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廷舜:公共场所隐私权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2 次 更新时间:2019-01-29 00: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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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廷舜  
“直播”成为潮流,观众对明星或他人私人生活的窥探欲得到了最大满足,而自曝隐私者也获得了丰厚的利益。还有一种非常新颖的电视节目,即电视台与公安、交警、医护人员等共同巡逻或出任务,以获得第一现场并进行直播。在这些案件中,无论是警察抓捕嫌犯还是医护人员救治伤员,对出现在镜头中的“被动者”而言,是否存在隐私侵权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公民对公共场所个人敏感隐私信息的保护意识在强化,这种强化的表现有两种:一是公民越发感受到“看见”与“拍照、摄影”之间的差别,从而拒绝“拍摄”。我们都知道蒙娜丽莎用她的眼睛来微笑,这是因为我们可以细致入微地观察、研究那幅著名的画像,而如果仅仅是与蒙娜丽莎擦肩而过,恐怕没有人会发现这一细节。这就是“看见”与“拍照”之间的巨大差别。照片不仅形成永久性记录,而且可能会暴露更多。录像、监控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未经允许擅自给他人拍照或摄影,无疑会侵犯当事人的隐私利益,更不用说将拍下的照片擅自披露给无法控制的公众了;第二种表现是公民对自身形象或行为的“自治”意识在加强,即,当公民走进公共场所时,会预估自己所处的场所的“公共性”是否强烈,并进而依据该预估调整自己的形象或行为举止。如果公民想“默默融入公共场所”,他会选择低调,并尽可能地避免成为公众视野中的焦点。“这种控制权十分重要,因为我们公布给其他人的信息会影响他们对我们人格的评价。……如果我们不能自由选择向别人公布何种信息的话,我们就没有隐私了。因此,公民在公共场所也享有隐私,我们对个人信息的公布拥有一种控制权。”[41]

   综上,公共场所中地点的差异、新型科技的涌现以及社会规则的参考都影响着法官对公民在公共场所是否享有隐私权的判断,法律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对公共场所中的公民隐私权作出安排。

  

   四、公共场所隐私权的类型分析

  

   自Warren和Brandeis创设隐私权以来,已经有诸多版本隐私权的定义,但从未取得共识,本文也无意在此纠缠,倒乐意转向公共场所隐私权的类型分析。公共场所隐私权的类型必然脱胎于隐私权的类型,那么,隐私权的类型有哪些呢?国内方面,王泽鉴教授将侵害隐私的类型分为三种:“(1)私生活的侵入,包括侵入他人住宅生活领域;录音、窃听、偷拍、监视器;跟踪;以电话骚扰他人私生活;强迫他人接受信息;雇主监看受雇人的电子邮件及受雇人的隐私权;(2)私事的公开;(3)信息自主(信息隐私)的侵害。”[42]杨立新教授认为主要的侵权隐私权的行为有:“(1)刺探、调查个人情报、资讯;(2)干涉、监视私人活动;(3)侵入、窥视私人领域;(4)擅自公布他人隐私;(5)非法利用隐私;(6)侵害死者隐私利益;(7)相关隐私当事人侵害其他当事人隐私权。”[43]国外方面,英国个人隐私委员会(荣格委员会,Younger Committee)将隐私权界定为私生活安宁不受侵扰和对信息的控制权,包括:“(1)自身和住宅、家人及人际关系不受侵扰的自由;(2)关于自己的信息资料如何及多少向他人传递的权利。”[44]美国著名隐私权专家Jerry Kang将隐私权分为三类:“①物理空间;②选择;③私人信息的流动。”[45]而闻名遐迩的Prosser教授在汇总、整理300多个隐私侵权案例后,认为判例法意义上隐私侵权有四种类型:侵扰他人安宁,非法使用他人姓名或肖像,公开私人信息及私生活,丑化他人形象,这四种分类也被收录进《美国侵权法复述(第二版)》。经比较发现,中西对隐私权类型最大的认知差异在于隐私权的属性。在美国,隐私权研究一向是在宪法和侵权法两个层面上推进的,即使在被我们奉为法律智识重要来源地的德国,其保护隐私权的重要概念“一般人格权”也脱胎于德国《基本法》,所以,隐私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存在;而我国的隐私权研究局限于人格权法,即便王泽鉴教授,也视隐私权为人格权分化过程中“‘新生的’一种人格权,是一个发展形成中,有待类型化的概念,指个人独处不受干扰,隐私不受侵害的权利。”[46]公共场所隐私权的类型划分必须要打破隐私权局限于民事权利的属性认知,从而彰显其基本人权的价值。

