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丰:现实主义理论的内部论争及其发展方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86 次 更新时间:2006-10-30 01: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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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丰  

  由此看来,一些代表性学者的论著不可能机械地划归到某一分支,而且在现实主义内部也还存在其他一些分支,上述归类并不能反映内部论争的全部状况。

  从上文对这些分支的分析和比较中可以发现,在结构现实主义之后,现实主义理论由于各种新分支的出现和彼此竞争展现出一些基本特征和趋势。首先,后起的理论都承认结构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以及体系结构要素在决定国家间互动与国家行为中所起的首要作用。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理论的科学化、体系化和简约化作了重要贡献,在现实主义内部,后起的理论并没有像其他范式一样否定或者抛弃这一理论,相反,结构现实主义成为这些理论深化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的基点和框架。

  其次,后起的理论试图从体系层次回到单元层次或者将两个层次综合起来进行理论建构。结构现实主义无疑是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高峰,但是这对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提出了巨大挑战。体系理论为人们理解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方位性的图谱,但是仅仅立足于体系层次对国际关系作一种宏观认识是不够的。后来的研究者需要继续推动现实主义的发展,最近兴起的理论分支试图通过对沃尔兹理论的局部修正、补充来实现这种发展,而修正和补充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纳入单元层次的变量。

  再次,现实主义从国际政治理论扩展到外交政策理论。沃尔兹明确区分了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并且立足于建构国际政治理论。而新古典阵营的学者则明确提出了发展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的主张,他们显然不满足于沃尔兹对少数规律性现象的解释〔14〕,认为对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具体行为的分析也可以而且应该纳入到理论的视野范围之内。不论新古典现实主义最终是否能够发展出一种成熟的外交政策理论,这是现实主义对外交政策进行理论化的尝试,而且也会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产生正面启示。

  内部争论的新特征和新趋势也对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需要回答的内在问题。既然现实主义理论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科学、系统和简约的理论,那么,从体系层次回归单元层次是否意味着现实主义理论的倒退?体系层次的要素是否可以与单元层次结合起来?很显然,分析层次的选择并不决定理论的优劣,它所影响的只是解释对象的范围。结构现实主义剔除单元层次的要素是出于建构一种关于国际关系的一般理论的需要,这种理论考察的不是单个国家的具体行为,而是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单元具有相似的行为。其他的学者出于不同的旨趣、研究议题,无意于构造一种沃尔兹似的一般性理论(“宏理论”),而转而发展关于国家特定行为的局部理论(“中层理论”)。每一种理论都有其限度和范围,明确了这一点,我们会发现那些看似矛盾和对立的主张可能是互补的。显然,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是互补的而非替代的关系。

  以上评述到的几支理论之间尽管存在着相当的分歧,但它们都属于现实主义的理论脉络,相互之间的差异更多是程度上而非实质上的,是由于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不同造成的,而不是根本性的对峙。与其他理论之间的辩论常常出现“各说各话”的现象不同,现实主义理论内部的争辩是在共同的概念和假定基础上展开的,因此也较容易进行对话和沟通。当前的争论对理论的发展有着建设性作用,同时也为现实主义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从最近的争论所体现的趋势和问题来看,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仍然可以在继续深化理论建构(theory building)和加强理论检验(theory testing)两个方面展开。

  在理论建构方面,如何架构起不同分析层次之间、体系与进程之间的联系,同时又不违背现实主义的内在逻辑,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之后继起的理论可能有所突破的方向。作为一种解释性的理论,不仅需要揭示哪些变量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揭示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性质和方向。如果添加新的变量,理论无疑会变得复杂,因果链条也会随之延伸,但是只有将新增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以简洁明晰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果关系才能由经验来检验和具有说服力。防御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者都增加了国家层次上的变量,但是对这些变量的概念化、操作化以及厘清它们如何在同一个因果关系链条上起作用仍然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在理论检验方面,成熟的现实主义理论需要经受住经验和逻辑双重标准的检验。由于解释力是理论评价的首要标准,我们需要针对现实主义与其竞争性理论在具体问题上的解释作比较,用大量的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来考察现实主义解释力是强化还是减弱了。正如沃尔弗斯所指出的,在《国际政治理论》出版20多年以后,我们仍然缺少对沃尔兹的主张进行细致的案例研究的评估〔15〕。同时,科学理论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还可以利用科学哲学标准进行理论评价,瓦斯克斯(John Vasquez)运用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s)”标准对现实主义内部存在争论的均势问题所作的考察具有启发意义,尽管其结论偏颇,但是这为理论评价提供了新的思路。不仅仅是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其他一些科学哲学标准——比如 “范式(paradigms)”和“研究传统(research traditions)”等——都可以运用到理论评价和检验中。〔16〕

  内部争论表明,现实主义不是一个僵硬退化、停滞不前的理论传统,虽然许多现实主义学者引入了一些新的变量来建构理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背离了现实主义的内核〔17〕,现实主义注重“实然”、以国家中心以及强调权力与利益的研究传统并没有动摇。近来的发展表明,在结构现实主义提供的基本框架下,从体系回归单元、从国际政治理论扩展到外交政策理论是现实主义“必要而且自然”〔18〕的演进过程,现实主义在不同分析层次和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化展现了这一理论的持久生命力。

  

  [注释]

  〔1〕有关四次大辩论的介绍见,[挪威]伊弗·B. 诺伊曼等主编:《未来国际思想大师》,肖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章。

  〔2〕从现实主义立场对建构主义所作的为数不多的批评,见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95), pp. 37-47; John J. Mearsheimer, “A Realist Repl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p. 90-92.关于主流与非主流之间能否对话和综合的争论,见Gunthar Helmann, “Forum: Are Dialogue and Synthesis Possibl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No. 1 (March 2003), pp. 123-153.

  〔3〕对二者的区分见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p. 71-72.

  〔4〕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Y.: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p. 21.

  〔5〕不少学者指出进攻现实主义缺乏理论上的创新性:苏长和:《即将到来的大国冲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许嘉:《进攻现实主义的悲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

  〔6〕Glenn H. Snyder, “Mearsheimer’s World: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1 (Summer 2002), p. 151.

  〔7〕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07-111.

  〔8〕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21.

  〔9〕Stev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60-166.

  〔10〕Charles L. Glaser,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 50 (October, 1997), pp. 171-201;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 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95), pp. 50-90.

  〔11〕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October 1998), pp. 144-172.

  〔12〕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1 (Summer 1992), pp. 197.

  〔13〕Jeffrey W. Taliaferra,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Winter 2000/01), p. 134.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刘丰、张睿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第121-126页。

  〔14〕沃尔兹指出,结构理论旨在解释“少数大而重要的事情”。见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29.

  〔15〕William C. Wohlforth, “Measuring Power-and the Power of Theories,” in Colin Elman and John Vasquez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pp. 254-255.

  〔16〕Colin Elman, “Closing Dialogue,” in Elman and Vasquez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p. 282.

  〔17〕认为现实主义是一个退化的研究纲领以及内部论争背离了现实主义内核的评论见,John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 1997), pp. 899-912;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Fall 1999), pp. 5-55.

  〔18〕Charles L. Glaser, “The Necessary and Natural Evolution of Structural Realism,” in Elman and Vasquez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p.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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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论坛》2006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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