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钧:传统印度法停滞不变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2 次 更新时间:2019-04-27 18: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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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德文  
[74]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基本矛盾的推动下,封建社会必然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苏联的理论家只有把苏联之前的俄罗斯归入封建社会,苏联在同俄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胜利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才显得更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而不至于在农村公社共有制阶段,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阶段,就逃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跨入社会主义阶段。不过,学界关于印度等“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属于哪一种社会形态,仍然存在不同的观点。在苏联,以下三种观点最具有代表性。第一种观点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特殊的社会形态,第二种观点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混合体,第三种观点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封建制。[75]

  

   我们上文之所以不厌其烦讨论“封建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是因为这两个问题与本部分论述的问题密切关联。马克思认为,以古代印度社会为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没有私有制,更不存在封建因素,属于原始社会解体后分化出来的一种社会类型。因此,他把亚细亚模式放在奴隶制和封建制之前。在他看来,古希腊、古罗马、凯尔特、日耳曼和俄罗斯都曾经经历过这个阶段,直到近代还保留了早期农村公社共有制的一些遗迹。但相比之下,只有印度完整地保留了农村公社时期的共有制形式,而经历过印度相同时期的其他国家或族群,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都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就此而言,马克思认为,印度自进入农村公社时代之后,生产方式没有发生变化。如果按照他有关法律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理论,那么作为受到经济决定的法律也没有发生变化。实际上,梅因虽然没有接受“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但早期也认为印度社会在最初经历一段很快的变化之后,随后就停滞不变。在《古代法》出版的第二年即1862年,梅因便前往印度参与英国殖民政府的法律事务,直接参与了法典编纂和其他立法活动。与此同时,他还对印度的法律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七年之后,梅因在回国后撰写的有关印度法的著作中,纠正了原来的一些观点,不再认为印度社会和法律停滞不变,而是认为古代印度尽管“封建化”未完成,毕竟出现了封建因素。[76]

  

   综上所述,关于古代印度是否经历了封建社会,学界主要形成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马克思为代表,认为古代印度没有经历封建社会阶段,甚至没有出现私有制。第二种观点以梅因为代表,认为古代印度出现了封建因素,但没有完成封建化过程。第三种观点以印度的沙尔玛、高善必和我国的季羡林和黄思骏等人为代表,认为古代印度经历了封建社会阶段。我们都知道,根据影响广泛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封建社会是比奴隶社会更高级的历史发展阶段。生产方式的变化必然引起法律的变化,生产方式不变,法律也只能停滞不变。人们凡主张古代印度经历了封建社会,就意味着古代印度自原社会解体之后,无论是否经历了奴隶社会,都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法律等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人们凡主张古代印度出现了封建因素,就意味着古代印度自原始公社解体之后,经济、政治和法律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人们凡主张古代印度没有出现封建结构,没有出现私有制,就意味着古代印度自原始社会解体之后,共有制的农村公社一直延续下来,进而与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法律也一直没有发生变化。

  

五、法律史研究范式的反思


   我们前几部分列举的大量材料证明,传统印度法并非停滞不变,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这样,我们就应该反思,涉及古代印度和传统印度法的理论范式是否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19世纪以前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牛顿的经典力学原理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向人们展现了一个万物有源和诸象有因的客观世界,大千世界虽然错综复杂,但其背后却有总体的内在规律。当时的经典科学理论认为,“自然法则表达确定性”,“只要给定了初始条件,我们就能够用确定性来预言未来,或‘溯言’过去”。[77]当人们将这种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认识论运用于社会领域时,就形成了这样的论断:通过经验的总结与理性的反思,人们能够发现社会秩序的构造原理和运行规律,从而能够提炼出普遍适用的确定规则。人类一旦掌握这些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治理法则,就可以从“必然王国”跃入“自由王国”。于是,在19世纪的社会科学领域中,探索不同文明、国家或民族的普遍性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成为主流范式。梅因对于古代法的研究及其“从身份到契约”命题,就是这种范式的产物。在求同的思维范式下,梅因先是在《古代法》中对传统印度法与罗马法的巨大差异感到震惊,后来又在《早期制度史讲义》中,不遗余力地从同属雅利安人的不同族群中寻找共同的社会结构和法律因素,并发现了印度也存在“封建化”趋势。马克思关于不同类型生产方式的探索和恩格斯对不同社会形态的概括,也都旨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

  

   但是,科学的发展并没有沿循确定性的线路直线前进。晚近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挑战了19世纪前自然科学所断言的确定性和规律性。宇宙学的大爆炸理论从宏观上揭示了不确定性,[78]而量子物理学的波粒二象性理论从微观上揭示了不确定性。[79]曾以精确著称并被奉为“科学皇后”的数学,一些晚近研究成果也宣告了其“确定性的丧失”:“显然,普遍接受的概念、正确无误的推理体系——1800年时的尊贵数学和那时人的自豪——现在都成了痴心妄想。与未来数学相关的不确定性和可疑,取代了过去的确定性和自满。关于‘最确定的’科学的基础意见不一不仅让人吃惊,而且,温和一点说,是让人尴尬。”[80]总之,晚近的自然科学成果揭示,在整体一致、均匀的宇宙中,存在着局部的不规则性;[81]在统一性的自然中,存在多样性;[82]在因果关系世界之侧,存在随机性世界;[83]在时间不可逆性的常规之外,存在时间的可逆性。[84]于是,“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85]本文无意详细阐述复杂的科学原理,我们仅从“随机”“巧合”“混沌”[86]这些科学名词的表面含义上,似乎就足以感受到事物的“无常”特性。

