征或者是基于自身利益诉求而缺乏对整体政治利益的理性认知。

   3.网络虚拟社群从感性层面消解人们的政治信念、政治热情和政治稳定并进而异化了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由于普遍的理性化而造成的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味,意味着不断地压抑冲动。”(43)然而,网络文化的消费性、娱乐性以及虚拟性特征,却为社会公众创造了宣泄冲动的可能性,从而导致网络虚拟社群成员的言论与虚拟实践行为有着鲜明的非理性特征。这种未经控制或没有被整合进社会结构的非理性冲动,如果强行闯入政治生活则是危险的,“因为大众民主的选择装置在那些理性指导必不可少的地方为非理性打开了大门。因此,民主本身产生了它自己的对立面,甚至为其敌人提供了武器。在此,我们再次碰到了在别处被我们更精确地描绘为‘消极民主化’的过程”(44),或者成为政治动员可资利用的消极因素,“如果社会的政治安排中的薄弱之处——暴力可以在此立足——不总是吸收那些存在于人类精神之中的非理性冲动,那么,这些冲动便会不是为了发泄就是为了创造文化价值而转入其他领域,因此,它们有可能被动员起来达到暴力的目的”。(45)这样,不坚定的政治信念、非理性的或者说情绪化的政治热情极易造成政治失序和社会失范,这不仅影响着政治的持续稳定发展,也对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产生异化作用。

   (二)就虚拟社群对于政治生态的同化异化作用方面而言,我们首先探讨虚拟社群对政治生态的同化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网络虚拟社群对文化同一性与文化共享空间的同化作用。齐泽克指出,“在由一系列传统价值统治的封闭社会中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政治冲突意指有结构的社会机体同‘没有部分的部分’(part of no part)的张力”。(46)据上述,我们可以认为,在特定的意义上,处于与特定社会结构形成的张力之中的文化是集体意识意义上的社会价值秩序运行及其价值目标的认同。“这种认同不仅源于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政治目标或者说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或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也源于一个组织的共同信仰或目标”(47)以及基于此上的文化共享空间或共同体。“在这里,必定存在着一个大家所感受到的价值核心,正是它作为共同体的重要价值而起作用。”(48)由此,同样值得提及的是,在这种文化心理机制现实化的过程中蕴涵着传统精神文化价值观的继承性、创新性和发展性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宏观操控性与微观文化力量变革。而这恰恰有利于文化同一性与文化共享空间同化作用的顺畅发挥,而这对于网络空间虚拟社群对文化同一性与文化共享空间同化作用也同样适合。

   2.网络政治参与的开放性和去中心性打破了体系层级和空间地域的限制而实现区域边界、政治控制、政治交互行为、媒介和意义纽带的同化与整合。网络虚拟世界可被设想为一个由区域划分的一系列小型网络空间组成,与现实物理空间也不具备确定的对应关系。然而,局部区域中的网络虚拟社群可以越过地理边界的局限于其他局部区域内的人或社群建构起虚拟的联系,从而加强了网民、社会群体、民间组织和政府组织之间的适应性联系,并形成纵横交错的多重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网络社团组织起来非常方便,地域几乎不受限制,成员也大多没有身份限制,从而大大扩展了交往的空间,网络社团的非空间组织形态,使其成员可以散布于各个地方,一个人也可以超越空间障碍生活在好几个网络社团里”。(49)网络政治动员启动时,依赖于网络“强链接”构建其一种“政治圈子”。这样,就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说明虚拟社群对于政治生态的这种影响:其一是打破了先在的空间区域限制,消解了从公共领域出发以实现对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的控制和调整这一政治运作环境的“中心—边缘”结构;其二是建构起公共领域的公共与问题表达机制,重新思考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关系并培育文化批判精神;其三是促进了社会力量或非政治性社会组织的兴起,改变了以“强国家—弱社会”为特征的国家与社会间的传统结构体系层级,形塑诺齐克意义上“最弱意义上的国家”以确定国家行动的合理界域,积累起基于信任的社会资本;其四是民族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界限趋于模糊,形成政治文化的国际比较、辨别与斗争。由上可见,基于虚拟想象或认同的共同体的形成所体现的正是边界、控制、政治交互行为、媒介和意义纽带的全面结合。

3.建构基于信任的政治秩序化的社会环境。网络虚拟社群要求的虚拟认同与身份建构可以成为信任的社会基础,因为“人们更愿意信任具有群体类似特征和相同群体成员资格的人,从而建立基于身份的信任”。(50)社会信任,一方面,其可以促进社会成员对于政治责任意识与政治的超脱之间的平衡而形成更为一般的社会价值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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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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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7年 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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