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军:如何评价“大跃进”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8 次 更新时间:2019-02-22 14:4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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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军  
华东地区在水利建设中投资22.8亿元,修建大型水库20多座、中型水库300多座、小型水库2000多座,占用耕地2600万亩,移民近2400万人……但不少工程不配套,现在还不能发挥效益,有些工程打乱了原来的排水体系,加重了内涝和盐碱化。“我们花的钱和器材不少,而事情却没有办好,有些甚至办坏了,许多钱被浪费了”( 田鹏、齐小苗《水利大跃进》, 2009年10月14日《科学新闻》)。

  

   2、片面提倡“共产主义协作”,热衷于轰轰烈烈的“大兵团作战”,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亿万农民付出了远远高于收效的巨大牺牲。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提倡的“行动军事化”始于兴修水利。党委、政府一声令下,成千上万的农民便放下日常农活,走向工地。不但大搞跨社跨乡甚至跨县的“一平二调”,而且劳动强度极大。

  

   甘肃省盲目上马的引洮工程,17万农民苦干3年,至少有2000多民工献出宝贵的生命,结果一亩地也没浇成(杨闻宇:《大跃进年代大西北的荒诞事》)。

  

   黑龙江省呼兰县从各公社平调搞水利的民工达3万人,组建水利大军,吃住在工地,昼夜不停轮班干。结果,所修建的3座水库均没有按期竣工,打出的土井则全部报废;孟家公社挖渠15公里毫无收益,白白浪费耕地259公顷(《呼兰县志》)。

  

   黑龙江省五常县在修建全省最大的龙凤山水库的同时,动员青壮劳动力2.4万余人,苦干2年,兴修长达60公里的引水工程红旗运河。结果,工程只完成一部分,灌溉水田6000亩,只占设计面积20%。到80年代,大部分渠段已废弃(《五常县志》)。

  

   农民的巨大付出和牺牲,有限的回报是多年以后,经重建或维修的水利设施发挥了一定作用。而在当时,不但没有带来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造成了大倒退。1959年——1961年,全国粮豆薯总产分别下降16.5%、18.0%和15.4%。1961年只有13650万吨,倒退到建国初期1950年的水平;比25年前(1936年)还低10%左右。黑龙江省的粮豆总产(不含薯类),1930年就达到760万吨,1952年恢复到755.5万吨,1956年实现762万吨,达到26年前水平。1958年——1962年,五年平均总产只有625万吨(1961年只有455万吨),比18年前的5年(1940年—1944年)平均数629万吨还低(黑龙江省农业志)。畜牧业、家庭副业更是严重衰退。

  

   3、不尊重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不尊重科学,仓促上马、盲目施工,留下了诸多后患。

  

   “大跃进”年代的水利工程,绝大多数是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很多中小型水库没有规划、没有设计,也没有进行勘测和清基,甚至没有溢洪道。1959年8月,锦州地区的一场暴雨引发洪水,冲毁了六股河上在建的10座中型水库,冲断了当时的交通命脉京沈铁路,全国震动。许多水库大坝工程抗御洪水的设计标谁偏低,施工质量差,质量问题严重,遗留隐患较多,以后几十年不断地进行补救(田鹏、齐小苗:《水利大跃进》, 2009年10月14日《科学新闻》)。

  

   甘肃省的引洮工程,“技术复杂程度和工程任务的艰巨是历史上所少见的”(省委第一书记语),但1958年1月份由省委第一书记在饭桌上拍板,6月份就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17万民工苦干3年,到1961年6月被迫停建。3年间,国家投资1.6亿元(按常规推算,不算劳力,社队负担也要超过亿元),农民出工6000万个,完成土石挖方1.6亿立方米(仅占计划量的8%)。结果,一亩地也没浇上;已施工部分有的当年就被山洪冲毁(杨闻宇:《大跃进年代大西北的荒诞事》)。

  

   “大跃进”期间建成的水库,多数都是带病运行的险库。另外,多数工程,只重蓄水,忽视排水,造成严重的生态后患。“在易涝易碱的黄泛平原,大水漫灌不仅不能增产,还造成了大面积土地盐碱化并加重洪涝灾害。”(王玉柱:《壮丽的画卷——山东省水利建设五十年》)河北省大量修建水库的过程中,砍伐了许多山林,山土到处堆积,加剧了山区水土流失(田鹏、齐小苗《水利大跃进》, 2009年10月14日《科学新闻》)。

  

   4、农村劳动力占用过多,影响正常生产,加重了大饥荒。

  

   1958年,多数地方风调雨顺,粮食丰收,但因为全民兴修水利和大炼钢铁,占用了大量青壮劳力,秋收生产受到严重干扰,不少粮食和红薯烂在地里。一份资料表明,1958年山东省由于青壮年农民投入炼铁和修水库,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1959年秋冬又有887万青壮年去修水库;甚至在1960年农村经济崩溃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动力在修水库。从1959年——1960年,山东省共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万亩,是全国饥荒最严重的几个省份之一。张广友在《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了山东省一位领导1960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郭艳茹:《大跃进时期的南赵湖》)

  

   5、由于兴建水利工程而搬迁的移民,多数没有得到很好的安置。

  

