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凯:美国印太战略实质与中国的制度制衡

——一种基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政策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9 次 更新时间:2019-03-23 23: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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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凯  

   自由主义理论在支持印太概念和印太战略上面临两个问题。其一,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其实还在亚太地区,而非印太地区。虽然近年来,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颇快,但直到2016年,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还仅仅是中国的1/5。此外,南亚地区国家经济相互依存度也比东亚国家低得多。比如,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南亚国家间贸易占其总贸易额的比重低于5%。相比之下,东亚国家间的贸易额占其总贸易额的35%。而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国家间的贸易额则达到总贸易额的60%。由于南亚国家间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很难想象南亚国家挑起推动“印太”地区经济合作的重任。相反,南亚地区国家的加入可能严重影响和拖延本来朝气蓬勃的东亚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进程。因此,促进地区经济合作和发展很难成为支撑印太概念和印太战略的理由。其二,所谓印太概念后面的“机制化”逻辑其实面临更大的问题。一方面,一些自由主义学者指出,由于印太地域广泛,没有一个地区机制可以涵盖整个印太地区。但另一方面,如上所述,一些学者认为印太地区的机制化基础来自于东亚峰会的自然延伸。首先,这种将印太概念认为是东亚峰会延伸的看法,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出入。因为,东亚峰会只是接纳了印度为成员国,而不是整个南亚地区国家。相反,目前比较流行的印太地域概念却是将整个南亚地区合并到原有的亚太地区。因此,很难将东亚峰会的扩大算成是印太地区机制发展的成果。除此之外,东盟领导的亚太地区机制化合作,包括东亚峰会本身,由于不能有力地帮助地区国家解决经济危机和地区挑战,也面临着很多批评和指责。

  

   如果寄希望于东盟挑起印太地区机制化合作的重任,的确有强人所难和不现实的感觉。

  

   一些建构主义学者希望用共同价值、观念和认知来充实印太概念和印太战略。西方的民主价值以及身份认同就成为将印太概念支撑起来的主要工具。比如,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国会的演讲中,重点提到了印度和日本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是建立在“共同拥有的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主的价值观”基础之上。在 2012年12月,安倍还提议成立印太地区的“民主安全钻石”——一个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战略同盟来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军实力。西方的“民主”成为将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可能还有菲律宾,都囊括在内的一个关键词,而这个关键词也赋予了印太战略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澳大利亚2016年的国防白皮书也明确指出,澳大利亚将致力于同分享公共价值观(西方民主)的国家一起维护印太地区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除了潜在的西方民主身份认同,一些澳大利亚的学者还将印太地区视为澳大利亚实现“规范倡导”(norm entrepreneurship) 的平台。比如,安德鲁·卡尔等人指出,澳大利亚可以将自身定位成为“规范倡导者”,在印太地区提倡规范的建立,以达到预防冲突和管理危机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澳大利亚学者提出的“规范倡导者”的身份作用与其政府一贯提倡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紧密相联,最终的目的是将印太地区建立成“安全共同体”或者是“和平区域”。

  

   建构主义理论在构建印太概念和印太战略中面临三个难题。一是西方的民主政体和民主观念在印太地区,以至于世界范围都面临挑战和收缩。正如美国研究世界民主浪潮的专家莱瑞·戴尔蒙指出的,“在2000年至2015年期间,西方的民主体制在27个国家崩溃,其中包括肯尼亚、俄罗斯、泰国和土耳其。更让人担心的是,西方的民主体制在全球范围内好像正在失去感召力,一些新兴民主国家的政府不能满足其国民在自由、安全以及经济发展方面的要求,而一些所谓的成熟民主国家,如美国,也同样面临民主功能失调的尴尬境地。”西方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退潮现象”严重挑战了一些国家试图通过强化“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方式,来促进印太地区国家间合作的想法。虽然日本的“民主安全钻石”可能不受影响,印太地区很多国家都不奉行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民主式的政体。因此,这种以“民主价值观”为合作基础的印太合作机制不但不会促进印太国家间的合作,而且可能增加彼此间的分歧。

  

   二是以共同价值观为中心的建构主义观点一直强调构建所谓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印太合作框架。然而,如何定义规则,什么是印太地区应该有的规则,什么是应该摒弃的规则,这些在印太概念的支持者中尚未达成明确的共识。在亚太地区,随着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主义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东盟方式”为基本行为和决策原则的地区规则。在印太地缘概念中,南亚国家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彼此间矛盾重重(尤其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各国都接受的行为准则。当然,我们可能希望“东盟方式”被南亚国家渐渐接受,但这种想法即使不是海市蜃楼,也将需要很长时间才可能实现。除此之外,在领土和领海争端中,各国根据各自不同的国家利益对所谓的国际法和国际规则进行诠释,也导致所谓的“国际规则”很难在国家间达成共识。

  

   三是即使所谓的“印太核心国”也仍未在观念上对印太的地缘概念和战略影响达成一致。比如,美国将印太地缘概念定义为美国“轮辐安全同盟”向印度洋上的延伸。澳大利亚一直寄希望于在印太地区占据中心甚至是领导地位,因为从地缘政治上看,澳大利亚同时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在印太战略格局中,印度好像被其他国家推到了制衡中国的前线,但印度似乎还没有做好充当“反华马前卒”的准备。对于日本来说,它所谓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就是为了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然而,日本这种战略平衡观念却得不到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公开支持。因此,由于在印太地缘概念和战略目的上的差异,试图通过共同价值和共享观念来构建“印太”的提议和想法都将面临巨大困难。

