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论十大关系》文本的形成与演变及其经典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09 次 更新时间:2019-01-26 20:06:22

王海光 (进入专栏)  
”可见,此时毛泽东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是比较开放的。

  

   厘清这些政策背景,有助于理解“十大关系”各项政策的具体针对性。如毛泽东最初讲的“是非关系”,突出强调的是处理党内关系的“一看二帮”,从这个版本就很清楚,这是以处理高饶事件为背景的。他说:“人家犯了错误,你去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高岗跌跟头就是跌在这上面,他无中生有地说什么四人圈圈,两个摊摊。就算有吧,也应当是一看二帮。但是,高岗不愿意这样作,结果跌倒了爬不起来。” 这就点明了高饶事件起因的“小圈子”宗派问题。毛泽东还说:“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毛泽东点名对张明远等人要“一看二帮”,表明了他在高饶事件处理上要放宽人事的善后态度。在讲学习外国经验不要盲从的问题时,毛泽东又以遗传生物学为例:“胡先骕不赞成李森科的学说,苏联一些同志要我们批评他,(我们)刚刚把人组织起来要批评,李森科倒台了。”这是讲不要对苏联亦步亦趋的道理。

  

   在论述问题的基调上,1958年中办稿本的《论十大关系》最为积极乐观,充满自信。毛泽东认为,我们在这里提出的这些问题,在中国并不很严重,已经引以为戒。中国的农业发展政策要比苏联好,工业发展问题也不大,可以后来者居上。与以后整理的几个稿本相比,这是最能体现毛泽东“弯道超车”思想的稿本,与“大跃进”的契合度最高。同时,这一稿本所记录的毛泽东讲话,语言活泼,视野开阔,思想开明,与他在1957年2月发表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整风讲话原始版相对照,不仅语言风格相似,许多例子也雷同,从中可以看到这两个文件在思想和文风上的逻辑联系。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理论界、经济学界发表了许多文章,宣传《论十大关系》的理论意义,论证毛泽东提出“三个并举”的伟大创举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性贡献。此时讲的“三个并举”即“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报刊的宣传主调是:由于毛泽东正确处理了三者的关系,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呈现了跃进的面貌,创造了在世界历史上高速发展的空前奇迹*。同时,一些坚持“综合平衡”论点的专家学者也受到了批判,如在批判马寅初的综合平衡“团团转”理论的有关文章中,指责马寅初把毛泽东“十大关系”作为他的“综合平衡论”的论据,称“关系”的意义比“平衡”丰富得多*。但对“关系”概念的丰富性,批判者并没有论证。

  

   在“大跃进”的“积极平衡”语境下,《论十大关系》诸项“关系”的内涵,由具体的政策方针而变得抽象化和哲学化了,成为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哲学上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统一性是相对的”来论证经济活动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以“同时并举”“两条腿走路”“发挥两个积极性”的“积极平衡”理论更换了《论十大关系》“协调发展”的本意。抽去了综合平衡的“多快好省”的口号,成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各项“大办”的理论依据,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性后果。

  

   在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的继续“大跃进”,更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毛泽东对《论十大关系》立意的解释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和陈伯达、邓力群等人一起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此期间,毛泽东指出,解放后的几年,我们对搞建设懵懵懂懂,只能照抄苏联的办法,心情不舒畅。1956年春找了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凑,搞出了《论十大关系》。当时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还搞出了农业发展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毛泽东此时谈论《论十大关系》的立意,已不再与“反冒进”和“大跃进”相联系,只是从历史发生学的意义上讲由来,在评价上也低调了许多。

  

   随着“大跃进”的严重后果逐步暴露,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的党内指示,简约地概括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基本脉络,“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1957年反右整风。1958年5月的党代会制定了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开始了“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但是乱子出得不少”。在这里,毛泽东所认为的“乱子”,主要指三个方面:一是混淆了不同所有制的边界,二是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三是在农业上犯了错误。他还肯定了1956年周恩来在“反冒进”期间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毛泽东批评有些人“忘记了实事求是原则”,还检讨自己“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承认自己对如何搞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在随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说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同意3000万吨钢的高指标,“不是发疯吗?”这是极为难得的自我批评。

  

  

   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之后,毛泽东很少再提起《论十大关系》,报刊上也很少出现。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为据,论述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196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下达的《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中,讲到了《论十大关系》中注意发展农业的方针。

  

   鉴于“大跃进”的惨痛教训,中共中央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放到第一位,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生产,首先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周恩来曾把调整任务形象地概括为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它所表达的中心思想,是要把保障民生放在首位,这与《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是合拍的。

