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礼:从德尔斐近邻同盟看希腊城邦的政治博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0 次 更新时间:2019-02-13 23: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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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礼  

   内容提要:近邻同盟是一种以宗教为纽带的联盟,主要处理与圣所有关的事务。古希腊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近邻同盟是德尔斐近邻同盟,它起源于古风时代早期,消亡于罗马统治时期。德尔斐近邻同盟在古典时代异常活跃,当时发生的诸多事件都与之密切相关。它与希腊古典时代的城邦政治保持着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为城邦间的政治博弈提供了一个政治舞台,另一方面城邦间的政治博弈有时会引发同盟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动。公元前5世纪时德尔斐近邻同盟议事会中各邦尚处于平衡状态,不过这种平衡状态到了公元前4世纪时被打破,同盟成为大邦操纵的政治工具。这期间,同盟的第三次神圣战争也改变了希腊的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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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邻同盟(Amphictyony,古希腊语为)是一种以共同的宗教圣所为中心而结成的部落、族群或城邦联盟,负责管理圣所事务,兼而处理成员之间以及同盟与外部的关系①。一词来源,此词在古典文献与铭文中有“居住在附近的人、相邻的邻居、近邻同盟各成员的代表”②的含义。最初,一词特指以安泰莱的德墨忒尔神庙与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为仪式中心的近邻同盟③,后来该词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泛指那些具有特定仪式中心的宗教性组织。古希腊历史上曾出现过五个④近邻同盟,分别是:德尔斐近邻同盟、以彼奥提亚的波塞冬神庙为仪式中心的翁切斯图斯近邻同盟⑤、以萨诺尼卡湾附近的波塞冬神庙为仪式中心的卡拉卢利亚近邻同盟⑥、以提洛岛的阿波罗神庙为仪式中心的提洛近邻同盟⑦、以米卡列的波塞冬神庙为仪式中心的帕尼欧尼翁近邻同盟⑧。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德尔斐近邻同盟,它起源于古风时代早期,消亡于公元2世纪,存续了近千年之久。它在地理范围上涵盖了中部希腊、优卑亚半岛、阿提卡半岛、伯罗奔尼撒半岛等地区。

   德尔斐近邻同盟之所以在古希腊世界享有盛名,并不仅仅在于它是以古希腊最权威的神谕发布地——德尔斐神庙为中心之一,更重要的是这个同盟的成员几乎包括了当时希腊世界最有活力、最有影响力的希腊城邦。他们既是同盟的成员,也是竞争的对手。斯巴达、雅典、底比斯以及后来兴起的马其顿王国都曾力图控制近邻同盟,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德尔斐近邻同盟内成员的合作与斗争实际上就是古希腊城邦之间政治博弈的反映。

  

   一、同盟性质的演变:从部落宗教组织到城邦政治联盟

  

   德尔斐近邻同盟最初是一个建立在共同的宗教信仰与仪式基础上的宗教组织,以安泰莱的德墨忒尔神庙为仪式中心。同盟最初是由10个⑨或12个⑩部落组成。尽管成员部落大小不一,但地位上平等,在近邻同盟议事会中拥有同等数量的代表席位。同盟管理着共同的圣所,成员一同举行祭祀神明的宗教活动,还承担着调解成员纠纷的职责,并在此过程中衍生出一定的政治特性。

   随着城邦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有些部落出现了一些典型城邦,例如伊奥尼亚部落的雅典、希斯提埃亚城邦,多利亚部落的斯巴达、米特罗波利斯城邦等。这些部落在近邻同盟中拥有的代表席位便转移至典型城邦。城邦在向近邻同盟议事会派遣代表时仍强调自己的族群身份,这从公元前4世纪的文献与铭文材料中可以得到印证。例如这一时期的铭文记载了“来自多利亚人城邦米特罗波利斯的代表Nicon”(11)。其他部落在派遣代表时则直接冠以部落的名称。从现有资料来看,成员部落的典型城邦在同盟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古典时代同盟的成员经历了两次变动,一次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德尔斐人加入同盟;另一次则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佛西斯人被同盟开除,马其顿人加入同盟。希腊化时代至罗马统治时期,同盟的构成多次发生变动,佛西斯人曾一度恢复成员身份,埃托利亚人于公元前3世纪加入同盟。

