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论十大关系》文本的形成与演变及其经典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14 次 更新时间:2019-01-26 20:06:22

王海光 (进入专栏)  
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反对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盲目的自力更生”,表明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思想与《论十大关系》在思想理路上的继承关系。

  

   然而到1975年底,出于维护“文化大革命”路线的需要,毛泽东否定了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没有正式下发的三个重要文件草稿被当作邓小平炮制的“三株大毒草”而受到批判。邓小平主持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自然也无法再进行下去,胡乔木等文稿整理者被迫做了检讨。

  

   毛泽东逝世后,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抓捕了“四人帮”,加快了毛泽东著作的出版。12月26日,在毛泽东生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1975年由胡乔木主持整理的《论十大关系》文本。《论十大关系》的公开发表,标志着《论十大关系》经典化过程的最后完成。

  

  

   《论十大关系》的经典化,历时20年,整个过程一波三折。先后经过邓力群、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等人之手,前后整理出了三部文稿,最后在胡乔木手里完成了文本的经典化。但直到毛泽东逝世后,《论十大关系》才正式发表。在它的经典化过程中,每个整理稿本都带有自己的语境特征,深深地打上了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时代烙印,这反映在各文稿的文体风格、内容取舍、文字处理等方面,都带有不同的时代风貌。在文本整理的时代语境上,1958年中办稿本的整理环境最为宽松。1965年稿本的整理环境已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国内外形势紧张,不能不影响到稿本的整理。1975年稿本的整理环境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人心动荡不安,形势复杂多变,对稿本整理工作的影响更大。

  

   由于我们无法看到各稿本整理的工作过程稿,无从知晓具体整理的技术环节,只能从时代语境与已经成稿的文字上分析它们的文本异同。从整体上说,虽然各稿本都有不同差别,而变化最大的还是1975年稿本,这是可想而知的。当时的意识形态主流话语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高层有邓小平与“四人帮”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整理小组内部也存在政治和人事上的分歧与掣肘,胡乔木整理文稿的内外环境是非常逼仄的。这些时代因素不能不反映到最终定稿的《论十大关系》上来。在文字的表述上,1975年稿本远不如前面整理稿本讲得贴切,语气也不如前面几稿从容。在内容的整理上,它所论述的十大关系的问题,是以这些问题在中国并不严重的口吻进行表述的。但这样一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提出背景,就只有“以苏为鉴”的对比性和未雨绸缪的前瞻性,而缺乏中国自身问题的现实针对性。这就使《论十大关系》各项政策的提出显得比较突兀和生硬了。具体说来,上述三部不同稿本的差异性,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做一粗略分析。

  

   一是文本字数和分量轻重。在文字数量上,1958年中办稿本有 9474字,1965年稿本有11330字,1975年稿本有12523字。第三稿是文字加工量最多的。另外,三个稿本在叙述各项关系上的用墨分量也各不相同。从各稿本叙述每项关系的用墨多少,可以对其整理工作和指导思想有个一般性了解(见下表)。

  

   从下表可见,1965年稿本在论经济关系方面的分量比重较大,而1975年稿本在论政治关系方面的分量比较大。如关于“农、轻、重关系”,1958年中办稿本是559字,1965年稿本是1349字,1975年稿本是808字。1975年稿本比1965年稿本顿减500多字。关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1958年中办稿本是700多字,1965年稿本是1100多字,1975年稿本是1700多字。1975年稿本又比1965年稿本增加600多字,比1958年中办稿本则增加1000多字。这反映了1975年稿本的“政重经轻”特点,与毛泽东1956年讲话的原意存在较大出入。毛泽东当时说过,“十大关系”主要是前五条,即重点是经济关系的内容,而非政治关系的内容。而1975年稿本则是“政重经轻”,大大扩充了后五条的政治关系内容。稿本整理的重心变化,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政治生态的重心变化。

  

   二是政治语境与行文风格。1958年中办稿本的行文最为自然流畅,口语化程度最高,语言生动活泼。1965年稿本的行文就有了拘泥之感,避讳较多,文体已是半格式化了。1975年稿本的行文更为刻板,格式化程度更高,一些语言文意还有些拘滞,主要反映了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政治动向以及以《论十大关系》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来消解“学理论”“反法权”等“左”倾意识形态运动的意图。邓小平曾对胡乔木说,这篇文章在经毛主席审阅同意以后,应当发给全党讨论。这是理论学习的好材料,不学习毛主席的这些著作,全国的理论学习怎么深入得下去?邓小平在读《论十大关系》时,还批评了文教领域没有执行“双百”方针的问题,要政治研究室收集这方面的材料。从这方面讲,邓小平整理《论十大关系》,与当时被批判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等三个文件,同属于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全面整顿中的思想理论系列。