   (一)宪法上的公共场所隐私权

   所谓宪法权利,是宪法所确认并保护的权利,“宪法的属性和宪法学原理决定了宪法权利是个人持有的抵制政府侵犯、限制与约束政府各机构的一种权利。”[47]马特也认为:“从个人权利与政治国家的分野来看,将隐私权界定为信息秘密和生活安宁,不足以实现其对抗国家公共权力的凌侵、保障个人私生活自决的宪政目的。”[48]所以,宪法隐私权必然指向对抗政府公权力。针对公权力机关的侵权行为,公民的公共场所隐私权主要有两种类型。

   1.不受非法搜查的公共场所隐私权。尽管美国宪法并没有直接规定隐私权,但《权利法案》却将隐私保护视为宪法的基本责任,比如《第四修正案》关于公民人身以及财产不受非法搜查和扣押的隐私权利。在1967年之前,《第四修正案》只保障私人住宅不受非法搜查,直到Katz案使得不受非法搜查的地点由住宅转移到了公共场所。该案中,执法人员在一个公用电话亭装上了窃听器,从而掌握了Katz的犯罪证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在一个别人看得见的地方打电话,他并没有放弃他的权利,当Katz关上电话亭门,他拥有一份合理隐私期待,即,他对着话筒说出的话不是向全世界广播。故而,虽然电话亭处于公共场所,但公民在使用电话亭的时候,他享有不受非法搜查的隐私权利。Stewart大法官在本案中发表了一个著名意见:“《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的是人,而不是场所,因此,如果公民故意将自己披露在公共视野当中,即使他们身处自己的住所或办公室内,他们也无法成为《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的保护对象。然而,如果公民想要保护其私人事务的私密性,即使他们身处公共场所,其私人事务也能成为宪法的保护对象。”[49]

   严格说来,这种类型的公共场所隐私权大致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即公民所处的地点虽处于公共场所,但却承担了临时私人生活、私人事务的庇护所。比如办公场所、KTV包厢等,在某一时刻,它们仅向特定的人开放,并由此享有合理的隐私期待。

   2.个人信息不受非法收集、存储、传播、使用的公共场所隐私权。国家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以防极权社会的出现,各国都开始重视这一现象,并进行防范性地制度操练。美国Whalen v. Roe案[50]确立了信息性隐私权的宪法地位,1974年通过的《隐私权法》就是一部规范联邦政府机构处理个人信息的法律,德国在1983年人口普查案的审理过程中诞生了一项新型权利——信息自决权,这些都是典型的宪法权利。但研究发现,政府收集的个人信息多是静态的,比如住址、移民、保险、破产、特殊职业、逮捕、结婚、离婚、财产等等,那么,在公共场所,有无政府机关也特别热衷收集的动态个人信息呢?答案是肯定的,United States v. Jones案[51]就是典型。2004年,Antonie Jones在哥伦比亚经营一家夜总会,并涉嫌从事毒品交易。为了找出Jones把货物运到了什么地方,2005年,执法人员向哥伦比亚特区法院申请了搜查令,在Jones妻子的吉普车上安装了电子追踪设备,搜查令的时限为10天,执法人员的追踪行为却持续了28天,最终执法人员根据汽车停放位置找到了毒品。当然,在公共场所中,“公民对其任何个人信息并不想当然地拥有隐私期待,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也会考虑数据开发与利用行为侵犯了他人对隐私的何种期待,以及他人的这种期待是否合理,法律只保护真实且合理的隐私期待。”[52]同样以Jones案为例,Jones可能对其妻子车辆在公共场所中的短期内位置信息不享有合理隐私期待,但若长达28天的持续的对其位置信息的收集,则使得性质明显发生了变化,甚至可以说量变引起了质变,任何一个公民都享有不受长期全天候追踪的合理隐私期待。

