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兵:清教徒笛福笔下的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6 次 更新时间:2019-03-19 00: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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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兵  
本拟毕业后作清教牧师。但热爱尘世生活和文学的笛福最终没有成为牧师,而是像其父亲一样做了一名商人。但对于18世纪的清教徒来说,肯定现实生活与清教信仰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是清教信仰的另一方面。20世纪初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1904-1905)中详细探讨了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职业概念,指出通行于新教国家的“calling”一词在英语中既有“职业”,又有“神召”之意,宗教改革使人们改变了自中世纪以来的鄙视世俗工作的观念,而是将职业和工作看成上帝赋予他们在尘世中的责任和义务。对于新教徒们来说,工作本身成了带有道德和宗教色彩的价值观念,依靠勤奋工作获得财富的多寡往往标志着上帝的救赎与否(19)。这种情形在信奉勤勉、克己的英国清教徒中尤其如此。韦伯认为正是新教的这种工作伦理使大批人投身到积极的贸易和生产当中去,促进了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从而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笛福在其小说《鲁滨孙漂流记》中津津有味、巨细无遗地描述鲁滨孙在荒岛上伐木造船、烧陶建屋等一系列工作经历,正是其清教徒工作伦理的反映。

   笛福在《鲁滨孙漂流续记》中延续了这种将工作视为“天职”的思想。小说一开始就反复强调年老富有的鲁滨孙再次出海贸易是“天意”,“应尽的责任”,并严厉谴责游手好闲的生活,认为这样的人毫无价值,从而确定了这部作品的清教工作伦理的基调(20)。在这里,笛福的世俗化清教伦理与当时英国朝野上下信奉的重商主义理念不谋而合,使得其笔下的鲁滨孙成为英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代表,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笛福对待中国的负面态度。我们知道,重商主义是16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后出现的经济学理论,强调财富在于贵金属(金银)的积累,金银越多,一个国家就越富强。除了开采金银矿以外,对外贸易是货币财富的真正来源。要使国家变得富强,就应尽量使出口大于进口,因为贸易出超才会导致贵金属的净流入。因此,政府应该竭力鼓励出口,不主张甚至限制商品(尤其是奢侈品)进口。由于不可能所有贸易参加国同时出超,而且任一时点上的金银总量是固定的,所以一国的获利总是基于其他国家的损失。基于这种理论,笛福时代的英国非常重视对外贸易,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笛福本人也是对外贸易的鼓吹者,他认为贸易是社会进化、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宣称“贸易就是一切”,强调英国应以海外贸易为中心,带动工业、航海业和农业共同发展(21)。不过在笛福生活的时代,由于受“中国风”的影响,英国每年进口大量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而中国幅员辽阔,又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对英国商品兴趣不大,进口的数量也有限,这就导致在中英贸易中英国处于贸易逆差的地位,英国进口商品贸易飙升直接导致英国金银大量外流。根据重商主义的原则,英国显然是吃亏的一方(22)。不少英国人对此忧心忡忡。笛福显然对此也非常不满,他认为英国进口中国的茶叶与瓷器并无必要,只会白白浪费许多白银,而进口中国的丝绸、棉花更是危险,因为这会危及英国赖以发展繁荣的羊毛产业(23)。

   笛福对中国贸易的攻击在《鲁滨孙漂流续记》中有明显的表现。书中鲁滨孙认为中国的贸易不值一提:“较之与英国、荷兰、法国及西班牙的四海通商,他们的贸易算得了什么呢?……我们一个伦敦城的贸易就超过他们半个帝国的贸易额。”(24)鲁滨孙还对中国风靡欧洲的物品——也就是导致英国贵金属流出的元凶——进行丑化,中国瓷器就是一例。众所周知,17、18世纪光洁精致的中国瓷器风靡欧洲,使多少王公贵族都心醉神迷,以得到几件中国瓷器为荣,甚至中国国名的英文也被直接拿来指称瓷器(china)。但就在这样的语境里,笛福还在《鲁滨孙漂流续记》中以讽刺的笔调描写中国“瓷屋”和“瓷船”:当他们行走在北京附近时,其葡萄牙向导用艳羡的语调告诉鲁滨孙有个中国士绅的屋子全部用瓷造就,十分稀罕。鲁滨孙前往观看以后一方面承认其精致,却用“不过是个木板房”、(房间墙上贴着那种)“像英国用的那种小方瓦”、(地板也)“和英国的差不多”等表示不屑,或者暗示这些东西和英国的产品在同一档次上。对于中国人制造的能够乘坐五十个人的瓷船的故事,他更是嗤之以鼻,斥之为虚假故事。当他实在难以继续贬损中国瓷器时,只好说这(瓷器)是中国的“异能”(singularity)之一,让他们超群出众好了,就这样他还不忘补上一句“但我相信他们(中国人)夸口的本事也超群出众”(25)。在《鲁滨孙沉思录》中笛福更是将中国瓷器的精美归结为原材料好,而并非中国的工艺有多么出众(26)。

