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马一浮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其特点

——在浙江大学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7 次 更新时间:2019-05-26 19: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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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 (进入专栏)  

   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叫国学讲座,那马先生讲什么是国学呢?今天有算命的“国学”,有赚钱的“国学”,今天国学这个名称在国内的名声也不太好听,因为什么人都讲国学,那就是有问题的。那国学是什么呢?这是前修不得已,在近代从日本借用的一个名词,就是旅日的那些如梁启超、章太炎等文化人因为不得已,面对西学的冲击之下,国人之学没有办法讲了,他们只有借助于日本人讲的“国学”这个名词,来讲我们中国的学问。

  

   后来就有人讲,国学是“一国所有之学”,这种解释,在学科上没有办法把它定义清楚,所以这个“国学”,现在教育部还没给我们“户口”。

  

   但我们之所以要讲国学,是因为在学习西方的肢解性的学科体系中,在今天的大学结构中,没有国学、经学的地位,没有中国本土学说的地位。你说文史哲,文史哲把我们的经学怎么放呢?你说《春秋左传》、《史记》只是历史系的吗?《诗经》只是文学系的吗?当然不是,《诗经》、《左传》、《史记》是文史哲都必须要学的东西。所以现在的学科,按照西方分化的学科分类,按照现在的学科制度,对我们本土的学说是十分有害的。

  

   近现代学界对国学是缺乏脉络清晰的,义理圆融的界说,导致国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隔阂。在抗战军兴的时候,马一浮先生出山讲学,《泰和会语》,《复性书院讲录》,讲国学。他说:“为诸生指示一个途径,使诸生知所趋向,不致错了路头”。针对“科学保存国故”的说法,他强调“活泼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国学大方向。因此,他认为要楷定国学的范围。世人要么以国学为传统一切学术,这就难免笼统之嫌;要么依四部为名,又缺乏义理导向,因为四部只是图书分类法。因此他重新“楷定”国学,非常有意思。

  

   他楷定国学其实就是六艺之学,其实就是经学。我们今天希望恢复国学,也就是恢复经学。因为经学在现在的学科分类中没有地位,而经学又是国学的源头。所以马先生解释我们两千多年来的一切学术都源于六艺、六经之学。他楷定国学为六艺之学,还讲清楚了六艺与先秦诸子之学、后世四部之学的关系等等。

  

四、哲理诗与诗性人生


   最后我们简单地说一下马一浮先生的哲理诗和他的诗性人生。他海纳百川,气象博大。他的最高成就,我们认为还是诗歌,尤其是他的哲理诗。他是本世纪中国最大的诗人哲学家。他的诗被方东美先生、徐复观先生称赞为“醇而雅”“意味深纯”。程千帆先生说他的诗非常了不起,比之于谢灵运、杜甫等等。

  

   马先生一生读书刻书,嗜书如命。苏曼殊先生说他“无书不读”,丰子恺先生说他“把《四库全书》都看完了”,朱惠清先生说他是“近代中国的读书种子”。当然他有他独特的书观,他认为书的文字、语言其实都是可以随说随扫的,“吾生非我有,更何有于书。收之似留惑,此惑与生俱。书亡惑亦尽,今乃入无余。”书籍、文字、语言乃至思辨,很可能肢解、拘束生命。圣人语默,不在言语文字上纠缠。因此,他常说要走出哲学家的理论窠臼。

  

   哲学家爱辩说,爱著书立说,但其实这些语言文字本身常常束缚了我们灵动的思想。所以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要找到语言来表达自己,但是思想、生活、本真不是能完全用语言和书籍能表达出来。所以无限的宇宙情调,人生的本真状态,无法用有限的知性和言辞加以表达。所以叶燮先生说:“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所以诗能空、能舍,而后能深、能实,把宇宙生命中的一切理、一切事的最深意义、最高境界,呈露出来。

  

   马先生一生写了很多哲理诗,我们认为是他的最高成就。宇宙、社会、人生,沧海桑田,变幻无穷。这都是无常。

  

   马一浮曾对画师说过:“无常就是常,无常容易画,常不容易画。”六经所述的就是中国人的常道,世界人的常道。所以这样一些东西很难体悟,我们在安静的地方去观群动,我们在微细的地方去默察流动不息的外在境界,所以这样我们能够看到世界的真常。因此马先生认为张横渠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些东西还是要我们去体验的。中国的诗学,一讲空灵,二讲充实。儒家讲“充实之谓美”,儒家道家佛家也讲“空灵的意境”。马先生的诗并不限于就诗论诗,而是透豁出诗歌这种微言妙语,它植根于性德的感通、存在的觉悟、生命的畅发,因此他特别注重融会儒释道三教来说诗与作诗。

  

   他继承孔子诗教的“温柔敦厚”之风,提出“诗以感为体”“诗教主仁”的观点,性德、心体之感通,自在无碍,丰富微妙,可谓“诗如风雨至,感是海潮生”。同时,他又融会了中土佛教思想,如通过华严宗“一真法界”之说,显出“一切法界皆入于诗”、诗与法界互出互入的道理;他还消化了天台宗的一些思想,也消化了禅宗的思想,特别是禅宗的“截断众流”“随波逐流”“涵盖乾坤”三句,也用禅宗的讲法来讲诗论。

  

   综合言之,马先生已然参透、融通儒佛道之思理境界,所以他的诗歌博大深纯,精微畅朗,不是一般世俗诗人可以比的。他是真正的诗人,一代诗哲。

  

   总之,人们向往一种诗意的境界。本真的生存乃是诗意的。马一浮的诗,不仅儒雅、豪迈、悲壮,而且他是以崇高的“仁”德为向度的,同时又有道禅的逍遥、机趣、空灵、澄明。他曾经为熊十力题了一副堂联:“毗耶座客难酬对,函谷逢人强著书。”三十年代挂在北平沙滩银闸胡同熊氏寓所。《维摩诘经》和《道德经》之后,佛典道藏浩如烟海,哲学的不可言说的境界,仍然要借助于言说而达成。诗的哲学与思的哲学之间的挑战和应战,还将永远继续下去。

  

   马一浮怀抱着以理想之美改正现实之恶的志向,希望众生转烦恼为菩提,飘逸之中又有入世关怀。所以在马先生的诗中我们读到了不可言说与言说之间、出世与入世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烦恼与菩提之间的矛盾。人生及其哲学总是处在无穷的矛盾之中。马先生的学问、马先生的一生、马先生的诗歌,大概可以帮助我们来解读并超越这些矛盾。

  

   我们知道马先生高洁的人品、醇而雅的诗歌、他的博大的学问,不是我们一次讲座就能说完的。我们细读马先生的书,它是灵动的,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很多做人做事之道!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请各位批评指正。

  

   (这是郭齐勇应浙江大学国际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浙江省文史馆邀请,于2015年6月12日晚在浙大紫金港校区所作的演讲。此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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