   同盟在古典时代已形成议事会、代表制度、官员等一套完备的内部机制。当这套机制正常运行时,同盟便可以有效地发挥宗教、司法、经济等职能。同盟的内部机制与城邦制度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可能是吸收、借鉴了成员城邦的某些制度。这也反映出德尔斐近邻同盟与希腊城邦制度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议事会是同盟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颁布法令、制定决议、仲裁纠纷等事务。议事会于每年春秋时节召开,春季会议在德尔斐召开,秋季会议在温泉关召开。不过有时也会召开临时性的会议,处理一些紧急事情。议事会中一共有24个席位,每个部落享有两个席位(12)。部落的席位在内部的城邦间分配,有些部落的席位长期为某一城邦占有,而有些部落的席位则由数个城邦轮流分享。根据史料的记载,同盟议事会召开时首先举行对神的祭祀,之后商讨重要的事情,听取部落城邦的决定后才作出最终的决议。此外议事会还扮演着法庭的角色,仲裁城邦间的争执、审判宗教案件。

   代表制度是同盟的一项重要制度。城邦根据自身占有的席位数,向同盟派遣相应数量的代表,这些代表组成了同盟议事会。城邦在同盟议事会中掌控席位的多少,能反映出它在同盟中影响力的强弱。城邦派往同盟议事会的代表有两种:希耶若姆那蒙(Hieromnemon)与皮拉哥瑞(Pylagori)(13)。其中希耶若姆那蒙是城邦的正式代表,在议事会中享有表决权。皮拉哥瑞则是另外一种代表,常扮演正式代表参谋的角色。这两种代表的任期和产生方式则因城邦、部落而异(14)。代表不仅是城邦与同盟的联络者,还是同盟的官员。根据近邻同盟的法令,他们需要履行一定宗教、司法职责,否则将会受到惩罚(15),因此代表们大都认真履职。

   同盟最为重要的职责是宗教职责,即负责监管与修缮神庙、组织皮提亚赛会等事务。公元前4世纪时德尔斐神庙因自然灾害而损毁,同盟在神庙重建的过程中先后设立了神庙营造官(Naopoioi)与财务官(Tamiai)。这两种官职是仿照城邦的官职而设立的,负责筹集重建资金、监管重建工程。神庙营造官和财务官来自成员城邦,他们在德尔斐神庙的重建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表面上看,德尔斐近邻同盟似乎是个松散的宗教性联合组织,但实际上,它也具有明显的政治功能,只不过被掩盖在宗教事务的外衣之下而已。据埃斯客涅斯记载,古风时代近邻同盟曾发动过一次神圣战争。在埃斯客涅斯的笔下,战争是因克里萨人的渎神行为与侵害近邻同盟代表的暴行而引发的(16)。雅典、西库昂、色萨利等城邦、部落参与了此次军事行动。实际上这次战争与近邻同盟的势力扩张有关。公元前6世纪,近邻同盟试图将自身势力扩张至南部的科林斯湾地区,以便吸纳更多的成员。通过第一次神圣战争,近邻同盟与德尔斐圣所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德尔斐圣所也成为同盟的另一个重要仪式中心。自此德尔斐近邻同盟形成了一年召开两次议事会的制度。此外第一次神圣战争还产生了近邻同盟誓言,誓言强调不摧毁同盟的任何一个城邦,无论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不切断城邦的水源(17)。近邻同盟发动第一次神圣战争明显有着政治动机,而战后产生的誓言也显示了同盟的政治性。有学者认为第一次神圣战争的重要意义在于:“德尔斐近邻同盟凭借着德尔斐圣所的声誉摆脱了区域性特点,迅速成为一支泛希腊的政治力量,在古希腊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8)

  

   二、公元前5世纪同盟内部平衡格局的维持

  