   中国的建筑艺术也没有逃脱鲁滨孙的嘲笑。《鲁滨孙漂流续记》中鲁滨孙非常瞧不起中国的建筑:“较之欧洲的宫廷和皇室建筑,他们的房舍算什么呢?”(27)但实际上,17、18世纪中国精巧的园林艺术极大地影响了英国的园林艺术,使得当时贵族庄园里仿建中国式园林成为一种时尚。比笛福稍为年长的坦普尔爵士就写过很多文章推崇中国园林那“不规则的美。”坦普尔的文章轻松流畅,在当时很受欢迎,在18世纪至少翻印过10次,而这些文章发表时笛福已经成人,也热衷于舞文弄墨,不大可能没有读过坦普尔的作品。因此鲁滨孙对中国建筑的攻击实在有点强词夺理。就这样,在英国重商主义的语境里,面对英国与中国贸易间的逆差,以及出于清教徒对于奢侈品天然的憎恶,笛福在其作品中对于中国引以为傲的瓷器、建筑,乃至整体的贸易都进行了无情的攻击。这种攻击与其说来自真实可靠的史料和逻辑分析,毋宁说更多来自一个清教徒的宗教激情与偏见。

  

   三、民族主义者眼中无能的中国

  

   异教中国、让英国贸易吃亏的中国,这已经足够让笛福对中国充满憎恶了。在此基础上,还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助力。英国民族主义产生于16世纪早期,以1532年5月16日英国教会正式宣布亨利八世为教会的最高首脑为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也许因为其产生于王权与教权的统一,英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从一开始就沾染了很浓的宗教气息。据记载,1558年,英国大主教阿尔曼就宣称上帝是有民族属性的:“上帝是一个英国人!”英国人则是首先被上帝选中来执行他的使命的特殊民族,他就是上帝的第一个儿子(28)。到了17世纪后半期,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科学技术进步明显,国力日益强盛,民族主义情绪也日益浓厚。1660年王政复辟后几十年间流行一股千禧年(Millennium)思潮。各派人士都纷纷撰写预言式的“千禧梦”小册子、诗歌、祈祷词等等。这种“千禧梦”的核心理念就是英国是上帝特选的国度(elect nation),其君主是上帝的使者,将挥舞上帝之剑,将基督的王国带到人间。这种“千禧梦”对于年轻的笛福影响很大。他也心怀“千禧年”幻梦,带着清教徒的热情和民族主义的骄傲,希望英国出现一个新教的雄武君主扫荡他心目中的邪魔(29)。笛福的这种宗教民族主义情绪首先表现在其对天主教民族的丑化上。他初往西班牙做生意时就略带矫情地耻笑西班牙人的怠惰,竟然让英国人和荷兰人控制其外贸行业,且在其内贸业中租用英国商船(30)。在《鲁滨孙漂流续记》中鲁滨孙批评法国人理性不足,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不够坚强,而英国人“遇到困难时比他碰到的任何人都镇定自若”(31)。至于异教中国,在笛福眼里更是等而下之,小说不仅借鲁滨孙之口对中国的偶像崇拜大肆渲染,大加挞伐,而且在政治、技术、军事等方面乃至文明本身都贬斥中国而处处抬高英国。《鲁滨孙漂流续记》中鲁滨孙一到中国,就对中国下了负面的断语——而且与对英国的揄扬相对应:

   我们走了十天到了南京,这个城市倒很值得看一看,据说有一百万居民,城市建得很整齐,街道都是直的,四通八达。但是,将这里可怜的人们与我们的人民相比,无论是他们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政府组织,还是他们的财富,以及他们所谓的荣耀等等,我都觉得没有什么值得好写的。(32)