  

   鉴于“大跃进”造成的民生凋敝,1964年4月下旬,国家计委提出了关于“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确定以“吃、穿、用”为“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但毛泽东不满意,要求“三五”计划必须把加强国防放到首位,大力进行备战的“三线建设”。他批评国家计委的计划工作还是搞苏联那一套,指责他们搞“独立王国”。国家计委被迫检讨“教条主义、分散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最后,毛泽东设立“小计委”以取代国家计委的职能。这样,“三五”计划的重点由改善民生转向国防战备建设。1965年6月16日,余秋里在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的方针时,谈到有人对把加强国防建设放在首位提出异议,认为违反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毛泽东不以为然,坦然说:“是要违反一下,不违反一下怎么行哩!是倒过来了。农业投资我看还要减。”

  

   在调整“三五”计划方向的同时,毛泽东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号召,试图在国家农业投资减少的情况下,靠大寨大队的自力更生精神发展农业;在缺乏引进技术、国外设备、管理经验的外援条件下,以“两论起家”的艰苦奋斗精神发展工业;在否定物质利益原则的“思想革命化”的前提下,以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工作调动全体民众的革命精神。同时,鉴于“大跃进”高征购的惨痛教训,毛泽东要求“三五”计划必须留有余地,防止再出现“涸泽而渔”的情况。根据毛泽东大力推进国防建设又要兼顾民生的思想,周恩来归纳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

  

   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的结束,第三届全国人大重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毛泽东强调“三线建设”、国防建设第一的指导思想下,继续了“以重为重”的国家工业化发展模式。在社会发展模式上,毛泽东于1966年5月又以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份军队搞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为契机,提出了以“一业多兼”为体制目标的“五七指示”,作为继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模式。“五七指示”是以各行各业“小而全”的社会单位消解大生产社会分工的专业性,以简单劳动的平均主义消解复杂劳动的分工多样性,与大工业的社会化分工精密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三线建设”是对“吃、穿、用”民生计划的修正,“工业学大庆”是对“工业七十条”的修正,“农业学大寨”是对“农业六十条”的修正。在这些国家重大方针的调整与制定过程中,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人越来越跟不上毛泽东的思路。在国家经济政策日趋“左”倾的情况下,《论十大关系》的政策指导性价值重新凸显,再次进入了中共高层的政治视野。

  

   在国家经济建设再次进入发展轨道之际,一些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为了明确国家工业化的政策指导理论,再度提起了整理和发表《论十大关系》的事情,以求建立全党在经济建设方针上的共识。从党内分歧的角度看,这可以认为是中共高层应对毛泽东决策多变的一种因应之策。1965年9月,在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的主持下,整理出一份《论十大关系》讲话记录稿。9月23日,彭真将这份整理稿报送毛泽东,并附上请示报告。请示报告说:“这篇讲话,虽然是在十年前讲的,但因为它系统地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根本规律,对今后工作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建议早日定稿或者先在党内发表。”毛泽东没有立即答复。10月10日,彭真又将《论十大关系》印发给党内高层领导和省、部主要负责人参阅。

  

   在彭真报告上达两个半月后,12月14日,刘少奇在与毛泽东谈话时又提出印发《论十大关系》的事情,建议作为内部文件下发县、团以上党委学习。毛泽东当时表示同意。第二天,刘少奇就印发《论十大关系》一事正式致信毛泽东:“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此件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党委学习”,“望主席再看一遍,并批交小平、彭真同志办理”。但毛泽东此时对发表又有新的考虑,于18日批示指出:“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

  

   196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以中发751号文件的形式,在县团级党委的范围下发了《论十大关系》,并特别注明“不登党刊”。中央批语说:“这个文件是当时讲话的一篇记录稿,毛泽东同志最近看了后,觉得还不大满意,同意下发征求意见。请各级党委对文件的内容提出意见,汇总报中央,以为将来修改时参考。”

  

由陈伯达整理的《论十大关系》(以下简称“1965年稿本”)的历史语境主要是:在“大跃进”遭到挫败之后,经过四年多经济调整,国民经济初步得到恢复,中央重新提出了国家工业化目标,但在发展路径、发展方式、经济社会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陈伯达是这些事情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他跟随毛泽东多年,为中央起草过许多重大文件,对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理论观点非常熟悉。他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主要文件起草者,又是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参加者,目睹了毛泽东从狂热到冷静的起伏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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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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