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世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世界银行对中国的两次考察及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0 次 更新时间:2019-05-12 23: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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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世芳  
可资对照研究。问题就在于更进一步总结我国体制改革的经验,并能提出较佳方案。”万里批示:“请转告廖季立同志,此件我看了很有参考价值,请发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各同志,并发劳动人事部参阅。”(13)“审慎而渐进式的改革”的建议意义非凡,后来这个改革路径被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之一(14)。

   虽然在1982年、1983年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争论激烈,经济体制改革一度历经曲折。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难以抑制地朝前发展,改革力量不断积聚。实践发展给体制改革施加了压力,也提供了动力。在不同发展思想相持的时刻,中国更加迫切地需要世界银行提供智力和思想资源以及国际经验借鉴。

   1983年5月底,时任世界银行行长克劳森(15)访华,中共高层不仅高度赞扬了第一次考察对中国产生的重要影响,而且主动邀请世界银行对中国进行第二次考察。5月25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会见克劳森时明确表示:“世界银行的贷款和有关中国经济的调查报告对我们的发展是有益的。报告中的许多观点,我们是赞同的。”(16)26日,邓小平会见克劳森时指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在本世纪末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建成一个小康社会,这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将是一个重要贡献。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我们要有正确的经济政策,不光是国内政策,还有对外开放政策。要争取国际上的帮助,其中包括世界银行的帮助,这是很重要的。世界银行可以在资金、技术和经济管理方面给予帮助。”邓小平明确提出,希望世界银行对中国给予帮助不限于资金,还包括技术和经济管理。当天,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会见克劳森时提出:“世界银行在向中国提供贷款和咨询、为中国培训人员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合作项目效果也很好。欢迎世界银行准备再次对中国的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并写出第二个调查报告。在这方面,中国的有关部门将给予大力支持”,“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提供资金很重要,但是为它们培训人才,对它们的经济政策提供咨询也相当重要”。(17)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直接提出了第二次考察的议题以及世界银行政策咨询的重要意义。对于这段历史和合作背景,克劳森表示:“本报告总结的这项研究,最初的设想可以追溯到1983年我访问中国的时候。在北京,我有机会同邓小平主任和赵紫阳总理会晤。在同他们以及其他卓越的中国领导人进行的讨论中,我对中国政府在国家发展方面的看法以及长期目标,获得了更多的了解。我们曾谈到要把中国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在2000年提高到800美元的全国性目标;我们也曾探讨中国的令人振奋的前景,以及在改革和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性问题。在北京的讨论中,我们赞同由世界银行就中国在未来20年中所可能面临的有关发展的若干关键性问题进行一项研究。这一研究尤其要参照国际经验,对于处理这些问题的某些可供选择的方案加以分析。”(18)

   (二)考察的基本情况

   第一次考察的成功经验和此后广泛的合作,使1984年世界银行组织经济考察驾轻就熟。他们依然派出强大的研究团队,很多专家是第一次考察的重要成员。第二次考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4年二三月间考察了四周,第二个阶段是四五月间考察了五周。与第一次撒网式考察20余个省市区不一样,这次考察选择有代表性的省市做详细调研。除北京外,只考察了三个省份:收入较高的沿海省份江苏、收入中等的内陆省份湖北以及收入较低的西北省份甘肃。

   因为有第一次考察合作的成功经验以及中共高层的高度重视,各相关中央部门、机构以及四省市官员和经济界人士向考察团提供了大量资料、意见和建议。这些单位主要包括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农牧渔业部、煤炭部、交通部、教育部、对外贸易部、劳动人事部、石油工业部、铁道部、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部、水利电力部、国家统计局以及一些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研究所。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还组织了一系列研讨会。

   与第一次考察一样,为确保考察的科学性和权威性,考察团充分征求经济学家的意见,米尔·布鲁斯、罗伯特·德来斯代尔等人或提出宝贵意见,或参加背景材料和附件撰写。为在有限的时间内使考察更加切实可行和少走弯路,考察团组织专家撰写《农村非农业发展问题:亚洲地区的经验和中国的前景》《城市化问题: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前景》等九篇背景文章作为参考材料。考察团考察的最终成果为一个主报告和六个附件。(19)

   从整体来看,1984年的考察相对于1980年而言,在考察程序上基本一致,但根据考察目的和内容的变化,在考察方式和考察对象上进行了调整。最大的特点是第二次考察的合作基础更好。尝到了第一次考察的“甜头”,又经历四年改革开放洗礼,参与考察的中方工作人员思想更加开放,少了1980年的疑虑和拘谨。对于世界银行而言,有了更多与中国合作的经验,相关专家此前已对中国经济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重点考察,并和中国学术界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的建议针对性和现实感更强,已不再停留于历史评价层面。

   (三)理论分析和建议

   1984年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从中国经济目标出发,围绕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及实现目标需要注意和把握的问题进行考察,并就此撰写考察报告。中国的最终经济目标是赶上发达国家,同时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使广大人民分享繁荣富强的果实。具体目标是在1980年至2000年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均国民收入从300美元左右增加到800美元。考察团指出,要达到这一目标,无论在发展战略上还是体制改革上都要掌握好方向。考察团主要从经济增长格局、经济管理、社会问题和政策等方面,就中国长期发展问题和对策作出阐述。

