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论十大关系》文本的形成与演变及其经典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13 次 更新时间:2019-01-26 20:06:22

王海光 (进入专栏)  
1964年,他又按照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的指示,以国家计委副主任身份批评国家计委制定“三五”计划的工作是照搬苏联的框框。正因如此,陈伯达对整理《论十大关系》应是驾轻就熟的。从学养上说,陈伯达不但对中国古代哲学有研究,而且对现代工业也很感兴趣,还有些电子工业领域的专业性知识。这些背景因素和个人因素使陈伯达整理的《论十大关系》具有特定的文风特点,与前后稿本有明显不同。

  

   从整理技术上说,1965年稿本是以毛泽东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为基础,吸收了4月2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的部分内容,加工整理而成的。彭真认为整理得很好。1965年10月30日,彭真将《论十大关系》整理稿呈送给林彪阅看,专门附言说明:“这是由陈伯达主持,根据原始记录整理的。不仅保持了原来讲话的风格,而且尽可能用了原话。”彭真高度赞扬《论十大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系统地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是长期的工作方针”。然而,彭真的高度评价与毛泽东“不大满意”的自我评价之间存在巨大落差。

  

   1965年稿本的题目定为《论十大关系》,各个小标题也大体敲定。如将第十条“国际关系”改为“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与以后的正式发表文本相同。因为这是下发到县团级的党内文件,传播范围较广,在文字处理上非常慎重,隐去了一些人名和数字。据能够看到毛泽东原始讲话的学者讲,在这个整理稿中,原讲话关于对苏联处理农轻重关系和民族关系的批评、对斯大林问题的批评以及对党内高估战争危险、不重视发展沿海地区、照搬苏联行政管理的作法的批评等内容都没有整理进去*。这当然是有意为之的,要留下协调政策分歧的余地。虽然1965年稿本在保存毛泽东讲话原貌上不及1958年中办稿本,但增加了一些辩证法的哲学色彩,理论层次有所提升。从经典化的角度看,1965年稿本的整理已趋于规范化,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增加了哲学元素,提升了理论化程度。1965年稿本开篇就是以矛盾概念来讲“关系”,“这些关系,都是一些矛盾。世界到处都是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在具体论述各项关系时,该稿本也比较注意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且观照到一些技术性问题,如在论证“不发展轻工业就不能发展重工业,不利用沿海工业就不能建设内地工业”的问题时,除了讲沿海工业的技术高、质量好、成本低、创新强之外,还特别讲到了沿海工业要培养40万技术干部的问题,这是其他稿本都没有提到的内容。

  

   二是在论及苏联、东欧等外国党的地方,一般不提名字,采取了回避的处理方式。如在讲到工业与农业关系时,就没有再点名举苏联、东欧的例子;讲国防建设问题时,也删掉了解放军与苏联红军做对比的例子;在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也去掉了“苏联把农民挖得很苦”之类的话;在讲中国与外国关系时,也隐去了苏联和斯大林的名字,只是泛泛而论地说“不可以搞成一种偏向,对外国的东西一概照抄,机械搬运”。

  

   三是对各个对应关系的文本整理,带有了“大跃进”后的反思意味。如在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上,1965年稿本比1958年中办稿本增加了一倍字数,特别强调“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是很清楚的。解放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哪一年的农业丰收了,我们哪一年的日子就好过。这是一个规律性的问题”。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增加了“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1958年中办稿本的重点是如何开发边疆地区的经济问题,1965年稿本的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政治问题。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上,1958年中办稿本讲的是镇压反革命的活动还要继续两年,是从公安工作部署上讲的;1965年稿本强调的重点则是对反革命分子的“给出路”政策,“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都有奔头”。

  

   平心而论,《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所有著作中语气最平和、论理最充分、内容最丰富、政策价值最高的一篇文章,对当时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也有非常现实的政策指导意义。况且,向全党印发学习《论十大关系》是中央集体的一致意见,刘少奇又请示过毛泽东,但最后毛泽东还是只让印发给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并且专门要求文件写上他对1965年整理稿的保留意见。学界一般观点认为,毛泽东此时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无心于经济工作,所以不宜正式下发《论十大关系》。这种解释固然有些道理,但还是从“文化大革命”发生逆推过来的线性逻辑,有些简单化了。除了政治原因之外,还应考量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论十大关系》所言的诸项关系与毛泽东此时大力推进内地“三线建设”和国防工业为重点的方针,在理路上是对冲的,在实践上是抵牾的。同时,1965年稿本对“以苏为鉴”的淡化处理,也与毛泽东当时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想是不合拍的。所以,毛泽东此时不让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应是综合考量党内外、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论十大关系》也被抽象化和标签化了:一方面把它作为毛泽东发展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另一方面又将它作为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斗、批、改”理论武器。如康生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论证毛泽东“全面发展丰富了超过了马列主义”,对哲学的发展是提出了“一分为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就是提出了“十大关系”的理论。康生说:十大关系,也叫十大矛盾,“又是经济学,又是哲学”。