   有资料显示:“大跃进”期间由于兴建水利工程而搬迁的大约300万移民,大多数没有得到很好的安置,遗留问题严重(国家水利部编纂的《水利辉煌50年》)。号称开国第一大水利工程的新安江水库,在兴建过程中大搞移民“大跃进”。移民集中在浙江省淳安县,共有29万人离开家乡。移民从1958年2月开始,1959年2月掀起高潮。5月9日至14日,平均每天迁移2583户,10289人,其中步行迁移每天3624人。时称“突击放卫星”。当时移民搬迁也叫“洗脚上船”,“像战士转战般带上被褥衣服就走,往往今天动员明天就得离开,因为库水已经漫进屋子淹了床脚,移民就在自家门口上船漂流他乡”。当时宣传:“全国都进入共产主义……农具、家具什么也不要带。”移民经费一减再减,最后只剩下每人120元,而且这里面又拿一部分盖楼、造厂。“无产”移民带来的后果是缺钱、缺房、缺粮。根据浙江省民政厅1961年的调查显示,迁往建德县的1798位新安江移民,共损失农具和家具24061件,平均每人损失14件,“移民中饿、病、外流、死人的情况今年还常有发生。”(刘炎迅:《建国第一水利工程移民,大跃进把移民工作推上绝路》,2010年7月6日,《中国新闻周刊》)。

  

   (三)遗风犹在,亟待清除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大跃进”的极左错误开始得到初步纠正。即使后来在“农业学大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极左回潮,也很少出现大规模跨乡跨县平调劳力和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浮夸的荒唐事。

  

   但是,由于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极左错误清算、反思得不够彻底,时至今日,经济工作和社会治理中不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不尊重法律、不尊重民众意愿和权利的现象仍比较常见;公权力过度干预和挤压民众生活空间、领导干部喜欢为民做主、习惯于运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开展工作等左的积习仍远未绝迹。

  

   比如,农业生产实行“家庭经营制”以来,某些基层干部总是夸大“小农”的缺陷,热衷于一呼百应的“统一”,有的甚至鼓噪把土地收归所谓“村集体”,重走“集体化”道路。北方某省“秋翻地”的行政推进持续了20多年,2012年才得到纠正,乡村两级为完成任务不得不拉债替农民翻地。在“一县一品”、发展特色经济的口号下,很多县(市)层层下达指标,强力推行XX一条街、XX专业村;有的地方制定出“牛羊堆里找干部”的激励政策;有的地方甚至公开喊出“逼民致富”口号。结果,往往欲速不达,劳民伤财。

  

   比如,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地方出现过几次制定“翻番”规划的热潮,指标虽然不像“大跃进”那样离谱,但多以主要领导人意志为转移。2010年,中部某省省委书记在人大会议已经对财政预算作出决议后,提出x亿工程,市、县两级纷纷修改财政预算,并采取各种手段抓收入,有的地方甚至提出“干部行不行看财政收入”的用人标准。

  

   比如,九十年代,各地都竞相发展乡镇企业,一度出现“高压紧逼、大干快上”和“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倾向。有的地方年增长率高达80%甚至100%。大上“乡企”,虽然一定程度地促进了乡村工业化,但中西部地区项目成功率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很多乡村因为办企业,留下了“大窟窿”。

  

   比如,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本是推进规模经营的好事,但由于过分倚重行政推进,揠苗助长的问题比较突出。据三农学者张德元教授和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员调查,现有的专业合作社多数是“皮包合作社”,假的“占八、九成”。好在“假的合作社”,只是骗点国家扶持政策,“肥水”毕竟流给了农民。如果强制农民组建真的合作社,情况可能更糟。

  

   比如,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城乡改造,同样存在急功近利的倾向。在“X年大变样”的口号下,有的地方热衷于“大会战”、“大督战”;有的地方逐县(区)搞“过堂”(过去指对犯人的审讯)“拉练”(现场参观督战);有的地方要求几千人口的明星村三五年内建成5万人口的小城市。大拆大建虽然推动了城乡面貌的变化,但因拆除的建筑物过多,一定程度地造成了国民存量财富的损失和经济增长泡沫;还因强制拆迁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

  

   比如,近年来招商引资中饥不择食、血拼政策的问题虽略有收敛,但仍较严重。有的地方仍然在给各单位下指标;有的地方规定,凡引进3000万元以上大项目的干部,一般干部可以提拔为副科级、副科级干部可以提拔为正科级,正科级干部给予重用;有的地方喊出“发展县域经济,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和“以招商论政绩,以项目论英雄”的口号;有的地方在急于求成、缺乏论证,斥巨资购买土地送给“投资商”以后,形成半截子工程……

  

   “大跃进”遗风在非经济领域也常常出现。比如,各种名目的专项整治,有的依法遵规运行,有的则大轰大嗡,形成了“刮大风”的不良效应。比如,基层党建,一些地方经常由党委组织部门作出村级活动场所面积、党员活动经费额度等硬性规定,致使权力机关依法通过的财政预算以及基层自治组织的合法权威受到挑战。

  

   笔者认为,清除“大跃进”遗风,是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紧迫需要。但却面临着思想观念和现行领导体制的诸多障碍。只有上下同心,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决议,循序渐进而又坚定有力地推动各项改革、推动法治中国建设,才能逐步见到成效。

  

   (作者简介:李克军,原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副厅级巡视专员,曾在两个县(市)担任县委书记近9年。退休后就地方治理、基层组织建设、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问题发表调查报告、理论文章和时政随笔一百余篇,著有《乡村视野》、《官话实说》、《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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