   在古希腊历史上,公元前5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一方面希腊本土的诸城邦团结起来共同战胜了入侵的波斯,希腊人的民族认同也逐步形成,战后城邦走向繁荣;另一方面繁荣的背后又隐藏着危机,城邦间冲突不断,最终爆发了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这个繁荣和战争交织的世纪里,希腊本土的政治格局不断变动。希波战争结束后,雅典凭借着强大的海军以及提洛同盟的力量,迅速崛起为强大的城邦。这导致希腊本土传统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动,由原先的斯巴达独霸转变成斯巴达、雅典两强并立,其他城邦多依附于这两个城邦,由此形成两大城邦集团。两者因相互竞争而爆发了冲突,最终导致了波及希腊多数城邦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战败,斯巴达再次成为希腊世界的唯一霸主,希腊的政治格局又恢复到从前的状态。总之,斯巴达与雅典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政治活动的主导力量。斯巴达与雅典的竞争不仅体现在争夺势力范围上,还体现在争夺泛希腊宗教组织领导权上。具有泛希腊性质的德尔斐近邻同盟成为斯巴达与雅典进行力量角逐的舞台,见证了二者力量在希腊世界的此消彼长。但从整体上看,这时还没有出现一邦独大、控制同盟的现象,同盟议事会还具有一定的制衡能力。

   波斯入侵希腊时,德尔斐近邻同盟的北部成员色萨利人、佩莱波伊人、马格尼西亚人、多罗比亚人、埃尼亚那人大都未经抵抗就臣服了波斯人,有些还编入了入侵者的军队(19)。位于彼奥提亚的底比斯人虽然加入了抗击波斯的希腊同盟,却在古典时代留下了通敌波斯的恶名。经一些学者推算,当时同盟约有三分之二的成员通敌波斯(20)。希波战争结束后,斯巴达试图改组同盟议事会从而达到控制同盟的目的,但遭到雅典的强烈反对。据普鲁塔克记载:“在近邻同盟议事会上,拉栖戴梦人提议将那些未参与对波斯作战的城邦从议事会中开除。”(21)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在德尔斐近邻同盟议事会上发言,指出若将色萨利人、阿尔戈斯人与底比斯人从近邻同盟中开除,则同盟将为少数大邦控制。地米斯托克利的发言改变了代表们的态度,斯巴达的提议最终未获通过。当时雅典虽然已成为强邦,但实力上稍逊于斯巴达,无法与斯巴达直接争夺德尔斐近邻同盟的领导权。为了维持同盟议事会中的平衡格局,避免同盟被斯巴达控制,雅典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联合同盟的其他成员一同挫败了斯巴达的政治企图。

   为纪念普拉提亚战役的胜利,希腊人曾向德尔斐圣所捐献了一尊三足鼎。斯巴达摄政王波桑尼阿斯在鼎上镌刻了“希腊人的最高统帅,波桑尼阿斯,在其击败波斯人后向阿波罗神捐献了此件纪念物”(22)。此举引起了共同对波斯作战的其他城邦的不满。普拉提亚人因而在近邻同盟中指控斯巴达人,要求对他们处以巨额罚金。斯巴达被迫将波桑尼阿斯镌刻在三足鼎上的文字除掉,刻上对波斯作战众城邦的名字(23)。

   三足鼎事件看似一件寻常之事,却折射出德尔斐近邻同盟的政治影响力是附着于其强大的宗教威望之上。此事件的主角之一是小邦普拉提亚,它之所以选择近邻同盟作为申诉的对象,是因为近邻同盟具有强大的宗教影响力。斯巴达当时是希腊世界的霸主,本可以不顾及近邻同盟的裁决,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近邻同盟的决议。一方面是迫于近邻同盟的强大宗教影响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斯巴达在同盟议事会中的影响力有限,不足以改变议事会的决议。因此对斯巴达人而言,接受近邻同盟的决议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政治因素与宗教因素在三足鼎事件中交织起来,最终导致了斯巴达政治上的让步。

斯巴达试图扩大在同盟中影响力的两次尝试都因其他城邦的干预而失败,不仅未能达到既定的目的,反而致使自身的声誉受损。但斯巴达并未因此停止在同盟中的活动。公元前5世纪中叶,德尔斐城邦与佛西斯因争夺德尔斐神庙的管辖权而爆发了一场战争,史称第二次神圣战争。这原本是一场地区性的冲突,却因斯巴达与雅典的介入而升级为集团间的战争。交战双方分别向斯巴达与雅典两城邦寻求援助。雅典希望借助盟友佛西斯的力量扩大在中部希腊的势力范围,而斯巴达人则力图阻止雅典势力在中部希腊的扩张。斯巴达控制德尔斐神庙后,将神庙交给德尔斐人管理;当斯巴达人撤走后,雅典人在将军伯利克里的率领下向德尔斐进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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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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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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