  

   在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运动中,《论十大关系》被推崇为“伟大的划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性的文件”,认为它“丰富、发展并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将“反冒进”作为《论十大关系》的对立面大肆批判。在“斗、批、改”的旗帜下,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发表了连篇累牍的大批判文章,批判刘少奇、陈云、薄一波等人违背《论十大关系》,大搞“反冒进”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诸如宏观经济的综合平衡、企业效益的成本核算、劳动者按劳分配的原则等一些合理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方法,都被批判为“消极平衡”“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是经济领域的“修正主义黑线”。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的党内文件、工作笔记、领导讲话等内部材料流入社会,许多毛泽东内部讲话的资料被群众组织编成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学习材料,1965年稿本的《论十大关系》也由此在社会上传播开来,让普通民众也知道了这篇著名文献的内容。“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民间性质的对毛泽东文稿的编辑和学习活动,在《论十大关系》经典化及其传播史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

  

  

   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大刀阔斧地治理严重混乱局面,消除派性,恢复正常工作秩序,使国民经济形势迅速好转。为了给全面整顿工作树立一个至高无上的思想旗帜,在理论上掌握话语权,邓小平利用主持整理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机会,再次提出了发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事情。

  

   整理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大事项。陈伯达、康生对编辑第五卷一度非常积极。陈伯达曾编辑了一个试选本,但毛泽东不满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取代刘少奇任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中共九大后,林彪委托康生主持第五卷的编辑工作,曾整理出一个送审本,但毛泽东仍不满意。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接手了第五卷的整理编辑工作,由刚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具体承担。整理编辑第五卷的机密性很强,参与范围很小,首篇整理的就是《论十大关系》。这不仅因为《论十大关系》的文本基础最好,更是出于“文化大革命”后期政治形势的现实斗争需要。

  

   整理《论十大关系》文稿的事宜,在康生主持编辑第五卷时就已经开始,因康生有病而拖宕了下来。姚文元也曾试图整理过《论十大关系》,但因学养不足而无法进行。邓小平指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小组负责人胡乔木,首先花力气把《论十大关系》整理好。胡乔木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非常熟悉毛泽东的文风思路。他在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和5月2日两次讲话记录整理稿的基础上,对《论十大关系》文稿重新加以整理,并根据毛泽东以后的思想变化,补充了以前没有整理进去的内容,做了一些文字加工,送交给1975年7月6日邓小平主持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会议读稿讨论。之后,胡乔木又根据讨论意见进行了补充修改。

  

   这次整理《论十大关系》与上次对文稿的整理已相隔十年。经过“文化大革命”内乱的对比,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楚了。《论十大关系》本身就带有拨乱反正的现实政治意义。在7月6日的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读稿会上,当读到“是非关系”中讲的“对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不要幸灾乐祸”这一段时,邓小平有感而发地说:现在很多人就是不实行这一条,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有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不然路线就是空的,路线不是空喊。

  

   7月10日,胡乔木将整理好的《论十大关系》文稿送邓小平审阅。13日,邓小平把文稿转呈毛泽东,并附上送审报告。报告说:“《论十大关系》稿,已经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毛泽东当日圈阅“同意”,但否定了邓小平公开发表的建议,批示说:“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根据毛泽东的两次阅看和两次批示,7月22日,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集体阅读《论十大关系》,并拟定了下发通知。2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经过重新整理,主席已经同意,决定印发全党讨论,全党应作为当前理论学习的重要文件之一。

  

为了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领域的全面整顿,明确工业化建设的一些方针政策,解决无章可循、管理混乱的问题,在邓小平指示和指导下,国务院有关部门相继起草了一批不同领域的整顿文件,如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国科学院起草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这些文件的起草实质上是对《论十大关系》的思想性承继,规制上是对60年代调整时期各项工作条例的承继,所针对的现实问题是整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如1975年8月18日国务院在讨论修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了七条指导意见,第一条就是“确立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到第一位”,同时特别强调科学技术,视其为“多快好省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途径”。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王海光 的专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819.html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3期

9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主题阅读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