  

二、制度制衡理论与美国印太战略


   综上所述,国际关系的三种常用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在解释印太概念和印太战略上都有缺陷。国际关系理论上的缺陷似乎并没有阻止印太概念和印太战略在地区事务中的再次兴起。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日、澳、印似乎重新开始了新一轮印太战略的炒作。如何理解印太概念和印太战略的产生及其影响,已成为中国制定相应政策的关键。

  

   本文以制度制衡理论为基础对印太概念和印太战略作出全新诠释。制度制衡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在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的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倾向于通过在多边机制中的竞争来追求其权力和影响力的最大化。而国家在多边机制中的竞争是通过“制度制衡”来实现的。制度制衡理论也被称为“制度现实主义”,是建立在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下的中层理论。制度现实主义是一种现实主义理论,强调竞争而非合作是国家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下的常态,同时又强调制度可以成为一种帮助国家竞争权力和影响的工具。和军事制衡一样,国家可以通过制度制衡来追求安全和发展。2008年以后,笔者以亚太地区国家间在安全、经济和外交领域的制度竞争为研究对象,通过一系列的案例分析,不断推动制度制衡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制度制衡理论提出,国家间的制度制衡具体包括三种类型,分别是包容性制度制衡、排他性制度制衡和制度间制衡。包容性制度制衡是指将制衡的目标国家纳入多边制度的战略。这个多边机制的规则及规范将被用来约束和塑造目标国家的行为。举例来说,东盟地区论坛的建立被解读为20世纪90年代地区国家约束中国并使其社会化的一种政策选择。排他性制度制衡是指从现有制度中将制衡目标国排除在外的战略选择。这一机制的凝聚力和合作将对制衡目标国施加压力或抵消目标国所带来的威胁。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10+3”机制就是亚洲国家对美国采取排他性制度制衡的一个范例。制度间制衡是制度制衡的扩展形式,这种制衡策略可以是包容性的,也可以是排他性质的。制度间制衡的独特性并不在于制度制衡的目标,而在于制度制衡的方式。采取制度间制衡战略的国家不仅支持新制度的建立,还试图使用这个新机制来替代既有的旧机制,而不是推动新旧制度的共存。

  

   通过制度制衡理论,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分析印太概念和印太战略的兴起。首先,美、日、澳、印所倡导的印太地缘概念和随之而来的印太战略是这些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采取的制度制衡战略,而这种制度制衡的目标是中国。由于中国在地区事务中实力的不断增长和崛起,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也随之上升。虽然中国一贯奉行和平发展道路,但其与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之间的矛盾却是结构性的,即不是中国一个国家通过和平外交政策可以改变的。因此,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出发,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在2008年以后,加紧了对中国崛起的制衡。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逐步由接触到制衡,甚至到了对抗的程度。这一点从特朗普在其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就不难看出。同理,日本对中国的防范之心,与美国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原因也很简单,作为中国的邻国,日本将是第一个受到中国崛起影响的国家。2010年,中国在国民生产总值上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出于历史原因,中国和日本还存在领土争议,这更增加了日本对中国的担心。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盟友,一直奉行“唯美是瞻”的安全战略。因此,其对中国的安全敌意主要来自其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印度对中国的态度与日本相似,因为印度也是中国的邻国,并且还存在没有解决的边界问题。

  

   虽然如此,这四个国家并没有依靠军事手段制衡中国的“潜在威胁”。主要原因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贸易国,中国是这四个国家最重要的贸易和经济伙伴之一。所以,任何军事制衡和军事对抗都将会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带来巨大损失。因此,这些国家理性地选择了制度制衡战略,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制衡。然而,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会对中国放弃军事制衡手段。相反,美国及其盟友可能会不断加深军事同盟合作,来防范和制衡中国在军事上对它们造成的威胁。在印太机制下,这种军事合作还没有发展到军事同盟的程度。2017年,美、日、澳、印重新开启曾经搁置10 年之久的“四国安全对话”。虽然参会人员级别较低,但可以预见这四个国家在安全上的合作将在今后不断加深。

  

其次,印太机制的兴起是这些国家对中国实施的排他性制度制衡,其目的是通过建立排除中国在外的印太机制来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这种印太机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制衡中国。一方面,由于这种机制具有排他性,中国将在地区事务中处于一种孤立状态。通过这种孤立形式,这些国家希望可以迫使中国在一些地区事务上作出让步,用以打破这种孤立。另一方面,这种排他性的机制可以通过增加机制内国家间的合作与协调,形成机制共识,以对付机制外的“共同对手”,即中国。这种机制内的协调可以是安全方面的,也可以是经济方面的,也可以两种兼顾。总之,机制内国家间的合作越紧密,其对机制外国家的制衡程度就越高,效果也就越好。最后,印太机制的不断完善可能会给中国崛起造成艰巨挑战。2018 年以来,特朗普政府执意对华发起贸易战,通过增加巨额关税对华施加压力。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没有太多的精力投入到印太机制的战略建设之中。但是,短期内中美在贸易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如果贸易纷争告一段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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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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