   1.关于经济增长格局

   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中国要在2050年赶上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必须每年递增至少5.5%甚至6.5%。这种高速度、长时间的增长世所罕见,成功的范例很少。考察团经过深入考察和数量模型测算认为,中国过去的发展速度令人鼓舞,1979年至1984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年增长率高达6.8%。如果能合理提高能源和材料使用率,到2000年人口能保持在计划目标的12亿左右,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和人均收入增长的目标可以实现,但要求投资占国民收入的30%。

   实现如此宏大的国民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增加目标,将出现怎样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增长格局,是一个核心问题。考察团强调,损害其他部门来发展工业不会带来迅速和有效率的经济增长,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支持农业,尤其不应忽视基础设施和服务业。与重工业、农业相比,中国的轻工业尤其是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小,发展空间非常大。因此,考察团着重强调发展服务部门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问题,认为其不仅是主要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有利于体制改革、吸收新的劳动力、降低农业人口比重。关键是如果更强调发展服务业和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则只要使投资率达到26%就能实现经济目标。降低投资率而不影响实现经济目标,这正是中国梦寐以求而又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这个意见无疑提供了一个令人豁然开朗的新的发展思路。

   农业问题关系人民群众生存发展和国家稳定,中国历来重视粮食生产。考察团认为,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使中国人均热量消费和蛋白质消费量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动物产品在饮食中所占比重还处于低收入国家水平,应当更加重视增加家禽生产。要增加家禽生产,发展畜牧业,就必须有充足的粮食饲料和蛋白质饲料,这要求对农作物格局进行调整。对于工业发展,考察团强调专业化和城市化问题。长期强调自给自足,追求门类齐全的发展思路,造成中国工业专业化进展缓慢,因而必须打破地方贸易壁垒,缓和地方经济布局和全国经济布局之间的矛盾。在工业布局方面,考察团的意见是,应该根据自身特点建立在不同的地区,形成分工不一的专业化城市,比如钢铁等重工业和农业加工业应建立在靠近原材料地区,因此需要发展大型城市和小型城市,也需要发展向农村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小城镇。

   经济增长格局的改变,必须充分考虑两个关键性制约因素,即能源和运输。世界经济发展证明,能源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是保证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考察团指出,中国的单位产出能源消耗高,节能潜力大。要实现工农业产值翻两番,能源增长至少要翻一番,在石油勘探和开采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担子将落在煤炭上。由于中国煤炭资源丰富,增产所需要的煤炭是可以做到的。更困难的课题是解决煤炭的运输和干净而有效率地使用煤炭的问题。考察团认为,随着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国对运输投资的构成和组织管理必须作较大变革。如工农业专业化发展,需要增加中短途运输,而这种运输以公路为宜,因此需要作出使公路运输发挥更大作用的战略规划;要用柴油机车和电气机车取代蒸汽机车并铺设若干关键新干线提高铁路运输效率;水运能力也应该进一步提高。

   在开放型经济中,对外贸易和资金将愈发重要,因为出口额已经提高到占中国国民收入的9%至10%。考察团认为,今后20年内,中国需要改变出口制成品的构成,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增长将变得缓慢,要扩大机械产品和金属产品出口。中国政府对从国外借款采取谨慎方针是稳妥的,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是明智的。因为与其说让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是引进外资或先进技术,不如说是为了让现代管理技术起示范作用,起到激发竞争的效果。

   考察团根据目标模式,将中国主要经济增长点放在加强第三产业和提高经济效率,是一种着眼长远的发展思路。第三产业和经济效率问题,既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也能兼顾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是现代经济的发展方向。从主要增长点出发,考察团对三大产业结构的布局及各产业发展方向的意见,对能源、交通、外贸等领域的具体政策建议,既观照到世界发展趋势,也照顾到中国国情和优势,对后来的“要致富,先修路”以及出口转型升级等经济发展政策有着直接影响。

   2.关于经济管理

   改革初期,中国曾一味强调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但同样的技术在不同的管理机制下产生截然不同效率的现实,让管理部门逐步认识到管理是一门重要的科学。同时,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还面临外汇短缺的障碍,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则相对经济而实用,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学习借鉴西方管理经验一时成为改革热点。对此,考察团的认识更加深刻,强调指出,中国到2000年在中等收入范围内将上升到什么高度,最重要、最关键的就在于经济管理是否卓有成效。

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难题主要在国有部门。非国有企业因为追逐利润的动力,会自发采用合适手段提高效率。如何调动国有企业的积极性,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考察团重点分析了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问题,在对现有各种管理制度分析利弊的基础上,开出了新的“药方”。这个“药方”即使在今天看来,对国企改革也依然不乏新意。考察团认为,企业要提高效率,必须有改进经营工作的动力、一定的经营自由、经济上合理的价格和竞争。但是,建立独立的、有适当动力的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改革最困难、最根本的方面。世界经验表明,将国有企业交给职工直接控制,容易导致工资与职工福利过多而不太关心盈利和服务;由管理人员控制企业,也容易导致职工福利增多而经济效益增加少;资本主义国家常用的将企业的战略决策权交给董事会的做法,则要求董事会成员与企业利润密切相关,但是国有企业属于国家和全民所有,董事会成员无论是来自中央还是地方,都很难与利润挂钩。因此,考察团提出一个全新的方案:“把每一家企业的所有权分散给几个不同的机构,这些机构都以不同形式代表全民,但是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企业的利润而不是直接关心企业的产量、采购和用人。(这些机构除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外,还可以包括银行、养老金组织和保险公司)建立这种社会主义合股所有制,开始时可以采取适当分散现有国有企业自有资本的办法。随着筹集投资资金方式的多样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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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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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共党史研究》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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