   其实,不仅仅是位置信息,公共场所中的视频监控对公民造成的侵犯不亚于非法搜查,不仅是它影响了数量庞大的公民,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全方位对公民的监控,包括观察、记录和分门别类,给公民的人格尊严带来极大侵犯,执法人员根据视频中记录下来的个人信息,公民可能被贴上“守法公民”、“猥琐男”、“危险分子”、“嫌疑犯”等标签;另一方面,公共场所中的一条个人信息或许不怎么重要,但若干信息相结合,就可能对公民的“人格图谱”产生极大影响,这就是著名的“马赛克理论”:若干信息片段的结合比单个信息本身更具有价值。在Jones案中,Sotomayor大法官和Alito大法官就利用该理论提出:“在公共场所,即使公民每个单独的举动(或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但是,根据隐私合理期待这个判断标准,由多个这样的单独行为信息组成的信息集合体应当受到《第四修正案》的保护。公民对这种信息集合体所享有的权利不容侵犯。”[53]

   (二)侵权法上的公共场所隐私权

   Prosser教授对隐私侵权的四种划分都是侵权法层面的,其中,有两种符合公共场所隐私权的类型。

   1.安宁生活不受侵扰的公共场所隐私权。《美国侵权法复述(第二版)》第652B条规定的就是私人安宁不受侵扰的隐私权,这也是唯一一种不需要实质性损害后果的发生就可判定的隐私侵权类型。该类型侵权责任的承担需要三个条件:“①被告故意侵扰原告的私人场所或者私人事务;②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享有的合理隐私期待;③被告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令一个有理性的公民感到反感。”[54]最初,Prosser教授认为侵扰他人安宁的隐私侵权行为不可能发生在公共场所,直到后期,Prosser教授的态度才有所转变,承认特殊情况下,公民在公共场所也享有隐私权,譬如发生在那位游乐场裙子被风吹起的女士情形。

   事实上,只要承认私人生活在公共场所中存续,那侵扰他人安宁的隐私侵权类型就没什么疑问。在Kramer v. Downey案[55]中,原告与被告是一对刚刚分手的情侣,原告诉被告长时间侵犯其隐私权,理由是两人分手被告总是在公共场所内紧紧盯着自己。被告对此并不否认,但她辩称“每次观察原告时都是在公共建筑物或公共场所内,而且警察也从未因此而逮捕她”,因此其行为是不可诉的。该案一审法院判决原告败诉,德克萨斯州上诉法院在二审中推翻了一审判决,颁布禁止令禁止被告再次实施同样行为,并责令被告赔偿原告因此遭受的损害。法院在判决书中写道:“我们认为隐私权是内涵很丰富的权利,其中包括了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工作场所,原告都有不受被告故意侵扰其生活的权利。”[56]在Galella v. Onassis案[57]中,Jacqueline Onassis(美国前总统Kennedy的夫人)反诉狗仔摄影师Donald Galella的行为构成隐私侵权,该案中,Donald Galella长期对她本人及子女实施骚扰行为,包括发生在学校门口、网球场、游泳馆等公共场所的侵扰,最终,法院也支持了Onassis的诉讼请求。

   社会的剧烈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态度,人们活动的私人领域在不断缩减,人们总是行色匆匆而停不下来,但也因此,人们更渴望安宁的私人生活,包括在公共场所舒适的、自由的生活,而不必时刻担心被他人侵扰。当然,在这个拍照、录像泛滥的年代,当身处熙熙攘攘的公共场所时,我们要容忍自己偶然出现在他人未经自己同意便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但如果自己成为别人拍摄的焦点则是不合理的。一旦他人的侵扰行为达到“令一个有理性的人高度反感”的程度,[58]那就要坚决主张自己的隐私权利。

2.私人事务不受非法公开的公共场所隐私权。《美国侵权法复述(第二版)》第652D条规定的就是私人事务不受非法公开的公共场所隐私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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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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