  

   当然,晚近的自然科学成果并没有证明19世纪前的自然科学原理全都错误,而是证明了那个时期的科学范式存在局限性,不普遍适用一切领域,更不应简单地套用到社会领域。一方面,我们承认,不同的人类文明在社会结构、关系和价值上存在某些共同之处,甚至某些文明可能经历类似的发展过程。有鉴于此,在比较的基础上,从不同文明的发展经验中提炼出具有共性的理想类型、基本模式或主要范式,并运用这些类型、模式或范式去理解和分析多种多样的文明形态,对于拨开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现象,剔除引人误入歧途的纷纭线索,从而把握不同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晚近自然科学成果提示并告诫我们,不应继续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忽略历史演进的不确定性;不应刻意寻找不同社会的共同性,忽视不同社会的差异性。我们应认识到,西欧所经历的历史发展阶段,所显示出的螺旋式上升路径,以及所出现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都具有独特性和偶然性。换言之,西方的发展模式是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结果,这些要素包括古希腊哲学、罗马法律、基督教文化以及日耳曼人的习惯等。其他文明不具备这些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相互作用,因而其历史演进不可能依循西方历史的路径。实际上,我们应该用“发展”概念取代“进步”概念,而社会发展并不意味着进步,仅仅意味着社会不断分化以及分化所导致的社会复杂化,即社会结构、关系和价值的复杂性不断增加。不同文明以何种方式应对这种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则往往会采用不同的方式,而路径的选择又往往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在古代印度,随着社会的分化,法律也不断变化,而变化的方向并不确定。例如,在“吠陀时代”,有证据表明雅利安人曾经施行人祭,即把活人献祭给神。[87]《梨俱吠陀》的《原人歌》中的诗句就是证明:“围坛木条,彼有七根,七根三重,合成一束;诸天神明,举行祭祀,捆绑原人,奉作牺牲。”[88]但印度人后来改变了这种做法。又例如,在《摩奴法论》中,长子在遗产继承中具有特权份;但在后来,这种长子特权份被取消,施行诸子平分遗产的做法。继承制度同延续祭火密切不可分,具有宗教意义。然而,后来在孟加拉以外的印度各地,适用的继承规则是儿子出生时就基于血缘关系而对家产享有继承权。还比如,在早期印度,联合家庭的财产,尤其是不动产,实行严格的共有制,任何人不得出售土地。后来,土地出售逐渐合法化。所有这些变化,如果按照梅因的“进步”标准,都可视为明显的进步。

  

   然而,传统印度法也出现了某些退步。在“吠陀时代”,人们成年后才结婚,但到了后来,童婚却成为流行的做法,并得到法论的确认。在“吠陀时代”,寡妇可以再嫁,但《摩奴法论》则要求寡妇不应再嫁,《毗湿奴法论》则确认了寡妇殉葬(sati)的习惯,[89]实践中也开始流行这种做法。《摩奴法论》反对买卖婚姻,倡导新郎应向新娘赠礼,但后来流行的习惯法却是,女方家庭为了使女儿竞嫁高种姓的男子,提供巨额嫁妆。巨额嫁妆成为许多家庭难以承受的负担,因而导致了杀害女婴的弊端。

  

   还有,食用牛肉曾是“吠陀时代”雅利安人的习惯,但印度后来不但禁止食用牛肉,杀牛还构成严重的犯罪。按照早期法律,婆罗门理想的职业是担任祭司、教师以及国王法律顾问,而不得从事低级种姓的职业,如农业、商业或牧业等,但许多婆罗门找不到理想的职业,为了谋生不得不从事低种姓的职业。对此,《摩奴法论》也不得不妥协,认为婆罗门也可以从事刹帝利和吠舍种姓的职业。[90]《摩奴法论》中倡导一夫一妻制,但有些地方却流行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这些规则的变化,背后各有复杂的原因,我们很难认为这些变化是进步还是退步。

  

   其次,“亚细亚”主要是指亚洲地区,“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91]这个广大地区包括不同的文明。这些文明具有不同的历史、种族、宗教、语言和风俗习惯;仅宗教就包括影响广泛的犹太教、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因此,试图把这些文明统统归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仅从生产方式出发来推导它们之间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共同性,显然过于简单。以一个简单的概念通约极其复杂的事实,必然会带来削足适履的后果。实际上,古代印度的经济、政治和法律具有独特性,并不代表“亚细亚生产方式”。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把“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包括的几个特征机械地适用于古代印度,例如,在古代印度大多数历史时期,政治权力都比较分散,不适合归入“东方专制”的范畴。同时,古代印度没有出现私有制的观点也不符合事实。

  

最后,关于印度是否经历封建社会的争论,无论是持肯定、部分肯定或否定的观点,都表明这些论者仍然以西方的中世纪社会作为参照模式。实际上,作为封建社会研究专家的布洛赫和冈绍夫,都认为典型的封建社会也仅仅出现在特定时间的特定空间内,而不是遍布于整个中世纪的整个欧洲。这就是说,封建社会在中世纪的欧洲也不是普遍模式。我们如果运用这种特殊的模式来解释印度和其他社会的历史,就会不遗余力地搜集材料,苦心孤诣地证明古代印度经历了封建社会,或出现了封建因素。马克思针对柯瓦列夫斯基的做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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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19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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