   他还抨击中国官员的腐败。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与英国相比也显得可怜可鄙:鲁滨孙在从南京到北京的路上“穿过人口众多的乡野,但耕作很差……其农牧业、经济、生活方式都很可怜……我说可怜,是与我们自己相比”(33)。这种对中国农业的贬损和对英国农牧业的夸赞在笛福后来的著作《大英全岛游记》(A Tour thro,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Divided into Circuits or Journies,1724-1727)中还有进一步的发挥(34)。《鲁滨孙沉思录》也批评英国人盲目崇拜中国的政治制度和艺术,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纯粹的专制暴政,而人民则是顺从的愚民。官员断案凭借的是习俗与口传传统,时常即兴断案,不作全面深入的思考(35)。笛福还攻击中国的科学技术,认为中国人在军事技术、航海、造船等方面都与英国相差甚远,“全中国人花上一百年功夫也造不出(英国)‘皇家君主’号这样的战舰,哪怕她就放在那里让他们观摩参考”(36)。甚至中国的万里长城,在鲁滨孙眼里也没什么了不起:“他们告诉我说长城大约一千英里长,这个国家直线距离五百英里,长城将其围起来,但没有计算到那些拐弯抹角的地方”(37),言下之意是长城的建造者还是拙于计算,技术不过关。不仅如此,鲁滨孙还攻击长城“大而无用”,因为它“它蜿蜒越过许多高山峻岭。那些高岩峭壁敌人本来就爬不上来。但是敌人若真是爬上去的话,什么长城也抵挡不了”(38)。不仅如此,这庞大的长城在英国先进技术面前毫无用处:“你想它能抵挡得了我国的一队炮兵吗?或者带两连工兵的工程师?我们是不是十天之内就能把它轰倒炸平,把它铲除得什么痕迹都不留呢?”(39)

   鲁滨孙将总长度为八千多公里的中国长城说成“一千英里”(约一千六百公里),并说中国“直线距离五百英里”,这些也明显有贬低长城的宏伟与中国的幅员辽阔之意。笛福写到此处时一定想到了位于英格兰北部、建于古罗马时期、长一百多公里的哈德良长城,因为下文就提到了英国的这个长城。在中国长城面前,英国的这个长城是不值一提的,对此笛福心中一定不是滋味。所以对中国长城的贬损明显出于笛福的民族主义情绪。

   至于中国的军队,鲁滨孙更是不屑一顾,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军队纪律差,缺乏训练,进攻撤退均无章法,毫无战斗力。中国虽有火器,但性能差,火药威力小。鲁滨孙宣称,一艘英国、或荷兰、法国的带有八十门大炮的战舰就可以对付全中国的舰队。至于陆军,哪怕中国能够召集起两百万军队投入战场,除了毁掉国家,饿死自己外,什么也做不了。实际上,三万德国或英国步兵加上一万骑兵,只要指挥得当,就可以击败全中国的军队(40)。小说中还描写中国政府派来护送商旅的卫队看见大股鞑靼人就准备逃跑,最后还是靠着商旅们自身的勇敢才得以鼓起他们的勇气(41)。

   也许,《鲁滨孙漂流续记》中对一个中国士绅的描写最生动形象但也最令人恶心:在离南京不远处鲁滨孙遇到一个中国士绅。在鲁滨孙眼里这个中国士绅有堂吉诃德的做派,神气又穷酸。他胖得像猪一样,身穿油腻腻的布袍,上面挂着各种稀奇古怪的装饰,骑着瘦马,带着十几个仆从前往乡下别墅消闲,吃饭时一个丫鬟专门拿着勺子给他喂肉,另一个丫鬟则专门帮他揩去滴在胡子上和衣襟上的汤水。而其所吃不过是米饭、大蒜、青椒、芥末和一点羊肉而已(42)。这样生动的描写出自从未去过中国的笛福之手,不免让人怀疑其可靠性。其实,单从这段描写本身来看就很不靠谱——一个带着十几个仆从的士绅居然骑着又瘦又小、路都走不动的马,这根本不合常理。而且,一个中国士绅的衣服上居然满是油垢,这显然是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化对于“体面”外表的重视。至于饮食,中国士绅阶层对于饮食的讲究根本不是英国人所能望其项背的。笛福对中国士绅阶层的这种污蔑实在难以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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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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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研究》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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