  

   三是在《论十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目标宗旨上,1958年中办稿本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65年稿本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1975年稿本则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从“建设”到“事业”是宗旨的重心转移,是从经济转移到政治的表征。在三个稿本中,1958年中办稿本比较符合原始讲话,从经济政策上正面讲“以苏为鉴”的问题;1965年稿本也强调经济方面,但回避了一些谈论苏联的问题;1975年稿本更强调政治正确,点名批判苏联,用语口气也最重。

  

   在内容整理上,各稿本突出的重点也不同。如镇压反革命问题,1958年中办稿本讲今明两年“还要作两年的艰苦工作”,这是讲具体工作的安排;1965年稿本讲“还要做长期的艰苦工作”,这是讲一般性政策原则;1975年稿本讲“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这就在一般性原则中突出强调了肃清内部敌人的重要性,显然受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继续革命”以及与所谓“走资派”斗争的政治语境影响。

  

   在关于“以苏为鉴”方面,各稿本的语气轻重各不相同。如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一节里,各稿本在谈到学习外国经验时,都强调要有民族自信心,但分寸感大有不同。1958年中办稿本和1965年稿本强调“一切外国人的长处都学”,但也不要妄自菲薄,要“说大人则藐之”。而1975年稿本讲学习外国,主要是批评苏联等国的问题,强调中国的后发优势。再如讲“一穷二白”的问题,1958年中办稿本指出中国“很多地方不如人,翘不起尾巴,一曰穷,二曰白,骄傲不起来”,1965年稿本是“一穷二白,使我们的尾巴翘不起来”,但1975年稿本则鼓吹“一穷二白”的后发劣势,认为可以有后发先至的优越性:“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了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中国贫困落后的后发劣势,反而成为能够取得更快发展的赶超条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盲目鼓吹“自力更生”的时代语境使然。

  

   在关于批评斯大林的问题上,三个稿本的整理分寸也不一样。1958年中办稿本说:“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听说批评斯大林了,又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此处表达的是我们不要“跟风转”的意思,表示我们对斯大林的“三七开”评价比较公道。1965年稿本则没有这段话了,没有提“三七开”的问题。1975年稿本补充上了这段话,但批评口吻已具有谴责性:“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这显然与毛泽东当时发表讲话的平和语气是不一致的,用的是他后来讲的话。另外,1975年稿本讲到斯大林在解放战争时对中共“不准革命”的话即“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也不见于前两个稿本。这应是波匈事件之后,毛泽东在1956年11月讨论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讲的话。

  

   在一些数字的处理上,1975年稿本也显得比较保守,如讲“一五”时期的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支出的比重,1958年中办稿本和1965年稿本都讲的是占全部支出的32%,即有近1/3的支出用于非生产,而1975年稿本讲的比例是占30%。

  

   三个稿本结语的口号也反映了时代背景的变化。1958年中办稿本的结语口号是“为巩固和加强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奋斗”,反映了东西两大阵营冷战的时代背景。1965年稿本的结语口号是“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而奋斗”,反映了中苏论战的时代背景。1975年稿本的结语口号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时代背景。这三个结语口号的演变,由国际视野转到国内视野,在政治文本学意义上反映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的内卷化进程。

  

   总的来看,毛泽东著作经典化是毛泽东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项中心工作,政治性非常强,技术性要求非常高。从原始讲话稿到公开出版,既要忠实原稿又要超越原稿,文字整理的难度很大。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参加过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工作,曾概括出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几个原则:一是技术原则,即对毛泽东原始讲话记录的文句不完整、表达不准确、逻辑不严密、论述太重复等问题进行文字处理,对讲话记录所引据的事实、历史、文句进行查证;二是政治原则,即根据毛泽东许多观点后来所发生的变化(有些是重大变化)来修改前面文稿的观点;三是审定原则,即所有经过整理的稿子,都要毛泽东看过,经过他认可,才能算数*。毛泽东文稿的整理和经典化过程,不是原始文献的历史呈现,而是历史文献与理论文献的统一,需要用后来的观点修改原先的观点,正式出版的同时才意味着其思想观点的定型。

  

   综上所述,《论十大关系》文本的整理过程受到了各种历史因素的影响,不断打上了许多时代的印记。《论十大关系》的经典化过程,并非是文本完善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随着国家发展政策变化而进行的历史文本修改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作为认识和研究整个毛泽东时代工业化思想的重要历史性文献,《论十大关系》不仅是理解毛泽东时代工业化的一把钥匙,而且对中国的新型工业化路径转型也具有穿越时代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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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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